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的慈善事业屡曝丑闻。去年的“郭美美”事件、“卢美美”事件和“尚德诈捐门”余波未了，最近又出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基金会47.5亿元巨款下落不明、并可能存在洗钱的事。面对质疑，该会负责人居然说这是因为财务人员在做账时把小数点点错了，实际数字应该是4.75亿元。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大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财会电子化时代，这种错误是不可能发生的。于是我想起了发生在1947年的一个类似案例。这个案例在《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中有详细纪录。
陆铿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1919年出生于云南保山的一个世家大族，因为对新闻事业的热爱，还不到20岁就成为《仰光日报》的特约记者。后来他在萧乾的建议下，进入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班深造，1940年毕业后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是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1944年冬，他作为战地记者远赴欧洲，先后采访了纳粹元帅戈林、北洋总理陆征祥等著名人物。二战结束后，他回到南京担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
据陆铿回忆，1947年初傅斯年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文章以后，在全社会引起极大反响。为此他到国民参政会采访，听到参政员们对孔祥熙、宋子文利用权力非法套取国家外汇提出尖锐质询。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他带着报社财经记者漆敬尧拜访了经济部长陈启天。陈启天是青年党人，因此陆铿对他说：“你是青年党的部长，我是国民党的记者，两党合作后就可立即公布案情。”陆铿还说，你这样做可以“为青年党参政争光。”
漆敬尧从经济部商业司司长手里拿到相关的调查报告之后，陆铿于7月29日以“孚中暨扬子等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为题，揭发以宋子文和孔祥熙为后台的两家公司利用特权，在1946年3月至11月间共向中央银行套取3亿3千万多万美元外汇的罪恶。因为当时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还不到5亿美元，所以这篇文章在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有人甚至要求蒋介石应该以唐玄宗为榜样，处死宋美龄以献天下。
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在官邸召开会议。他问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什么会把调查报告泄露给记者，并指示中央宣传部部长李惟果和中央日报社社长陶希圣彻底追查消息来源。那天下午，俞鸿钧派机要秘书黄苗子（后来是著名漫画家）到中央日报社来找陆铿，但没有任何收获。在此之前，李惟果也在电话中向陆铿询问消息来源，陆回答说：“……新闻记者有保守消息来源秘密的义务。”
当天夜里，陶希圣找陆铿谈话，仍然一无所得。无奈之下，《中央日报》以“孚中扬子等公司结购外汇之实数”为题发表文章称：
日前（本月二十九日）本报记载孚中、扬子及中国建设银公司之新闻一则，各报颇有转载，本报对于此项记载，特声明如下之两点：（一）本报记者未见财政、经济两部调查报告之原件，故所记各节与原件当有出入之处。（二）本报记载各该公司结购外汇之数目，有数处漏列小数点，以致各报转载时，亦将小数点漏列。查实孚中公司结购外汇为一五三七七八七.二三美元。扬子公司结购外汇为一八〇六九一〇.六九美元。中国建设银结购外汇为八八七.六二美元。
本来是一起涉及3亿多美元的贪腐大案，经过陶希圣处理，便成了只有300多万美元小事。于是陆铿说：“中央日报在陶希圣的设计下，玩了一个‘小数点’游戏”。
这件事之后，陆铿一直有坐牢的准备。8月上旬的一个早上，中央宣传部部长李惟果来到他家，他以为要送他入狱，没想到却被带到蒋介石官邸。见面之后，蒋介石还是追问他消息的来源，陆没有直接回答蒋的问话，而是慷慨陈词一番。他说：在经济面临重大危机，通货膨胀极为严重的情况下，政府高官不管百姓死活，只顾大量敛财，实在是死有余辜。他还说：宋子文和孔祥熙都是国家重臣，却公然破坏进出口管制条例，进口了大量奢侈品和化妆品，大大损害了政府的威信。与此同时，他还批评了CC系的陈立夫，从而把这件事从国民党派系斗争中切割出来。随后，他和李惟果都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并接受处分，但是蒋介石却连声说：“我什么人也不处分！”
尽管陆铿平安地渡过这场风波，但是到1949年4月，他却因为准确地预测了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地点，被当局以“通匪”嫌疑关进监狱，幸运的是他和于右任、阎锡山关系不错，在二人的斡旋下才被释放。1949年底，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返回云南老家，没想到又被卢汉投进监狱。卢汉起义后，他被新政权监禁5年才获自由。在此期间，他因为揭露过“四大家族”才保住一条小命。1957年反右运动时，已经是云南省政协委员的他被打成右派，并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再度入狱。直到1975年当局决定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在押人员”时，他才被释放。
出狱后，他定居香港并多次返回内地访问，其中最重要的是1985年采访胡耀邦，而这次采访也成了胡耀邦下台的一个原因。1990年，他因为帮助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到达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被中国政府禁止入境。此外，旅美华裔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因撰写《蒋经国传》被暗杀后，他在采访江南的遗孀崔蓉芝时与崔坠入爱河，并谱写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黄昏恋。
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时，我去中央研究院参加纪念活动，承台湾企业家陈宏正好意，与崔女士见过一面。陈先生被柏杨称为“文化界大护法”。1996年，陆铿就是在陈先生的“安排、督促下，才定下心来，回到回忆和忏悔上”的。
（选自智效民著《民国旧梦》，新星出版社，20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