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苏联人的干预以及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为假如没有中国人的接受，苏联人再干预也无法奏效，就像后来的蒋介石与苏联人一刀两断，人家也拿他没办法；历史的主要症结，在于孙中山的君临天下情结。
中国政治领袖的帝王情结，可能是中国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历史循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国晚近历史上，除了曾国藩之外，几乎所有政治领袖都怀有这样的帝王情结。洪秀全当然不用说了，即便是康有为，也大有一种做不成帝王也要做一把帝王师的劲头，或者说，得不到权力话语，也得抓一把话语权力，更何况孙中山这样一个江湖帮会出身的野心家？袁世凯上演的称帝喜剧，其喜剧性不是在于他依然想做皇帝，而是在于在满清王朝终结之后，即便想做皇帝也已经不能再公开称作皇帝了，而应该叫做大总统，或者像后来那样叫做什么什么主席，什么什么书记，甚至效法慈禧太后退居幕后，也照样可以过足帝王瘾。反正无论把个皇帝怎么个做法怎么个叫法，都不能再公然宣称自己是皇帝了。这可能是孙中山要比袁世凯与时俱进的地方，他懂得应该将皇帝的辫子藏起来，套上大总统的头套。不管他所号称的大总统是临时的，还是非常的，重要的是骨子里依然是皇帝。他还懂得，除了戴上大总统的头套之外，嘴里还得附加一些有关民主民生之类的说法。他心下很明白，除了愚昧的民众，谁也不会把那些说法当回事。只是作为领袖人物，理当把牛皮尽可能吹大。洪秀全弄出个不伦不类的拜上帝会，孙中山则提出一个煞有介事的三民主义。当然了，他们二个在吹牛皮上谁也吹不过毛泽东，毛泽东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且还一再放话要“解放全人类”。把个牛皮吹到那样的份上，即便没说自己是皇帝，受其荼毒的民众也发现他们心中的红太阳原来是个土皇帝了。不过，孙中山的牛皮虽然吹不到毛泽东那般宏大，再加上他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其帝王野心倒是一直没有被充分揭露过。
然而，与孙中山同时代的人们，也并非毫无觉察其帝王情结。当孙中山在东京重组革命党、强令党员们按手印向他表示效忠时，黄兴、、陈炯明、李烈钧等领袖们就非常反感，并且当场抵制。当孙中山在广州坚持要称非常大总统、并且执意要发动那场统一战争时，坚持“联省自治”立场的章太炎拂袖而去，与他断然分道扬镳（参见《孙中山年谱长编》）。
不管孙中山表面上如何作出军政宪政之类的许诺，但他骨子里既不喜欢民主制，也不喜欢联邦制。当初宋教仁在国会里进行议会民主努力时，曾经恳求他留下来一起工作，并且还愿意照样奉他为首席领袖，他却理都不理地把宋教仁扔在北京，听凭人家独力面对如狼似虎的袁世凯，结果导致袁世凯肆无忌惮地杀害了宋教仁。在袁世凯称帝喜剧落幕之后，广东追随过孙中山的开明革命领袖陈炯明，苦口婆心地劝过孙中山，在广东搞联省自治既符合广东本地的经济文化需要，也符合全国上下联省自治的历史潮流，孙中山非但听不进去，彼此决裂之后，他还一翻脸把陈炯明打成了反革命（参见《陈炯明与孙中山是如何决裂的》一文，刊登于《南方周末》）。明明是自己理屈，却反诬他人。这场冤案与后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制造的彭德怀一案，十分相像，只是具体的内容和具体的方式不同而已。有关孙中山的文化人格和政治人品，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袁伟时教授在《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一文中，特意引用了宋教仁、陶成章、章太炎等与孙共事过的六位革命领袖和亲密朋友对孙的评说，然后总结道：
以上六人无不认为，孙文作为政治家，在品德上有不少重大缺陷。同时，他们的评论虽有差异，但有几个显著的共同点：1，胸怀不宽，缺少容人之量；2，轻率，说话、办事欠深思熟虑；3，权欲、领袖欲很强；4，民主素养不足，不时显露专制、不择手段的习性。——《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有意思的是，假如这样的评语用到诸如洪秀全或者毛泽东那样的人物身上，几乎也是同样合适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大凡为江山折腰的政治领袖，不外乎这类性格特征：只知道坐江山却不懂治理国家，满足个人野心远甚于对关切民众疾苦。洪秀全到手南京定都为天京之后，天下还没有摆平，就迫不及待地做起了皇帝，在如云的嫔妃堆里腐烂发臭（参见刊于《炎黄春秋》上的文章，《洪秀全在美女包围中走向灭亡》）。毛泽东的建设新中国，凡是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应该全都领教过了，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不是让中国的人口越死越多，就是让国人的人心越变越坏，几乎没做出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幸亏孙中山没有等到坐上江山就撒手人世，要不从他高谈阔论如何在地图上建设一条从内地通到西藏的铁路的空口大话腔调来看（参见《孙中山年谱长编》），并不比毛泽东高明到哪里去；显然也是个只知道打江山坐江山、不懂得也从来没想过要去懂得如何建设国家、如何治理天下的乱世枭雄。
再对比一下曾国藩，孙中山那场北伐战争的实质就更加清楚了。要说武力统一全中国，曾国藩是最有条件的，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有条件。毛泽东提出打过长江去的时候，还有许多反对声音，甚至连他身后那个苏联独裁者都希望中国划江而治；但当年曾国藩平定洪秀全作乱之后，不仅没有人反对他继续用兵，而且还有不少人纷纷劝他北上，一举推翻满清王朝做皇帝。但曾国藩最后用“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作答，不仅拒绝北上，而且解散湘军。这样的举动，只有当年的周武王姬发做出来过，叫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曾国藩以此换得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为中国从战乱暴乱的历史黑暗转向和平改良时代、从铁板一块的中央集权转向相对独立运作的、既松散却活跃的地方分权，然后为推动此后整个中国社会经由历史上的东南自保、转入联省自治的历史进程，打下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孙中山和毛泽东不同，曾国藩看重的是如何治理一个国家，而不是如何到手一个江山。可惜的只是，曾国藩当年所做的一切，都没能形成明确的文字，都没有被总结成历史经验，更没能被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话语。
相比于曾国藩当年的拒绝北上，孙中山却是在最没有条件最不应该发动统一战争的历史环境里，硬是依仗着苏联的支持，建立军校，招兵买马。孙中山由此将整个社会精英的心理重心从北大那样的文化重镇，转移到了突然崛起于南方的黄埔军校，以致就连郭沫若那样的天狗诗人，都人模狗样地穿起了军装。军校一起，原先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文化氛围马上被冲淡，军装比学生装立即变得更加令人瞩目。不要说像胡适、陈独秀那样的文化领袖，就连孔夫子那样的老学究，在人们下意识里都被他们从《三国演义》或者《水浒传》里读来的关公、张飞、武松、李逵等等给取代了。青红帮出身的蒋介石，因为黄埔军校的校长地位，一下子成了远比北大《新青年》诸君更为耀眼的时代明星。从北大到黄埔军校、从文化启蒙到统一战争，历史就这样被转向了：从当年曾国藩所开创的政治文化局面，转回到洪秀全方式再加列宁主义暴动的北上作乱。
弄清了历史的这种转向，那么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王国维在这场战争开始后会断然自尽。王国维从这场战争里预见了即将来临的历史灾难，叫他的说法叫做：“先共和、后共产”。后来的历史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位先知学者的预感，叫做：先孙中山，后毛泽东。孙中山也罢，毛泽东也罢，无论是谁坐了江山，文化人和中国民众都不会有好日子过的。相比之下，用后来的文化人储安平的著名描述叫做，一个是自由多少的问题，一个是自由有无的问题。拖着辫子的王国维，似乎十分清楚地看见了身著中山装、假装斯文的那个孙中山脑后的辫子，甚至还似乎看见了后来在天门城楼上尖声高喊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毛泽东脑后的那根辫子。所谓先知先觉，在中国就是指一些能够看见那些没有辫子的领袖人物脑后依然有根剪不去、理还乱的辫子的人物。这样的先知先觉式人物，在王国维之后有陈寅恪，在王国维之前则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王国维的历史洞察能力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基于其深湛的文化底蕴。说到王国维的这种文化根底，不得不提及从禅宗到《红楼梦》的中国文艺复兴。
宋、明之际的人情世风和文化嬗变可能是最为值得玩味的。一方面出现了宋明理学尤其是如同朱熹那样的十分极端和僵化生硬的儒家原教旨主义（王阳明心学另当别论），这种道德伦理上的偏执同时又表现在所谓的爱国主义的强横和霸道上；另一方面，话语权力的这种空前强化，同时又压抑出了演义小说中的那种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这是与宋明理学相反相成的一种奇特的文化心理演变。然而，就在文化如此沦落的情形之下，好比从淤泥中开出的莲花，中国文化在一堆污泥当中出现了一线生机，这就是从禅宗到《红楼梦》的文艺复兴。
禅宗的出现，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心灵自由和创造可能乃是空前的。无论是《沧浪诗话》中的诗学倾向，是苏东坡诗文中的放浪不羁，是明末散文中的情性和空灵，或者是明清诸如“三言两拍”之类小说中的人情味，甚至包括王阳明的心学和李贽的童心说，尤其是最后《红楼梦》的横空出世，都源自于禅宗带给人们的那种心灵的解放和人文意识的觉醒。禅宗的出现，使源自《山海经》的中国最为始源的文化精神，重新复活，并且绽放出了另一种人文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