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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宿命:富豪劫(2)

政府与商人关系将有改变的征兆其实早已显现,但许多人是在肖建华被秘密押回北京、吴小晖失去自由之后,才愿意正视这一事实。就算是先知先觉的王健林,几年前虽预感到大事不妙,但也未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

资本大鳄被斥为“野蛮人、害人精”

习近平接任之后,面对私企富豪坐大之势,一直在考虑如何用“混合所有制”将私企中的优质资本吸纳进国企,将国企做大做强做“混”。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在2014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布以后,就为社会熟悉。但民企对此毫无热情。我在《国企改革:官方民企各有盘算》(VOA,2014年9月7日)中,指出当时民企普遍视“混合所有制”为陷阱,认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权,进去后很可能被“招安”,最坏的可能是被“关门打狗”。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接受新浪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对控股”,“如果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那我不是有毛病吗?不能干这个事。”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之后,民企虽然普遍视混合为“陷阱”,但并不认为会出现“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情景。当时许多海外评论者不看相关文件,以为要推行国企私有化了。针对这类看法,我在《“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VOA,2015年9月20日)一文中,逐条剖析,指出该方案的目的是通过让私企优质资本进入国企、但又不占主导地位,将国企做大做强做“混”。

嗅出危险气味的人开始跑路。从2014年开始,王健林、吴小晖都走上了海外扩张之路,二者的方式略有不同,万达系是通过国内举债筹资,安邦系则是发行各种保险理财产品筹资;但二者本质相同,都是通过国内高负债走“金蝉脱壳”之路。二人公司的高负债情况,我在此前评述二人的文章中都提过,不再复述。

中国当局也不是吃素的,早就看出这些把戏,只是投鼠忌器。2015年股灾之后,刘士余被任命为证监会主席。面对满目疮痍的股市,刘士余说过不少让富豪们惊心的话语,比如:2016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刘士余称,“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刘士余警告说:“挑战了国家法规的底线,也挑战了做人的底线,当你挑战刑法的时候,等待你的就是开启的牢狱大门”。

业界当时普遍认为,刘士余针对的是以恒大系、宝能系、安邦系为代表的举牌最为活跃的保险系资金。还有大胆一些投资界人士,则批评刘士余的言论不当,妨碍金融改革,但并未想到中国政府要重新厘定政府与商界的关系。

中国政商关系之结在哪里?

对商人阶层的崛起,中国政府相当在意,江泽民用“三个代表”理论将新富阶层与专业人士纳入社会基础之后,有过不少官方调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在2010年第4期封面文章《中国新富家族》中曾透露: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

该文总结了中国“新富家族”的构成:“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这篇文章以苏南商人为红帽商人的代表,但“九二派”商人也应该归于此类。“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有趣的是,该文对前两类商人都列举了代表人物,但对第三类商人却未提及一个名字,只是指出:“在国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现几个特点,一是草根商人占绝大多数,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数。对比这两个领域,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篇文章再次将中国政商关系的明暗两个层面摆上桌面:表面上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实质上是官员与企业家、商人的关系。这两层粘在一起的关系,注定了中国政商关系有两重制度诅咒。

中国政商关系的两重诅咒及未能成行的破解

第一重制度诅咒:官员们“家国一体”之利益输送机制。

中共政治就是极权政治,以“三个垄断”著称,即政治垄断、经济(资源垄断)与舆论垄断。这种三个垄断格局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经形成,但那时有权力无市场,大小掌权者最多是房子住大一些,享受特供与子女就业特权。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政府官员掌握的权力可以通过市场变现,即我讲的“权力市场化”。这一点,注定了中国的官员必然会有寻租冲动。如果家人不够能干,就充当权力掮客,官商勾结;如果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中有能人,就自办企业,因为向别人寻租远不如自家人开办企业安全可靠。这就是近几年反腐当中,一个贪腐官员落马,往往导致家庭成员及朋友圈同赴监狱现象的原因。

为了让官员们能够祛除这重诅咒,前些年国内很认真地讨论过如何“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推动政改”。这类讨论从本世纪初就一直存在,但以2012年那轮讨论最为认真,而且加入讨论的有一些颇有名望之人。我曾在《“特赦贪官推动政改”为何不可行?》(VOA,2012年8月3日)一文中分析过此论的来龙去脉。

第二重制度诅咒,则是企业家的原罪问题。

由于中国政府掌握资源分配大权,政府对企业的关系是种“赐予”的关系。所谓“权力市场化”,其特点是“权力”要变现,必须依靠“市场”,两端紧密结合操作。也因此,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成了“造就国王的人”,这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不得不背靠官场的原因。即使是高科技行业的富豪,也不敢说自己可以不依靠官府,因为市场准入、税收、企业年检,每道关卡都可以让商界难过。商界人士都知道,经营好政商关系,意味着掌握了“重要资源”。

从2005年开始,中国商界、学界曾兴起一波关于企业家原罪的讨论,主要观点汇集于《原罪:转型期中国企业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赎》(2007年出版)一书当中。该书将“原罪”归咎于三大原因,即制度不完善和社会转型的先天不足、政策和法律的后天失调以及滋生原罪的社会环境,并列举了对此的三种声音——追究派、反对派和折中派。

这两重制度诅咒,江泽民有心也想破除,美国高盛前董事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以《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作为全书标题,很传神地道出了这一点。但江泽民在推出“三个代表”理论之后,没来得及破除这两重制度诅咒,就已经退休。胡锦涛虽然萧规曹随,在两会代表中增加不少富翁,但根本不愿意着力破除这两重制度诅咒。然后,中国迎来了习近平。

并非说笑:江泽民“改变了中国”,习近平正在慢慢改回去

自2013年习王反腐以来,不少省部级高官纷纷倒下,依附他们的商界朋友也纷纷入狱。今年以来,炮口对准了中国富豪的极品——资本大鳄。

在中国三类新富家族中,对付草根型、红帽型,当局不讲客气,均镇以雷霆之威。对付红色家族则只能采取“春风化雨”的柔软手段,在习近平的压力下,他的姐夫和姐姐、朱镕基之子朱云来、温家宝之子温云松都相继退出金融界。对中共前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则将其从中国电力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之位,调到中国大唐集团任副总经理,目前,在该集团领导层中,李小琳排名第4位。

外逃贪官则有猎狐行动。上榜“狐狸”已经被猎回不少,暂时没被猎回的,不少人因应付官司而耗尽财产,正在体验“海外居,大不易”。

中纪委本来在中央机关中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从王岐山任书记之后,对贪官及其朋友圈杀伤力特别大,“宁见阎王,不见老王”,成了中国官场流行语。郭氏推特文革中,参与者就有一些贪官家属与情人。

上述权倾一时的官场大人物及商界富豪,目前正在书写不知道结局的《红楼梦》,只有那些前几年就定居海外的富人与官员家属,他们的“财富故事”可能会有个相对平安的结局。

但如果以为中国的富豪劫来自于王岐山,或者是习王联盟,则是对中共政治制度缺乏深层认识的皮相之谈。一党专制政治最大的特点是不容他人分享权力。美国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曾有一个理论假设,他认为对于一党制政权来讲,主要威胁之一在于“控制自主性经济权力来源的新兴社会集团的兴起,也就是说一个独立的、富有的工商业精英阶层的发展,导致了精英的分化”。

商界精英们考量自身与中共政权的关系时,必须好好领会亨廷顿这一观点。江泽民确实用“三个代表”理论改变了中国,但习近平正在把被江泽民改变的中国慢慢改回去。

王沪宁历经江胡习三朝,是中共重要的理论化妆师,他曾经用“三个代表”取代了三个革命阶级(工农兵),他今后的重大政治使命,我猜想就是如何悄然抹去“三个代表”,为中共寻找新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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