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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遭遇“政变”与中国变局路径图

二〇一七年七月中旬以来,习近平异动频频引起中国观察家高度关注,人们纷纷揣测这些事件背后的事实和意义。笔者认为,中国政局诡异微妙的情况下,人们需要更大的想象力,才能合理推测和揭示真相。为此,笔者冒昧估测:习近平正在全力粉碎十九大前反对者的政变。目前中国政治博弈表现出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新格局,中国即将发生的变局也会循新的图式演进。

七月中国政坛异动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专人赴重庆宣布,陈敏尔接任重庆市委书记,重庆各地洗刷原书记孙正才的印记,这表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落马。接着,坊间传言,孙政才是七月十三日在北京开会时被约谈,但官方迟迟没有正式解释;只有海外媒体传播各种流言。除说孙有违背政治纪律、贪腐、男女关系问题之外,还传言他的秘书、妻子和司机一同被扣押审查。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权威媒体新华社才发布一条简短消息。显然,这与过去先抓周围人再充分造舆论最后水到渠成抓人立即宣布理由不同。笔者综合上述反常迹象认为,孙政才是在京开会时与习近平发生冲突而临时被抓,因此举措仓促,且至今善后措施也没完全到位。

孙政才被抓后,习近平立即召集一次高层会议。据报道,七月二十六日,中央为各省市领导举办一次规模少见的集体学习。与以往学习不同,学习地点没有选择党校,而是军队绝对控制的京西宾馆。与会者也不是什么轮训学习班,而是几乎所有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和各地重要官员,会上禁止参加者作任何记录。会后,北京高层又故意通过各种渠道透出这次会议的一些信息,会议传达孙政才的问题,重申严明政治纪律,十九大前最大政治就是警惕和防止野心家挑战习核心。这不仅佐证孙政才的问题是一次挑战习核心的突发事件,而且是习近平严厉宣布政治禁令。

这个诡异的高层会议刚完,七月三十日,习近平在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一次阅兵。这次阅兵的总指挥不是朱日和训练基地所在的北部战区军事长官,而是拱卫京都的中部战区军事首长。阅兵消息是阅兵前十几个小时才发布,据直播阅兵的中央电视台报道,参加阅兵的部队都是刚结束实战演习的部队;演习是各战区的红军轮流对抗蓝军。从画面看,参加阅兵的一万两千人的个头和身段显然不是一个建制中参差不齐的兵员。如果比较参加阅兵的将军职位和口头报告,并以将军身高为参考,这次阅兵显然是集中挑选的全军精锐,很可能是全军精锐全部集中于此。这次阅兵的唯一阅兵者是习近平,没有其他常委,受阅官兵不再喊传统称呼首长,而是问候习近平“主席好”。还有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阅兵前,中央规格的文艺团体到基地慰问参阅官兵。显然,这支军队在解散前直接效命习近平。

习近平正在弹压政变

综合三个异动,笔者认为,习近平刚刚粉碎一场未遂政变;或者正在弹压一场预谋中的政变。联想到此前习近平在二〇一七年七月三日至八日曾外访俄罗斯和德国,笔者估计,那些想在十九大前或十九大上挑战习近平的力量开始行动,图谋政变。孙政才在其中是重要角色。后来的高层会议和军队精锐集中,都是为了弹压政变。

即使没有这三个异动,中国政局的现实态势也该出现推翻习近平的政变。习近平上台五年,先紧紧控制纪委—政法——军队系统,然后以反腐名义整肃党内三十年形成的各个山头,许多骨干甚至被灭十族,初步确立了他在党内的独裁者地位。然而,由于中共人事基本格局仍然是江胡两朝的布局,习近平还无法全面控制党国,既有的权力也可能会得而复失,甚至被推翻。特别是经济、宣传和地方系统,他虽然可以暂时震慑稳住,但远没有纳入自己的系统,一有风浪,他们会颠覆习近平。他需要在中共十九大上确立领导核心绝对多数,然后自上而下清洗所有异己,要确立习近平的绝对权威。过去四年多经验使得其他力量也明白,一旦中共十九大后习近平成为绝对权威,他们会因贪腐而被灭十族。十九大前,他们必须拼死抵抗。这是政变发生的基本动因。

还有其他证据表明,习近平正在与政变苦斗。目前,中国铺天盖地地造神习近平的个人权威,急速改写人事提拔成规和其他中共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反腐进入金融领域。这些都是本该在十九大之后做的事情,习近平不顾十九大前忙碌的时间表提前在十九大前做。表明这些领域出现足以威胁他统治的政变。即使这个政变还没发生,也是蓄势待机而发。

政局变迁路径图

笔者曾长期参与体察中国政局变迁的动力机制。到哥伦比亚大学后,主要研究各国政治转型,以此分析中国政治转型的演进格局。现代政治转型的路径是:大规模政治风潮破局结束旧政体——圆桌会议制宪建立新政体——大选行宪巩固新政体。中国目前阶段是如何破局。在哥大,笔者就知道,西方政治转型的理论无法解释中国政治转型。迄今为止,西方的政治转型都是探讨非极权社会的政体民主化,在这些政体中,多元利益和多样意见存在。转型前,这些政体中统治集团内部有不同派系,社会有独立的力量掌控着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军事资源和制度化活动方式。这些国家有体制内促成转型的势力和方式,西方政体转型理论无法解释中国政体变化,中国与西方理论研究过的政体不同,在数千年大一统集权政治中,中国体制内没有促成体制转型的大规模组织化力量。在中共建政后,中国基本完成工业化和都市化。古代集权政治体制加国家掌控经济资源、组织空间和信息渠道的极权体制,产生共产党专制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你看不到任何体制内变革力量可以生成和发展的空间。因此,西方观察家普遍对今天的中国政治民主化没有信心,因为统治集团和党国机器中没有变革的力量的规模存在和活动迹象。

近年来,笔者从中国两千年古代中国改朝换代和现代革命的政治史中,找到理解中国政体变革的机制的线索,并以此探讨未来变革的路径。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机制是:当朝廷堵死言路和灭绝异己后,体制内不再有启动变革的组织化力量的空间;此时,江湖盗匪成了启动变革的力量。中国两千年变局,如果不是外部入侵,都是从盗匪造反起义打破专制统治的紧密控制。然后,有抱负的封疆大吏、地主豪强、朝官士子见机跟进,结束一个强大的暴政。中国辛亥革命的革命者也是与江湖会党结合,才制造了一些震动朝野的事件。

中共建政以后,不仅是高度集权,而且将所有资源都国家化,现代国家组织加上工业革命后的技术,彻底消灭了江湖。这是中共统治比古代王朝统治稳定的主要原因。但改革后,中共严密极权统治出现了缝隙,出现独立的经济组织和资源。笔者近十年一直讨论,民间群体事件风起云涌早晚会酿出大规模政治风潮;风潮撕裂统治集团,然后启动转型。年初以来,海外“爆料”揭露中共高层腐败,掀起舆论关注,这为党内其他力量活跃提供机遇。笔者以为,开放将中国纳入全球化,中国政治博弈的空间已经是整个世界。那些中共无力剿伐的西方就是古代的水泊山林。

《动向》2017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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