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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主编杨伟东自述心路

*杨伟东再次提出去台湾旅行申请,能否成行被关注*

在前面节目中播出了对香港溯源书社出版的多卷本访谈录《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主编、在北京的艺术家、独立制片人杨伟东先生采访的第一、二两部分,今天请听第三部分:杨伟东自述心路。

杨伟东先生在前面节目中谈到新书《立此存照》第四卷-香港卷在香港‌‌“占中‌‌”和平抗争期间出版面世,而他自己被限制出境,原计划10月中旬启程的台湾之旅未能成行,也无法出席在香港举行的新书发布会。

日前他再次向当局有关方面提出去台湾旅行的申请,能否成行,尚在各方关注之中。

*杨伟东:最初25人的工作班子,很多人被吓跑,现在只有我爱人帮助摄影*

以下请继续收听杨伟东先生受访录音,谈他的多卷本访谈录《立此存照》与他个人的经历,以及其间的关系。

主持人:‌‌“请问您现在是全力以赴在做这个,还是有其它工作?‌‌”

杨伟东:‌‌“我把过去的工作都已辞掉。现在每天都在做这个工作,如果没有采访的话,我整理文字。原来我自己有25个人,一个班底。‌‌”

杨伟东先生说,2012年12月,这个工作班子里的人都被吓跑了。

杨伟东:‌‌“我周围的人全给吓跑了。像最后一个给我做文字的编辑,他被新华社给‌‌‘开除’了。新华社新华网找到他,让他自己说‌‌‘你到底干什么了?’他说不出来时,找他的人最后说‌‌‘要不就是我们开除你,要不就是你自己主动辞职’,没商量被辞了。

他跟我说‌‌‘我现在没法帮你了,我还要养家糊口,我自己有贷款,我必须要工作’。说是新华社对他这件事都很关注,一直是公安局介入了,等于恐吓嘛。

他们最后的目的就是把你周边的人全部给你肢解,看你杨伟东还有没有能力把这本书给编出来!

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说——最后剩我一个人我还要继续往前走。‌‌”

主持人:‌‌“现在还剩几个人帮忙呢?‌‌”

杨伟东:‌‌“现在助手没有了,就我一个了(笑)。我爱人帮我拍拍照片,就是在第二页,封三吧,是‌‌‘图片摄影杜兴’。‌‌”

主持人:‌‌“您预定是出多少卷呢?‌‌”

杨伟东:‌‌“我按每一卷是(记录对)三十个人(访谈)算的话,应该有二十多卷吧。‌‌”

*杨伟东:从头道来,经历与家事,父亲被打致缩短寿命,我开始审视自己内心*

主持人:‌‌“我们既然谈到书的进程,再从头道来,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早年的经历和怎么把注意力放到做采访录?‌‌”

杨伟东:‌‌“我是1994年底从俄罗斯(结束学业)回来,当时所学的专业是建筑和室内设计。回来后我一直在做室内设计和建筑规划、设计。到2006年,我在做一些跟当代艺术没有发生关系的事,跟生意是发生关系的,只不过就是用一种艺术的手段去赚取我的生活费。

我是2007年我父亲被打以后……最后因为被打,导致缩短了他的寿命,这样就开始审视我自己——内心扭曲。

因为我的生活状态也不错,可以说在国内来讲,虽然不是亿万富翁,我也是生活很好的阶层的人。但我感觉自己生活压力很大,总感觉有一种危机感,就是我必须拼命去挣钱,只要是停下来,生活质量就要掉下来。

我父亲这事出来以后,我就开始审视我自己,到底是我们自己不努力的问题呢,还是这个社会的问题?‌‌”

*杨伟东:从‌‌“红二代‌‌”父母经历看现实与教育相悖,为什么讲真话殃及自己和家人*

杨伟东:‌‌“因为我父亲、我母亲也是‌‌‘红二代’,在这个国度里,尤其像我父亲这个身份,应该是很受尊重的……他这个群体,最后也变成可以任人摆布。而且我又跟国家体育总局在谈人生命的问题时,(他们)对生命的无视……我就突然感觉到,社会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跟我们原来(受)的教育和当时的理想完全相悖。‌‌”

主持人:‌‌“您父亲是‌‌‘红二代’,而且您说他本来也有可能过很好的生活,那是怎样一种情况使他后来被打,以至于再后来过世?‌‌”

杨伟东:‌‌“我的祖父叫杨梓材,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的父亲叫杨克同,我的母亲叫薛荫娴。当时我祖父的家庭按大陆过去划成分来讲,应该是个大地主,他是有文化的人,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当时的动机和理想是什么?

后来我听我母亲讲,我祖父对我父亲的期盼是他长大后能当个拖拉机手。这可能是从苏联那种思想模式里得出来的,(希望)他去开拖拉机。后来我的祖父被评为‌‌‘革命烈士’。我父亲和我母亲是在延安保育院、延安保小……就是中共干部子弟学校长大的,从小一直到大学毕业,是共产党培育起来的。

我采访母亲的时候她说‌‌‘我们那时上学,就是要作一个诚实的人,作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母亲、我父亲都做到了,但是为什么就不可以说一句真话呢?

过去包括我在内,在共产党教育下都是叫我们要讲真话的,现在讲真话,我父亲的命没了!

就是因为我母亲在七十年代(在国家体育总局工作)抵制兴奋剂,造成我们整个这个家庭……我母亲的工作待遇……包括我弟弟的工作给丢掉了,都因为我母亲抵制兴奋剂。

我说,为什么?‌‌”

*杨伟东:母亲受迫害;弟弟医科大学毕业,丢工作后至今不能从事医生工作*

杨伟东:‌‌“我妈在国家体育总局是个非常优秀的医生,到最后职称会出现问题;我弟弟是最后一届公费的大学生,他是北京医科大学……现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毕业生,分配到国家体育总局,这是1993年。

因为我母亲当时跟国家体委训练局关系已经很僵,我弟弟还是来了。训练局对我母亲打击报复,没有任何理由把我弟弟给开除了。

我母亲没有(被)解聘,她抵制兴奋剂所带来的这种迫害就是,比如说职称,工资、住房,包括从一线的医生给从一线退下来,不让出国,国外邀请我母亲去讲学,包括去美国,最后都不让去。‌‌”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弟弟工作了三个月之后……他是大学正常分配吗?‌‌”

杨伟东:‌‌“正常分配。像我们毕业的时候,如果分配到一个单位,那个单位觉得‌’你不符合我们这儿的分配要求‌‘,应该打回原来的学校进行二次分配,这是中国人事方面的程序。他没有,他直接把我弟弟给开除了,把档案给扔到‌’人才交流中心‌‘,我弟弟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从事医生职业。

我母亲心里很纠结的地方就是,因为她的原因,把我弟弟一个医生,最后无法从事医生的职业,我父亲也是一样。

我母亲是……现在叫北京体育大学(原是北京体育学院)运动医学系毕业的。‌‌”

*杨伟东:我1989年读大二,因参加学运被开除,后到俄国学习三年*

主持人:‌‌“您自己在中国是哪所大学毕业?‌‌”

杨伟东:‌‌“我没毕业。我是1989年参加了学运以后,1989年被开除了,是在北京教育学院(美术系),读二年级。

主持人:‌‌”您提到后来到俄国去学习,有没有上正式的大学?‌‌“

杨伟东:‌‌”我当时是上的圣彼得堡国立工艺美术学院室内设计系,我没读到学位,一个是经济上的原因;第二就是当时我也比较迷茫,就感觉学工艺美术跟学艺术的话,跟我原来在国内当时的那个专业还是有距离。就是这个摇晃当中,后来就放弃了,以后就回来了。

我1991年去的。‌‌“

主持人:‌‌”1991年,苏联解体前还是后?‌‌“

杨伟东:‌‌”后。(1994年底结束学业)后来我又在15个(原)加盟共和国走了一圈,我是1995年1月3日到的北京。‌‌“

*杨伟东:父母亲为弟弟的事在体制内上访十几年无果,2007年9月25日父亲被打*

杨伟东:‌‌”我父亲被打是2007年的9月25日。‌‌“

主持人:‌‌”您父亲当时是已经退休了,还是怎么样?他(大学毕业)后来做什么工作?‌‌“

杨伟东:‌‌”我父亲退休之前是在轻工业部的中国传统食品公司工作,当时是工程师。我父亲是在上海科技大学生物化学专业毕业的。

因为我母亲跟我父亲就我弟弟这个问题一直很纠结。从我弟弟被开除以后,一直在上访。‌‌“

主持人:‌‌”您弟弟被开除是哪一年?‌‌“

杨伟东:‌‌”1993年7月份。他们等于说是在体制内上访,每年都去。当时我知道这件事,因为我母亲和我父亲都属于‌’不食人间烟火‌‘的(笑)那种知识分子,人际关系根本就不明白,我劝是没有用的。退休以后也是每年都在上访,每年人家就是永远不给答复。

他们就永远的写这种报告,说‌’你招(我弟弟)杨伟中进来时,杨伟中跟训练局,包括跟当时北京医科大学他们共同三方签了这个人员他们接收的《协议书》,那为什么又提出来这不符合你的规定呢?

这个《协议书》的原件我这里就有。‌‌“

主持人:‌‌”您的父母亲等于在体制内上访了十多年?‌‌“

杨伟东:‌‌”从1993年。‌‌“

主持人:‌‌”14年,然后父亲被打?‌‌“

杨伟东:‌‌”他是1996年退休的。2007年的7月2日做了一次脑颅开颅手术,因是脑瘤,手术很成功,但脑瘤切片是恶性的。医生说因为我父亲身体非常好,如果存活,医生推算应该是至少能活到2009年。手术结束后恢复阶段非常好,我母亲帮助我父亲调养,包括吃中药。记忆中枢、四肢都恢复得可以下楼去散步,也可以在电脑上看一些文章了。

就是到了9月25日,训练局来了8个人,以训练局副局长叶秋利为首,说是来看望我母亲,对我母亲前一段时间提出的诉求,他们有一个答复,就是说我母亲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无稽之谈,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这么说了以后,他们8个人跟我母亲一人在我们家里面,开始等于围攻我母亲。后来我父亲从床上爬起来,那个叶秋利,男的,就推了我父亲一把,我父亲当时就摔到地上以后就休克了。他们一见这种情况,出事了,赶紧就闪开了。‌‌“

*杨伟东:父亲两个多月后去世,我不能给自己留问号,要弄清事情,直到开始拍片*

杨伟东:‌‌”那时我在外边,太太打电话给我,说家里出事了,让我赶紧赶回来。我回来后叫救护车把我父亲送到医院。父亲记忆开始模糊,说话语无伦次(12月2日去世)。先不谈我父亲是否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在治疗这段时间,我父亲单位没有给医疗费,到最后丧葬费、抚恤金,我们没有拿到一分钱。

我就发现,共产党怎么连死人的钱都坑啊。

就是这件事,包括我母亲这十几年如一日每天在为我弟弟这事奔跑、申诉,没有答案。综合在一起时,我发现这个社会出现了很大问题,伦理道德没有了。

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发现一个问题之后绝对不能给自己留一个问号,我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拍这个片子的动机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主持人:‌‌”您怎么又提到拍片子?‌‌“

杨伟东:‌‌”因为我父亲被打倒以后,从10月份,到2008年3月份,我找了国家体育总局,谈了7次,7次录音我都有,我就发现什么都不承认了。就是说这人啊,只要你当时没有任何影像和录音记录的话,他可以推翻,他可以说‌‌‘我什么都没说过,什么都没有做过’。后来我没办法,开始拿录音笔,每次谈话我开始有录音,包括跟警察的对话我也有录音。

我拿着录音笔去录音的时候‌‌‘首先对我自己说出的话负责任,同时你对你说的话也要负责任’,当时的动机是这个。

后来在那个时间段之内我感觉,光录音是不够的,因为我总是在找这个真相嘛,我就干脆买一台摄像机,开始采访我母亲。

我母亲就谈,为什么……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妈那套日记就出现了,再还原每一天的那种场景、当时涉及到场景里的人,这样我就又把我妈日记里(所记事情)当中的这些人请来,证实我母亲说的这些话。就从这儿才开始拍这个片子,这是一开始的东西。‌‌“

*杨伟东:2008年奥运会管制严,我周围有警察,体育人士不敢受访,我才转向问社会*

主持人:‌‌”从拍片子怎么又到做访谈录,然后把文字成书?‌‌“

杨伟东:‌‌”因为当时的访谈就是对世界冠军、药剂师、医生、教练员……当时采访这(些)个,因为到了2008年时,我周围就有警察,2008年奥运会嘛,他们不愿意发生事情。所以后来我再采访体育界这些人士时,都不敢说了,也不愿意接受采访了。

这时我已经在这个影片当中开始投入了,如果我停止了,等于说我前期这些工作就白费了。这时我就开始把过去的访谈来回看,看完后感觉,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拿出来去问全社会,看看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主持人:‌‌”我理解,最初您转向做记录用影视手段,是因为父亲被打后来过世,而父亲被打是因为母亲揭露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对运动员使用兴奋剂……‌‌“

杨伟东:‌‌”他这个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不光是在训练中,在比赛中(也)使用兴奋剂,奥委会的定义是,只要是我们机体内不存在的东西,摄入进来在运动员身上使用的属于兴奋剂,是非法的,因为他(中国体育)加入奥林匹克,已经签了这个协议。

作为纪录片导演来讲,影像是最终的一种表达。

原来,我的专业在国内是学油画的,对当代艺术的理解在2007年以后还是有一个很深刻的这么个认识,就是我把这个行为完全当作当代艺术的一种方式来做,一个就是有纪录片的方式、影像的方式去呈现;第二个就是用照片;第三个是用文字。这样可以记录我整个行为过程。我是从这个角度去开始设计的。

我1984年到1987年时在北京二零一职业美术高中学的三年美术,当时在油画专业。从1987年到1989年是在北京教育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学习。‌‌“

主持人:‌‌”后来您真正从事……以这个为行当,或者说专注在这个专业上是哪个时期?‌‌“

杨伟东:‌‌”其实我从1989年被开除以后,因为首先要生存,就跟这个行当已经脱节了。但是,零星时还在画画儿,已经不是一个职业艺术家在做了。因为面临的是生存问题,我每天都得去挣钱嘛。

到了2007年采访这些人之后,我就发现我母亲这件事我觉得是一个很‌‌‘出彩儿’的事情,就是说要采访下去的话,绝对是一个很当代的事情。我说,我要用一种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话,可能我又要回到艺术行业里,这也是我很久的一种梦想。

可能就是因为我父亲的死给了我这种勇气,又回到我的行业中去。‌‌“

*杨伟东:卖掉房子踏进‌”无底洞‌‌“,作最坏准备,把过去的采访资料全都送到美国*

主持人:‌后来怎么样过渡到文字,然后转向问社会?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个计划,并且开始访谈?‌‌“

杨伟东:‌‌”从2008年开始以后我有将近半年时间在思考,在看我采访的这些人的录音(录像)——医生啊、教练、运动员的这些东西,总结出这些问题以后,我就开始设计。得有两、三个月吧,我不寄(希望)于能挣多少钱,但是至少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吧……文字这块儿……但是我的投入非常大,最后就等于把我的三套房子都给卖掉,维持这个前期的开支。‌‌“

主持人:‌‌”您讲把三套房子卖掉,是为了做这个书,还是做影视?‌‌“

杨伟东:‌‌”是做影视,我2008年卖的,当时我已经采访不了体育界的人了,因为2008年奥运会,管制非常紧,有些人就害怕了、胆怯了,或者也可能受到一些警告,这都不好说,我周围有警察跟着我。‌‌“

主持人:‌‌”您把房子卖掉之后,您自己还有自己住的房子吗?‌‌“

杨伟东:‌‌”我现在是租的房子,工作室。前期拍体育界那些人士的时候,我当时已经在投入了。我知道这是一个‌‌‘无底洞’,既然踏进来了,我就要给自己找个说法,画个句号,我肯定要把这件事做完。

虽然我这个年龄对历史当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能够感受到,我自己就被迫害过。1989年时,说是‌‌‘不秋后算账’,最后还是‌‌‘秋后算账’了,我就是受害者(笑)之一。共产党那套东西,那种把戏我很清楚。

到2008年我开始设计的时候,肯定设计了一个最坏的……因为采访这些各界的人,我也可能变成一个被警察关注的人,有可能我的家被抄……这我当时都想到了。我的设计就是在做这件事之前,把所有过去我采访的那些资料,包括我母亲的日记,全都送到美国去了。‌‌“

主持人:‌‌”这一点您愿意公布吗?‌‌“

杨伟东:‌‌”我愿意公布,没关系。警察也知道。‌‌“

*杨伟东:未来计划与起初工作回顾*

主持人:‌‌”那您做访谈,一开始目标就是500位还是怎么样?‌‌“

杨伟东:‌‌”当时就是500位。‌‌“

主持人:‌‌”您想选些什么人访问他们?‌‌“

杨伟东:‌‌”当时我划分了两类人,一类人……因为我在社会上做过工程嘛,一类人就是这些工人和农民,(问)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很简单,但是我想听他们说;还有一类人就是知识分子,像我妈妈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怎么样看历史、看教育、看你(自己)的经历,把你的经历说出来,我想听。我觉得,从我的能力,包括说服人的能力来讲,说服知识分子可能要比说服工人农民接受我的采访更容易。‌‌“

主持人:‌‌”您到目前为止采访了多少位工人农民呢?‌‌“

杨伟东:‌‌”我没有采访。因为当时我想,工人农民要比知识分子更敏感,这个阶层完全就是中国的……要比敏感的知识分子还要敏感,所以我先把最敏感的事情放在后边,开始采访知识分子。‌‌“

主持人:‌‌”您现在采访了三百多位,还没有采访工人农民吗?‌‌“

杨伟东:‌‌”对,没有。因为现在我已经被关注了,我再去采访他们的时候,那就完全是跟警察……跟他们这个主流意识完全对立了。‌‌“

主持人:‌‌”您认为采访草根对您风险更大,是吗?‌‌“

杨伟东:‌‌”对。‌‌“

主持人:‌‌”那么回过头来再说知识分子,您是怎么样选择采访谁,不采访谁?‌‌“

杨伟东:‌‌”当时我还划定了年龄段、把他(被采访者)的知识结构啊……但是后来我越来越采访觉得,统计学的指标就是150到300人已经是一个‌‌‘大样的社会调查了’,这时候其实年龄啊、职业啊,已经不重要了。就是说,你要能采访到300人的话,这个样本我认为完全可以说明中国知识界、思想界这些知识分子思考的方向是什么。‌‌“

主持人:‌‌”您邀约了以后,不接受您采访的占您发出邀请的百分比是多少?‌‌“

杨伟东:‌‌”百分之七十不接受我的采访。‌‌“

主持人:‌‌”这些人有什么特点?‌‌“

杨伟东:‌‌”这些人百分之八十以上,包括一些非常知名的、在电视上出现的学者,说‌‌‘我们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没有研究’。‌‌“

*杨伟东:对受访者主要提十一个基本问题*

主持人:‌‌”那您的问题是怎么设计的呢?‌‌“

杨伟东:‌‌”我不可能……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是个作家,我要把这个人的作品全都看一遍,再去问他,我没有时间。我只能把这个问题设得非常大,让他们自己去谈他们亲身经历的问题。‌‌“

主持人:‌‌”也就是说,您这个有一点像‌‌‘问卷调查’的意思?‌‌“

杨伟东:‌‌”对,对。我向全社会发出了这些邀请当中,我提出11个问题——你怎么理解劳动?你怎么理解历史?你怎么理解人性?你怎么理解道德?你怎么理解文化?理解教育?你怎么理解科学?理解生命?理解世界?理解秩序?理解信仰?就是这11个问题。只要是愿意接受采访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经历,不用再提示他们,他们自己就说了。我基本上就是拿着摄像机拍就可以了。‌‌“

*杨伟东:从影像到文字,《立此存照》第一卷出版*

主持人:‌‌”您原始的记录到现在为止不仅是声音,还是带形象的?‌‌“

杨伟东:‌‌”全部带影像。‌‌“

主持人:‌‌”然后再形成文字?‌‌“

杨伟东:‌‌”对,形成文字,我跟每个人都签了一个协议,对受访人有四个承诺。

一个就是这个访谈结束后,我要给他(她)提供一个录音资料、影像资料。我们把文字整理完成之后,会把文字发给他,由他来删改以后,作为我们出版文字的依据。他们可以加,但是我从来不加。还有一个承诺就是,我们在剪辑影像完成之后,会把完成的资料给他(他),他(她)看过后,同意不同意,如果不同意,就不发表。‌‌“

主持人:‌‌”是永久不发表吗?‌‌“

杨伟东:‌‌”不是。‌‌“

主持人:‌‌”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再发表也要经他(她)过目,在他(她)认为合适的时候,但是您存了。是这个意思吗?‌‌“

杨伟东:‌‌”对,对。影像的冲击力、震撼力比文字大得多。我当时想,如果我要是实现采访500人的话,我肯定先不出影像这一块,这样(先出影像)的话我会跟警察、跟这个社会造成一种很直接的对立,会影响到我的拍摄进度。

所以,我就在警察抄了我的家之后,才开始出第一卷书。告诉社会,有这么一个人在做这么一件事,受到了干扰,而且这个人还愿意继续往下做。在没有完成之前,我并不想跟警察和这个社会发生非常直接的冲突和对立。而且这些问题我认为也并不是很直接对抗这个社会的一件事。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文字(工作)的开始。‌‌“

*杨伟东:《立此存照》前三卷对大陆人士访谈,印象最深的事*

第一卷——

杨伟东:‌‌”第一卷我最感动的是蔡定剑,(他后来)去世了。我跟他约了有将近四个月,我们在打电话时,他已经化疗了。当时头发已经没有了,癌症。当我们在采访他的时候,可能就是为了我们这个采访,他把头发给蓄起来。在我们采访的三个小时过程中,停顿了四次,他每次都在吃药。最后他的那种对社会的无奈啊……我看到他是挺伤感的一件事。

像我采访一些老的过去的革命者,都九十多岁了。在第一卷里,比如说何方先生、资中筠先生、很著名的伟大的哲学家张春英先生,这等于说是两类人吧。

一个就是专攻学术的,他接受了共产党的那种思想之后,为了追求自由民主、反对独裁……他说‌‌‘怎么现在也跟过去一样了呢?’这是当时一个大学生进入中共这个行列,八十多年后的一种看法。

对于这些革命者来讲……像何方先生他们,他说‌‌‘我追求了一圈以后,又回到了原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觉得他的一生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是第一卷。‌‌“

第二卷——

杨伟东:‌‌”第二卷,比如说像丁子霖,原来只能(在)文字上读到丁子霖这个人,但是近距离去感受的时候,我看到丁子霖,她就像跟我母亲是一样的,她为了她儿子,我母亲是为了我父亲。这种感受我是没法形容的一件事情。‌‌“

第三卷——

主持人:‌‌”第三卷呢?‌‌“

杨伟东:‌‌”第三卷,像那个……叫蜀平,她是吴玉章的外孙女,因为她父亲是被国民党杀害的,她也是个烈士的孩子,当我问到她信仰时,她说‌’过去我信仰共产主义,现在说不信也可以‌‘,这是一个烈士的后代。

像陈潭秋的儿子也是一样,他对信仰开始迷茫了。

你看看第三卷这些‌’红二代‌‘,还有几个在信仰共产主义的?!

我还采访了一个老先生(笑),我不能说是谁了,最后谈信仰时他说……这不是原话了,就是说,过去的信仰破灭了。但是他在改完之后,是被单位‌’政审了‌‘以后,就(成了)说‌’我还依然信仰着共产主义‌‘(哈哈)。‌‌“

主持人:‌‌”您所说的‌’改完之后‌‘是啥意思?‌‌“

杨伟东:‌‌”我们的访谈被他们单位知道了,单位非要看我们之间那个文字,最后单位帮他修改这些文字,谈到信仰问题时,把他原来那个‌’破灭了‌‘给改了嘛,(改成了)他说‌’我还依然信仰着共产主义‌‘。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这种现实嘛,你只有这么做才能够平稳的生活嘛。‌‌“

主持人:‌‌”那结果正式发表怎么办呢?‌‌“

杨伟东:‌‌”最后,他把稿子给我以后,我当时直接就转给香港了。他后来打电话来问我,说‌’小杨,稿子看了吗?‌‘我说‌’我看了‌‘。他说‌’你感觉怎么样?‌‘我说‌’挺好‌‘。他说‌’为什么?‌‘我说‌’这是你改过的‌‘。他没说话。‌‌“

主持人:‌‌”就以当局允许的这个尺寸放行了,是吗?‌‌“

杨伟东:‌‌”对。如果他执意要把他那句话再重新改回来,他也是有这种能力的,他没有改,他给我了。他想让我可能再去编辑一下,我觉得没有必要,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因为最原始的资料在我手里面,我没有必要再去帮他修改。‌‌“

主持人:‌‌”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仍然被扭曲之后出现,您是这个意思吗?‌‌“

杨伟东:‌‌”对,对。‌‌“

主持人:‌‌”这种情况多不多?在整个这前三卷书里?‌‌“

杨伟东:‌‌”不多。我们采访完‌’红二代‌‘里有一个叫钱行行的,钱老师,谈得非常好,老太太也很有激情。但是谈完之后,她看到我们给她发过去的文字,她主动打电话找我,说‌’伟东,我不能发表这个文章,请你理解‌‘,她说‌’如果我发表了,会对我的孩子有影响‌‘。那我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主持人:‌‌”她的名字和这句话您觉得能公布出去吗?还是隐去她的名字?‌‌“

杨伟东:‌‌”她这个理由已经在我书里面记录了,名字也记录了。

*杨伟东:采访到现在,跟我当初的动机已经远离,由家而国,知道真相,完成理想*

杨伟东:‌‌“采访到今天来讲,其实我心中的那种迷茫和困惑已经给解开了。现在这种采访,跟我当初时动机已经远离了。‌‌”

主持人:‌‌“怎么讲?‌‌”

杨伟东:‌‌“当时有很多很多纠结是在于我们这个家庭,尤其是我父亲受的这种伤害,我为了我父亲的尊严去采访这些人。当我采访到这么多人的时候……其实我采访二、三十人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过‌’比我们家还惨的家庭在中国比比皆是,只不过那些人用可能跟我不一样的方式去表达了。但是我用我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这种愤怒和我要了解的真相‌‘。

现在其实真相已经知道了,我要把我这个事情做下去,更多意义上是我要完成我的一种理想。‌‌”

*杨伟东:共产党对中国大陆和香港人民的承诺兑现了没有?*

杨伟东:‌‌“(第四卷-香港卷)我为什么要采访香港的议员?1997年以后,按共产党的话来讲,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了,但是香港《基本法》,共产党对香港人民的承诺,你是要兑现的。你怎么兑现?

共产党向我们中国大陆这些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前的承诺,兑现了没有?

到今天,我通过采访发现,他没有兑现。

一样,那我反过来要看看共产党对香港人民的承诺兑现了没有?香港的议员对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是怎么看的?

我采访过一个在‌’红二代‌‘当中(受访谈话)没有发表的这么一个‌’二代‌‘。我谈到民主和自由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小杨,民主和自由是要有前提的‌‘。

我是采访他,让他说,但是他说完以后,我心里马上就有一个想法,‌’1940年的时候,整个40年代,毛泽东跟共产党你当时提出民主和自由的时候,有前提没有?你对民主自由的那个理解,跟今天我们大家……包括香港人,包括台湾人,我们全世界人,对民主自由的理解是不是一样的?’‌‌”

*杨伟东:我是一个记录者,要把真相告诉大家*

杨伟东:‌‌“这就是我要采访台湾、香港的一个想法,有这个想法我要实施。我现在就是先把整个华人地区采访完。因为不光是中国大陆的人民,也包括台湾、包括整个华人地区对整个中国大陆如何转型,大家都很关注,我是想把这个资料和信息采集到。

我觉得,我是一个记录者,我必须要把我所看见的真相告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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