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义小说所张扬的痞子文化的核心乃是权力崇拜。这种权力崇拜以欲望为动因，以美人和江山为争夺的目标，以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特征。《山海经》传统里的那种君子有所不为、君子有所必为、君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样的英雄气度，全然被君子无所不为、无毒不丈夫之类的阴狠所取代。《三国演义》按照这样的权力崇拜和无毒不丈夫原则，塑造了曹操式的乱世奸雄。与历史上的曹操以及曹操本人诗歌里的曹操形象全然不同的演义“曹操”，集野心家阴谋家于一身，为了权力无所不用其极。
十分好笑的是，后来的毛泽东又恰好就是按照这样的形象，完成了他那伟大领袖的形象塑造。毛泽东不仅在其诗歌里直抒胸臆，把江山比作美人，毫不知耻地高唱：“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而且把权力崇拜上升为其争夺江山的三大法宝中的第一法宝，即以“党的领导”为名的领袖专制。因为所谓“党的领导”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既可解释为由党来领导，又可解释为由党的领袖来领导。假如没有具体的领袖和组织，党不过是个空泛的概念。真正隐藏在这个概念背后的，乃是权力高于一切的集权专制，是权力话语高于一切的权力崇拜。
毛泽东三大法宝的第二个法宝，“武装斗争”，乃是演义小说的另一个特征，暴力解决一切，拳头底下出真理，毛语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都离不开对暴力的宣扬和崇尚。诸如关公过五关斩六将，武松打虎杀嫂，杨雄杀妻杀丫环，李逵更是挥动板斧“排头砍去”。总之，谁强横谁英雄，谁柔弱谁倒霉。暴力能力的高下，成为英雄与否的衡量准则。这类英雄与《山海经》里的夸父、刑天哪怕是共工，都已经相去甚远，风马牛不相及。《山海经》里的英雄是不畏强暴，而演义小说里的英雄却是争相成为强暴。
这样的强暴，到了毛泽东的话语里，除了强调暴力夺取政权之外，还在夺取政权之后，把对弱者的欺负和凌辱变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施暴有理的强权逻辑。毛泽东以此在空前强化国家机器的专政职能的同时，把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美化成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并且逼着全体中国人见识和领教空前残暴的阶级斗争大风雨大世面。这可真是流氓一旦玩大了，什么话说出来都十分形象生动。
演义小说里还有一个拉帮结派的团伙原则，在毛泽东话语的词典里，经由他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理论，直接化作第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毛泽东的这个法宝，可说是既总结了江湖帮会的种种组合原则又集中国历史上阴谋家和纵横家之大成。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捭阖，到《三国演义》里的桃园结义，再到《水浒传》里的江湖义气，各种拉帮结派的团伙原则诸如挑拨离间、互相利用之类，全都被毛泽东的统战理论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这种团伙原则的要义在于，除了对团伙利益负责之外，其余的怎么做都是合乎义气、合乎道德的。比如，水泊梁山里的李逵，除了他那一百零八个弟兄，其他人的生命都可以视为草荠，尽管排头砍去就是。
这种团伙原则的要义还在于，在权力斗争和江山争夺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除了互相利用，没有其他关系可言。
所谓统一战线，无非就是江湖上的拉帮结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革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段话的要义在于，过去的江湖草莽为什么成功者寥寥，就因为不懂得使用诸如拉进来、打出去或者掺沙子、甩石头之类拉帮结派的阴谋诡计。
按照毛泽东的统战理论，所有的间谍手法、特务手段，诸如离间计、美人计、伪造强奸案、伪造自焚案等等，通通获得了冠冕堂皇的说法。有的被称为白区工作经验，有的叫做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甚至对自己的同志同伙，也以这种手段互相监视。
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无非是更有效地打败对手消灭对手，叫毛泽东的话来说，叫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许多本来是在阶级斗争或者专政范围之外的非党人士，或者所谓的民主人士，就因为中了统战圈套的缘故，一个个变得面目全非。这些人通常不是有钱有势，就是有名望有影响，但在中共的统战之下，他们不是变成待价而沽的“期货”，就是变成骚兮兮地等着被勾引被诱奸的“骚货”。
期货也罢，骚货也罢，全都在下意识里期盼着与专制者上床，美其名曰：政治协商（亦即混个政协委员当当）。这与其说是被诱者太幼稚，不如说是引诱者太老练。
中共的统战专家，太知道如何寻找引诱对象的人性弱点，太知道如何利用人家的人性弱点了，简直是百发百中，鲜有失手。被引诱者通常要在跟专制者同床共被之后，才知道自己失节上当，并且后悔莫及，发现原来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
总之，毛泽东发明的统一战线理论，为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术和帮会术谱写了全新的篇章。就此而言，数风流人物，确实应该还看今朝。
毛泽东所继承的传统，假如也可以说是传统的话，既不是所谓的法家，当然也不是所谓的儒家，而是自宋、明演义小说里的那套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演义小说里的各种“英雄”，不仅在《三国演义》里比赛谁比谁更流氓，同样也在《水浒传》里比赛谁比谁更痞子。宋江不过是想回到书生立场，回到儒家传统，结果却弄得里外不是人，在小说里被人毒死不算，千年之后还要被毛泽东定性为投降派。
毛泽东的看不起宋江，与他的蔑视孔子是一回事情。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要么征服，要么被人征服，没有调和或者妥协之类的中间道路。因为妥协通常是在双方平等基础上、经由和谈达成的。毛泽东的词典里没有平等二字，即便是和谈，也是暴力解决的另一种手段，叫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和谈，妥协，通常是君子之间的互相理解，这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和流氓人格是格格不入的。然而，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全部悲哀恰好也就在于，人们总是不相信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务实者，而崇拜孙中山、毛泽东那样的牛皮哄哄人物。
在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的背后，蛰伏着一个中国历史的秘密，那就是，中国人确实喜欢“造反有理”，而从来不懂得“改革有利”。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改革的领袖，最后都不仅失败，而且身败名裂。相反，凡是造反的枭雄，哪怕粗鄙不堪，也照样英雄。
中国人仿佛天性不相信一步一步的改革，而是喜欢痛痛快快的造反。所以毛泽东总结说，造反有理。这其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而是中国民众的心理秘密。毛泽东的狡诘在于，他其实知道“造反有理”是中国民众喜欢听的话，是中国民众的喜闻乐见，但他故意将此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这不仅因为马克思在天之灵就算听见了也拿他没办法，而且还因为他同时又可以借助马克思的亡灵，唬一唬他的“山党”和他所治下的中国民众。
当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号称凭着《国际歌》可以找到自己人的时候，在中国历史和中国土地上，人们凭着《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找到了自己的领袖。宋、明之际形成的那些演义小说，几乎成了中国式的《圣经》。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心照不宣地信奉这类演义所宣扬的种种权谋和种种为人，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也算是中国人之间不言而喻的一种默契。
就是凭着这样的默契，毛泽东入主中国共产党；也是凭着这样的默契，毛泽东被其同党同志同伙们逐步捧上神坛。在那首充满着被强奸之后的快感的“东方红、太阳升”颂歌背后潜伏着的，无非是那种找到真命天子的共识。这是不言而喻的，是不需要明说大家都能明白的。
假如有谁不明白，看看《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就明白了。想想看吧，武松不过打死过一只老虎，就被捧为英雄，可以随意杀死妇女儿童。李逵因为知道如何忠于宋江、如何向宋江负荆请罪之类，更是成了榜样式的英雄，哪怕是把无辜的小孩子脑袋一劈两半也照样英雄。
按照这种逻辑，救过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当然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呼风唤雨、兴风作浪了。至于《三国演义》中刘皇叔那样的皇统，在毛泽东的革命当中被改成了马列学说的理统。谁是汉家的正宗后裔，演化成谁是马列主义的正宗传人。因此，以继承人兼发展者双重身份自居的毛泽东自然而然成了比刘备还刘备的真命天子。
中国历史上的江湖草莽运动，折腾到毛泽东，终于折腾出了一个最牛皮的说法，致使在这个说法之下的所有暴行所有阴谋诡计全都有了冠冕堂皇的话语装饰。
有关演义小说和毛语文化的这种文化心理对称和历史嬗变方式，可以成为一个专题研究。比如其另一个特征，牌坊文化，也是一个重要课题。无论是演义小说立的古人牌坊，诸如关公、张飞，武松、李逵，岳飞，杨家将，姜太公，等等；还是毛语文化立的今人牌坊，诸如早年的张思德，白求恩，后来的雷锋，欧阳海等等；背后都蛰伏着相应的集体无意识创伤的病灶，在此暂且不作进一步的展开。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继承和发扬的这种流氓文化、与陈独秀所基于的书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传统。虽然宋、明演义小说形成的流氓文化，既与儒家话语权力的压抑有关，又带有宋儒那种原教旨主义式的道德印记，但与源自孔子的儒家传统毕竟有个书生和流氓的区分。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批判孔儒文化的时候，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笼统地称之为封建主义，没有注意到那其中的区别。“五四”的文化领袖们没有发现孔儒文化作为一种历史资源虽然已近末日，但毕竟还是书生文化。他们没有发现在传统当中还有一种比孔儒文化更加可怕的“妖孽”，即演义小说所传播的流氓文化。这种流氓文化虽然有其产生的种种历史渊源，种种所谓的历史合理性，或者说“造反有理”的现实基础和心理基础，但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却有着比孔儒文化更加负面的破坏性效应。
当西方人发现人是一种文化动物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人的动物性也同样会构成一种低劣的但照样具有极大能量的文化。假如说，孔儒文化乃是头脑层面意识层面的文化建构的话，那么演义小说中的流氓文化全然是身体层面感官层面欲望层面的心理渲泄。就个人和历史的互相作用而言，很难说究竟是毛泽东利用了这种文化，还是毛泽东本人也是这种文化的牺牲品。能够确认的只是，借助这种流氓文化登台坐大的历史人物，不管怎么说都是丑陋的。无论此人叫做洪秀全，还是叫做孙中山，或者叫做毛泽东。
当然，从历史的整合作用和群体的心理认同效应来说，毛泽东借助中国文化当中最为阴暗最为糟粕的演义传统把中国共产党从陈独秀的“五四党”整合为毛式的“山党”，也不全然是毛泽东的过错。没有他的同志同伙乃至许多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的配合和齐心协力，毛泽东的话语能力再强也无济于事。比如毛泽东这样的人物要是出现在美国这块土地上，他的所有言论都会被视作是胡言乱语，就算不送他去精神病院，至少也要请他去找心理医生治疗一下。
因此，撇开毛泽东现象的种种偶然性，毛泽东的崛起也可说是中国文化历史的沦落本身所导致的必然历史结果。纵观毛泽东一生，并非是天生的刘备、天生的刘邦、天生的秦始皇，也不是天生的朱元璋、天生的洪秀全，而是经由《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毒害的中国民众集体无意识创伤的心理反射所逐渐领悟、后天习得的草班帝王。
假如这个帝王在江山到手之后的所做所为犹如魔鬼，那么这个魔鬼也是被中国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创伤所造就的。并不是毛泽东想做魔鬼就成了魔鬼，而是民众心理深处的魔鬼说要有毛泽东，于是才有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上去天马行空，为所欲为，实际上却是处处在投民众所好。就像希特勒非常知道德国人民需要听什么一样，毛泽东十分清楚什么才是他的党内同志和中国民众的喜闻乐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