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蒋介石与孙中山一样的没有文化，一样的帮会气十足，虽然他毅然否定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路线。蒋介石结束孙中山的列宁主义路线在于他本能地不喜欢洪秀全式的暴动，真诚地向往曾国藩式的修齐治平。但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惨杀无数卷入那场大革命的青年男女，却又跟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茫然无知有关。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有一万个不是，也不该遭到如此屠戮，更何况他们在精神上和历史意识上大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产物。
本来孙中山基于其江湖出身和帮会意识对于“五四”已经天然隔膜天然无知了，而蒋介石的这场大屠杀更是把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与“五四”永远隔离了开来。“五四”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资源，充满历史创造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谁占有了“五四”的文化资源，谁就将成为逐鹿中原的赢家。
在后来四十年代的那场内战中，为什么是毛泽东取得胜利了而不是蒋介石获得成功，其根本的历史文化原因就在于毛泽东以他生动形象的白话文写作占有了“五四”资源。无知的蒋介石一九二七年与苏联顾问分手的时候，却一点不懂得“五四”资源的重要性。当年陈炯明在广东做领袖的时候，还曾经邀请过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秘书长。仅此区别，便可见出蒋介石文化素质之差，也可见出孙中山在选择追随者时，其眼光里的文化含量是多么的贫乏。当然，也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失败是从他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的。
因此，毛泽东第二个应该感谢的，乃是蒋介石。孙中山的北伐，仅仅给毛泽东创造了走向暴力革命的历史条件，蒋介石的大屠杀才给毛泽东的暴力革命进一步带来了历史的合理性。蒋介石大屠杀的愚昧在于，本来手中就没有多少文化资源，结果还要以血洗陈独秀的“五四”式中国共产党来清算由孙中山勾结苏联暴动专家所犯下的历史罪孽。由于没有文化头脑，蒋介石不懂得面对苏联列宁主义式暴动时，应该区分暴力犯罪和理想主义盲从。就算没有文化头脑，假如蒋介石懂一点毛泽东的统战谋略，他也不致于疯狂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那般地步。
本着上海青红帮脾气外加宁波生意人的小精明从事政治毕竟太狭隘，不要说不懂得在斩断苏联人的魔爪、剔除列宁主义的同时争取“五四”文化资源，就连分化瓦解当时内部四分五裂的中国共产党人，他都不懂；甚至连玩弄一下争取大多数孤立极少数之类的政治手腕，他也不会。
蒋介石到手了北伐成果，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将文化资源拱手相送给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是从陈独秀的手里转送到后来的毛泽东手里。苏联人还仅仅是剥夺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权，而蒋介石的屠杀却在把历史合理性奉送给毛泽东那样的暴力革命者的同时，将陈独秀那样的文化领袖最终逼出了政治舞台和历史舞台。整个过程就像一场魔术表演，一边是陈独秀的黯然退场，一边是毛泽东的赫然登台；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屠刀不知不觉地将“五四”新文化的光环从陈独秀那里挑落到毛泽东头上，致使“五四”话语最后完全变成了毛泽东话语。而且其时，“五四”新文化经由血的奠祭，已经变得如同基督一般神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样的神圣后来竟然又错位成了毛泽东神话产生的历史前提。
历史就是这么的阴差阳错！假如曾国藩在黄泉之下有知，不知会老泪纵横成什么模样。须知，不管蒋介石如何努力学习曾国藩，不管毛泽东如何彻底遗忘曾国藩，曾国藩还是难以被请回到中国历史舞台上来。蒋介石的文化根底实在太浅了，他的文言文写得再像样，也写不过毛泽东的白话文。不说其它，光是比较一下蒋介石煞费苦心写成的《中国之命运》和毛泽东随手挥就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可以明白，流氓再文化也依然流氓，文化人再流氓也依然文化。
没有文化的蒋介石，走不出同样不文化的孙中山给他设定了的历史阴影。虽然蒋介石推翻了孙中山当年定下的联俄联共，但他在政治上的一切还是来自孙中山。他登上权力顶峰之后，不得不将孙中山尊为国父，以此保持权力继承的合法性；不得不继续打着孙中山的旗号，煞有介事地让国人整天背诵所谓的“总理遗训”，以此作为他少得可怜的话语资源。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情结，在蒋介石却是没有孙中山就没有他蒋介石。
就文化头脑和历史胸而言，蒋介石比陈炯明相差太远太远；就治国能力而言，蒋介石又比不上阎锡山；其行军打仗不如李宗仁、白崇禧之流，其传统文化根底上又难以与吴佩孚、段琪瑞之辈相较，就算是比匪气比强横，他也没有东北的张作霖敢作敢为，既坚决反共反苏联，又绝不向日本人低头。孙中山的历史阴影对于蒋介石来说，乃是他的先天不足。
这个一心想学曾国藩的委员长，其政治资本和历史合理性等等，全都是从他那个洪秀全式的前辈孙中山那里来的。孙中山所赏赐的黄埔军校校长一职，成为蒋介石日后成事的全部资本和走上历史舞台的基本铺垫。既然历史已经被孙中山从曾国藩划出的轨迹转回到洪秀全的脚下，蒋介石当然除了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外，别无选择。而他的最后落败退向台湾，也是他的别无选择。或者说，是他那样的文化人格和政治品性的必然结果。蒋介石的传记作者布赖恩·克罗泽十分搞笑地总结蒋介石的一生说：“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真不明白这位传记作者究竟是没有看过希腊悲剧，还是不懂蒋介石其人，竟然会得出如此离谱的结论。
由于蒋介石的这些先天不足，毛泽东自然十分蔑视这样的对手。不管身处如何艰难的境地，毛泽东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把胜利看作是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一个躁动于母腹之中的婴儿。因为同样信奉暴力解决一切，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在蒋介石是不成章法的，而在毛泽东却是自成体系的。也即是说，蒋介石的暴力没有相应的暴力话语，而毛泽东的暴力却有他一整套暴力革命的话语作底。
且不说曾国藩的改革不崇尚暴力，即便是他的那篇《讨粤匪檄文》，蒋介石也没有能力整合成像毛泽东那么完整的套装式话语。毛泽东十分罕见地将马列主义的现代汉语版和中国演义小说中的暴民意识天然浑成为一套革命话语。其中不仅有“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方针，而且还有如何取胜的“三大法宝”，再加上一套套如何改造和控制人们思想的精神奴役术，连同漂亮宏伟的理想主义包装，从解放一个村庄，到解放一个城市，再到解放一个国家，最后还有解放全人类。
其气派，其精致，简直是美仑美奂。最野蛮的行为、最黑暗的心理、最无耻的方式，最牛皮的吹嘘，十分奇妙地组合到一起，构成了一座宏伟精致而又简单明了的话语迷宫。不要说会讲现代汉语的中国人被骗得晕头转向，就连不懂现代汉语的西方人，无论是美国记者还是法国政客，也都被唬得两眼昏花，不说五体投地，至少觉得神秘莫测。
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绝对不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毛泽东凭借其话语构建能力所玩弄的那套帝王术，说穿了也是很简单的。比如，他擅长于对着文化人耍流氓，然后反过来又对着赳赳武夫扮演文化人。当知识分子要求自由要求民主的时候，毛泽东用“不开饭”、或者赶到工厂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就轻而易举地摆平了；而他一转身面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绿林武夫，又会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去阅读一下《红楼梦》，还煞有介事地一再问道，看过几遍了？两遍？不够，至少五遍。如此等等。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们，应该都知道这种手法的。
毛泽东确实太应该感谢蒋介石了。假如没有蒋介石那场屠杀，“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资源没有经由那样一次血的奠祭，那么毛泽东再有语言能力也很难把他的的暴力话语和帝王话语与“五四”做出顺理成章的联接。当孙中山在搞黄埔军校的时候，陈独秀并没有因此将“五四”话语作了黄埔军校式的阐说，直到蒋介石屠杀了许多因为受了“五四”新文化影响而信奉共产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男女之后，暴力革命才上升到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历史话语的历史地位上。且不说其他，即便是传统而古老的复仇心理，就足以使所谓的“武装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足以使坚持非暴力立场的陈独秀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人向来相信所谓的“以毒攻毒”，既然蒋介石可以如此狠毒，那么毛泽东再狠毒也是合情合理的。要不中国民众怎么会那么欣赏杀了人家一家大小的武松，在墙上醮血而书“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呢？要不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怎么会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道县大屠杀呢？这不都是源自一种革命有理、杀人无罪的暴力逻辑么？用电视剧《水浒传》里的一名歌词，叫做“该出手时就出手”，意思就是，该杀人时就杀人。那部电视剧可是在文化大革命过去了二十年之后拍摄的，暴力崇拜和暴民心理不见丝毫改变。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历史合理性，就近而言，是蒋介石的大屠杀给出的；而就长远而言，乃是全体中国民众共同造成的。
事实上，毛泽东的成功，除了他在语言上的个人才能之外，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也就在于，当他在完成他的现代暴力话语的时候，整个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还没能来得及完成系统的现代改良话语，没有完成一整套具有操作性的、切实可行的现代民主联邦政治话语；而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的现代人文精神话语，又由于暴虐的历史和历史的暴虐而被长期悬置，致使蛮横粗鄙的毛泽东话语恢恢乎游刃有余。
被孙中山的北伐战争所中断的“五四”文化启蒙，后来是一直到了八十年代，才又被重新继起，然而还不足十年，又被一场血案所中断。中国历史的悲哀，总是在于刚刚走上政治改良或者文化建设的轨道，旋即就被一场暴力推回到黑暗的历史循环里。
有人说，“五四”之所以难以为继，乃是救亡压倒启蒙所致。殊不知，以北大为标记的“五四”启蒙，早在日本侵略者入侵之前，就已经被以黄埔军校为标记的列宁主义暴动给粗暴地打断了。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苏联人和共产国际，都不以“五四”启蒙为然。
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也有着非常致命的历史局限性。“五四”启蒙运动既没有建立起现代精神话语，也没有找到现代改良话语，更没有意识到宋明之际的演义小说里的集体无意识创伤所造成的整个民族文化心理扭曲，比快日薄西山的孔儒文化还要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