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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迟早总要来的”

——读《张春桥狱中家书》之二

蓦然回首,10月革命已一百年了,我在读《张春桥狱中家书》时,发现他多次怀着感情说起10月革命,他是1917年生人,正与10月革命同龄,1976年他从权力的宝座上突然跌落,余生凄然,虽以高寿而终,一直活到2005年,还有近30年的漫长时光,但从他的家书中看不出他有什么反省,无论面对国族的命运,还是世界人类的命运,他依然固守着原来的思维方式,以他熟悉的那套阶级论话语思考世事,难得的是字里行间透出了几分乐观和自信,没有阶下囚的丧气和迟暮老人的暮气。当然,他执笔写信的时候,心中也不是没有过虑,因为这些信要经过检查,他并不能完全畅所欲言,但家书还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传递出他真实的思想,窥见他的内心世界。

1998年12月20日,他在写给女儿维维的家书中说:

“有一个问题,都怕谈,又不能不谈,只好转弯抹角地说一点。这个问题就是革命。我欣赏叶利钦,他比较鲜明。在10月革命节,他以沙皇的口吻说:革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早已下了命令,取消了10月革命节,为什么又总是念念不忘这个10月革命,年年在这一天咒骂一番10月革命呢?他心里怎么想,我们不知道。我以为这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好像经过他的金口这样一说,革命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我想,把叶利钦的话改一改,可能更接近实际,接近真理。我想应当这样说: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无产阶级革命还刚刚开始。”

他在信中谈到叶利钦不是第一次,早在1992年1月21日,苏联解体不久,他就在家书说:

“我觉得叶利钦这个人很可爱,他公开讲反对共产主义,雷厉风行地搞私有化,搞市场经济,不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羞羞答答,拖泥带水,明明是搞资本主义,却打着苏联、苏共、‘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类旗号。叶利钦的可爱之处,就是他能够擦亮苏联人民的眼睛,启发人民的觉悟。当然,他的真面目还是掩饰起来的,不然早就被识破了。”

当张春桥红极一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之日,1931年出生的叶利钦还在苏共的地方党务系统默默无闻,1976年才当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那时他恐怕不会听说叶利钦其人。他晚年目睹苏联的解体,共产主义大厦在10月革命的故乡轰然倒塌,对叶利钦当然也不会有好感。他一辈子活在无产阶级革命带给他的生活中,成败毁誉都与这场革命绑在一起,他不能接受革命一去不复返的事实。即使在1998年,他已经81岁,革命仍然是他继续生活下去的有力支撑,此外也就是亲情。他不能否定他心中的革命,所以,他才会说:“无产阶级革命还刚刚开始。”

他的革命想象并没有因时代变化而动摇,回顾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他认为各国资产阶级都已成为反对革命、告别革命的人了,他相信只能靠无产阶级革命,苏联的解体是资产阶级复辟,“并不证明俄国无产阶级当初不该革命,而只是证明俄国无产阶级缺乏经验,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他说叶利钦说错了,“既然10月革命可以突破帝国主义的索【锁】链,为什么不会再一次突破呢?这只是开始,不是终结。”

那时,他通读了150万字的《世界通史》,又不停地关心国际时事,就是想理解急剧变化的这个世界,对于10月革命故乡的变化尤为揪心,他说叶利钦那里的事证明,“气势汹汹地篡夺了苏联劳动人民几10年革命和建设成果的俄国资产阶级也是一批蠢货。”说他们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送给欧美资产阶级瓜分,日子越来越难过。也是在这封1999年1月20日写的家书中,他提到自己读《世界通史》最后的大事年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重大事件,特别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就出生在这些重大事件发生之后,他一生的命运与此相关,他的思想形成与此相关,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情结永远都解不开。他说:“100年,弹指一挥间,谁敢说世纪之初不又是一个革命高潮呢?”他认为巴黎公社、10月革命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试验,“21世纪将会有更伟大的历史连续剧上演!——这就是我在1999年之初的祝愿。”

1999年8月21日,他给女儿写信又一次提到叶利钦和10月革命,他说叶利钦想驾驭矛盾,矛盾却按它自身的规律发展。“10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不过上万人,在矛盾发展到尖锐的时候,竟自能够把旧世界掀翻了。我还是那样想:革命迟早总要来的,也许就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地点。”

我想起1915年出生的顾准,张春桥的同时代人,他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早年卷入革命洪流,1949年后都在上海工作,顾准最初的地位要比张春桥还高,两人后来的遭遇很不一样。顾准在1974年离世之前留下的独白,已经在反省他们走过的这条道路——“1917~1967年,整整50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50年提出了以下这些问题”:

1.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2.1789年、1870年、1917年,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3.1789年、1870年、1917年,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

这都是张春桥当时不可能去想、终其一生恐怕也没有想过的问题,即使那些被囚禁的长夜,也没有令他触及这样的问题。1967年正是他登上“文革”舞台,风云际会的开始。但他们最终的命运又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他们其实都被这场革命吞噬了,只是他们的思想已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从1967年到今天,又过去了整整50年,在10月革命100年后,历史还在提出新问题,张春桥家书中的私语——“革命迟早总要来的”,是否还会有人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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