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0政变
50年代中期，一伙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回到金边：1956年初，英萨利结束了巴黎留学，携妻子英提丽特和妻姐乔彭娜莉回到金边，秀蒲拉西、侯荣、宋成、胡宁、乔森潘等人也先后回到金边。由于他们在巴黎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隶属法共的支部，这些人的组织关系回到柬埔寨后都自动转为柬共成员，归属杜萨木领导的城市部分。他们被称为“留法帮”，其灵魂人物是英萨利。留法帮的政治倾向是反君主专制和在柬埔寨实现共产主义。
留法帮与柬共“本土帮”有着不同。“本土帮”是由越共扶植的，其利益依附于越共的利益。留法帮与越共没有渊源关系，其利益在于他们能否在柬埔寨政治领域里有所分羹。此时，由于柬共“冬眠”，“本土帮”许多党员退出了政治，而留法帮积极活动，发展地下组织和宣传共产主义。
英萨利很快联络上已经回国的沙洛沙。出于至今仍无法了解的原因，英萨利撮合妻姐乔彭娜莉嫁给了沙洛沙。这一年（1956）乔彭娜莉37岁，沙洛沙31岁。从此沙洛沙和英萨利成为连襟兄弟。乔氏姐妹作为姻亲纽带，把沙洛沙和英萨利捆系在一起。沙洛沙积极活动，把一些年轻学生拉入柬共，其中包括温威（Vorn Vet）和谢杰（Siet Chhe），这两人后来都成了沙洛沙的重要亲信。杜萨木似乎颇赏识沙洛沙，招纳沙洛沙来到金边的柬共城市部分。沙洛沙的身份是一个中学的法语教员。
30多年之后，那中学的两位前教员在采访镜头前回忆道：“那时候他名叫沙洛沙。他待人温和，彬彬有礼，对学生耐心，人缘不错。”英萨利也在采访镜头前回忆：“（沙洛沙）他白天教书，安静专心，到了晚上就变成另一个人，走街串巷到下层社会寻找贫苦人家，宣传共产主义。那时我们都这样做。”这十几个活跃的“留法帮”，在仅有百余人的柬共城市部分，可谓是一股新兴力量。“留法帮”的见多识广、年轻激进和朝气勃勃，也令“本土帮”老党员们刮目相看。
在1957年，北越的战争政策导致了河内需要利用柬埔寨，于是记起了留在柬埔寨本土的柬共。柯袍自述文件说：“在日内瓦会议后，我放弃斗争回了乡村。在1957年，党的总书记暹亨联络了我，指示我重返斗争。在那时，柬共党与越南共产党有着联系。”但此时柬埔寨的社会状态是，共产主义事业在柬埔寨没有希望，因为几乎柬埔寨城乡的每个人都支持西哈努克的君主统治，而不是共产主义的革命。
然而，出现了意外问题。柬共内部发生了“谜雾笼罩”的事情。柯袍自述文件说：在1959年暹亨与杜萨木发生了争执，原因是两人争夺党内领导地位。不清楚的是，在暹亨与杜萨木之间，河内究竟属意谁。但是争执的后果是严重的：暹亨退党，并解散了党的农村部分。这使柬共在农村的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1960年8月15日，西哈努克的警察查封了全国所有的左派报纸，逮捕了18位报社主编，包括被警察揪到大街上拍照裸体的乔森潘。西哈努克谩骂左派是“红色叛国者”。这惹起柬共成员的普遍恼怒，也促使“留法帮”的激进主张在党内得到日益关注。
杜萨木继续运作柬共在金边的活动，越共指定杜萨木为柬共总书记。1960年9月21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个废弃车厢里，以杜萨木为首的21个柬共分子秘密开会，自称“柬共第二次代表会议”。“留法帮”出席者有沙洛沙、英萨利。
该党现在只剩下大约百名愿意继续从事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是东南亚的最弱小的共产党组织。其中以“留法帮”为主的青年人约占四分之一。这就使党不得不给予重视。在“留法帮”的推举和杜萨木的支持下，沙洛沙进入柬共中央委员会。但杜萨木并未对沙洛沙作出充分的估计。该党的政治路线是：利用西哈努克的假冒“中立”来为北越的战争政策服务。柬共在此时重新组合的原因，在于北越的战争时间表的需要。但西哈努克仍然不知道在金边还有一个共产党组织。因此侯荣、胡宁、乔森潘被西哈努克当作“温和左派”点缀。乔森潘尽管不久前被西哈努克的警察侮辱和逮捕，但那并未阻止他欣然接受西哈努克的拉拢。
1962年7月20日，金边发生了一件几乎无人注意到的事，但它却是柬埔寨未来的死结之一：一个工人在傍晚的回家途中不可思议地消失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是柬共总书记杜萨木。
现在已知杜萨木是遇害了。这是东南亚共产党领导人第一次的神秘遇害事件。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杜萨木失踪的原因和过程。西哈努克至今坚称毫不知情，说当时他的政府并不知道柬共的存在，更不知道一个普通工人就是柬共总书记。若政府知悉杜萨木的身份，应该彻底破获柬共组织、而不会偷偷摸摸地仅仅暗杀一个杜萨木。确实，在杜萨木遇害的前后，柬共没有任何成员受到当局的调查或逮捕。看来，指控西哈努克政府暗杀杜萨木，是一种不合理的推测。而另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有些历史学家怀疑是内部作案——正在扩张势力的沙洛沙及其同伙秘密消灭了杜萨木。但这些怀疑也因缺乏证据而悬疑。今日柬埔寨官方的记载只是说“1962年7月20日杜萨木神秘消失。”
杜萨木的离奇失踪在柬共内部引起了惊恐。从1962年7月到1963年2月，党员都躲藏了，但没有谁被捕或失踪，危险似乎并不存在。在这7个月里，党组织没有任何活动，形同瘫痪。直到1963年2月20日，部分柬共成员在一个隐秘地点碰面，发起人不详。柬共老党员占万（Chan Ven）说“当时这个秘密聚会的参加者不超过20人。”后来，沙洛沙、英萨利把这次聚会称作“柬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聚会中，索平提议沙洛沙代理总书记，沙洛沙表示愿意。这是英萨利的布局。由于严重的挫折和恐怖感，总书记的位子现在成了柬共成员互相推诿的“烫手山芋”，大家便顺水推舟，乐于让沙洛沙担当总书记。
沙洛沙的出头，并不是北越的安排。档案文件“柬共与越共的关系”说：“越南人平静地长时间观察柬共的变化，并不介入它，他们不知道……由沙洛沙领导了柬共的事实，以及英萨利的正在出现。”于是柬共的领导权落到连襟兄弟沙洛沙、英萨利的手中，而沙洛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英萨利的政治谋略。英萨利对沙洛沙的真实评估是：“他（沙洛沙）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在他的眼里只有权力，没有政治。”自从沙洛沙当上总书记后不久，柬共的斗争方向就由“联合西哈努克以支援北越”，隐蔽地变成“颠覆西哈努克政权”。这表明：沙洛沙英萨利悄悄地与越南共产党拉开了政治距离。
1963年，西哈努克发动了一个“反左”运动。他宣称在柬埔寨发现了一些左翼势力正在阴谋推翻政府。他命令警察部门予以肃清。虽然西哈努克还不了解共产党在柬埔寨的真实存在，更不知道沙洛沙这个人，但“反左”运动惊吓了沙洛沙。他的反应是躲避。1963年5月，沙洛沙、英萨利、尼沙兰、高米斯、索平、周杰特等人组成的“党中央”离开金边，转移到柬埔寨东部的森林里，处在越共势力的庇护下。
“党中央”在靠近柬越边界的磅占省东端的克柔科玛县（Kroch Chhmar）安家，代号“办公室100”。这儿的森林茂密，有越共庇护所和兵站，很是安全。此时越南战争紧锣密鼓，基地忙碌，人员日夜往来，难免冷淡了“党中央”。沙洛沙、英萨利那些人，没有“革命”经验和能力，更没有实力，仰食越共，也无怨言可发。
1963-1965年期间，“党中央”隐藏在丛林里，没有任何活动。其间沙洛沙染上了森林疟疾，他的学生谢杰一直在服侍他。一年后沙洛沙的疟疾病才告痊愈。周杰特妻子音南（Im Nan）为沙洛沙煮饭烧菜。而乔彭娜莉显现出一种可怕的疾病倾向：精神抑郁症（Depression）。这是从她的祖先遗传来的疾病。她常常发呆，无端地焦虑悲伤，不能为党做工作。抑郁症患者常常有自杀倾向。
1964年8月发生了“东京湾事件”（Tonkin Gulf，亦称北部湾事件），挑起了北越与美国的军事冲突，导致整个印度支那局势的骤然紧张。西哈努克的反应是，一方面匆忙去北京做了一个秘密交易，中共官方也提到西哈努克在北京“获得了可观的援助和政治支持的保证”，另一方面他加紧打击国内的一切反政府或者批评政府的活动，以防止越南态势的突变引起柬埔寨的动荡。
金边的警察部门察觉到有些人在进行共产主义的地下活动。西哈努克命令调查，几个月后他得到了证据。1965年初，西哈努克在一座水坝的剪彩仪式上，首次宣布在柬埔寨确实有共产主义组织的存在，他讥讽地称它是“红胭脂高棉”（Rouge Khmer，红高棉），意思是土产的红粉色并不正统。他决定肃清共产党。留在金边的农谢、宋成感到了危险，便逃往东部丛林的“办公室100”。农谢出逃的过程不详。宋成是带着妻子云雅特，搭乘一辆从中国来的长途运货车逃往东部。这辆中国货车是由在金边大学学习柬文的中国进修者们联络的。
那是一群以“文化交流”名义的带有特殊定向任务的中国进修者。在1964年的中国，“阶级斗争”氛围浓厚，尤其在青年人之中，“革命理想”狂热得无以复加。那些中国进修者都是中共挑选的激进青年。这些中国进修者在金边大学里散布“革命”思潮，影响了一个22岁的高棉人。
他名叫康克由（Kang Khek Ieu），1942年出生于磅通省斯滕区（Steung in Kampong Thom province）的一个贫穷农夫家庭，有着华裔血统。他是7口家庭里唯一男孩。他身材中等，纤弱，温和。与胡宁、宋成一样，他在小学就以天资聪慧引人称奇，但他的家庭无力支付他的中学费用。他在全国数学比赛中获得第二名，当地的一个企业家慷慨赞助了一笔钱，使他能够进入著名的金边西索瓦高中。他的母亲金赫（Kim Siev）回忆道：“他永远都沉浸在书本里。”1959年康克由取得全国会考第二名。1961年他毕业后回到故乡，成为磅通省一个中学的数学教员。日后，他的同事评价道：“他讲课的精确程度是人所共知的，好象把大脑里的课本抄到黑板上。”
这样一位可能成为数学家或者优秀教师的青年，1964年被委派到金边大学教育学院进修，在那里他接触了正在学习柬文的中国进修者们，从此他的人生方向被改变。在中国被疯狂灌输了革命观念的中国青年，把那些东西传染给康克由。他在教育学院的同学奈本安（Nek Bun An）指出：“康克由之所以被共产主义吸引，是受了一群学习柬文的中国进修生的影响。”
另一件需要提到的事情，就在沙洛沙刚刚逃离金边，还远未“巨钟一样轰响”时，他未来的对手已悄然出现：1964年，一个13岁的怯生生的瘦男孩，从他的家乡磅占省来到金边，在寺庙里做杂工以求初步的文字教育，因为他的家庭无钱供他上学校。这男孩于1951年4月4日出生在一个贫困农家，他的名字是洪森（Hun Sen）。
原本，中共并不知道柬共的存在。1963年中共通过胡宁、侯荣的秘密渠道了解到在柬埔寨还有一个规模很小、听命于河内的柬埔寨本土共产党组织。
从西哈努克的角度看，他讨厌越共在柬埔寨的活动，但他惹不起狡悍的越共，也期望着那份尚未拿到手的“中国援助”。关键点是他判断北越会在“越南战争”中最终获胜。于是，西哈努克展开表演，大吵大叫美国侵略了柬埔寨边界，于1964年9月18日驱逐了美国大使。1965年5月3日西哈努克宣布柬埔寨与美国断绝邦交。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回应道：“我们并不感到吃惊。柬埔寨的决定已经离题。事实是，柬埔寨为越共游击队提供了许多掩蔽所。”同年11月25日柬埔寨国防部长朗诺来到北京，秘密签署了一个协议，这就是起始于柬埔寨磅逊港的“西哈努克小路”交易，也是一份“使柬埔寨国家在法律上彻底丧失中立地位的文件”。在北京，周恩来向范文同抱怨道：“当时你们（北越）在柬埔寨有军事基地，我们不知道，可朗诺知道，要求我们为通过柬埔寨（磅逊港）运输的物资付道路费，我们只好给。”1968年11月17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等人在北京谈话，也涉及这个道路费，他们都对西哈努克抱以轻蔑：
阮文灵：中国除了给我们武器外，还给我们大米和食品。因此我们的战士能吃的好，身体更强壮。
毛泽东：大概你们能得到更多的东西。我们还要感谢西哈努克（提供运输线）。
范文同：我们很了解这个西哈努克。
毛泽东：他就是为了要些买路钱嘛。我们花费些买路钱，值得，值得。
范文同：我们计算过，买路钱比美国援助（柬埔寨）的数字还大。
阮文灵：在过去，美国每年援助柬埔寨（军事装备）2,000万美元，现在中国每年的买路钱超过这个数字。西哈努克帮助我们，他是名利双收的。
范文同：对西哈努克最大好处是我们替他保卫了柬埔寨东部与南越接壤的边界区。
本来，几个大国在越战漩涡中展开角斗，情势险恶，而柬埔寨一旦偏离了中立地位，柬埔寨命运就不由自主了。对此，国际上的研究者们指出：“西哈努克的虚伪是令人很难为情的。”
范文同，华裔，1906年出生在越南广义省（Quang Ngai），30年代被法国殖民当局囚禁在昆仑岛监狱多年。与越共的许多领导人一样，范文同也因坐牢而在越共内部奠定了资格和地位。北越当时依赖范文同的外交技巧来推进它的建国事业，使他在越共领导层中迅速攀升。在越南战争的全程，他任北越政府总理，全力推进越战，对日后红高棉的兴起他也至关重要。
1965年3月北越召柬共领导人赴河内“学习”。当年6月沙洛沙和几个同伙沿着“胡志明小道”跋涉去了河内，直到下一年3月才返回柬埔寨。柬埔寨历史文献记载“1965年6月沙洛沙、高米斯和其他柬共领导者离开柬埔寨去河内，持续停留了9个月。”研究者说：“在1965年沙洛沙被召到北越。他沿着胡志明小道北上，花2个月到达河内，在那里他被分派了柬埔寨的民族主义任务。”英提丽特在日后（1981年）披露英萨利也参加了这次的河内之行。
现有资料说，在河内期间沙洛沙等人与胡志明见面三次、与黎笋谈话十几次。谈话内容大致是“越南共产党领导人黎笋告诉他（沙洛沙），柬埔寨的革命时机，只有在推迟（柬埔寨的）武装斗争、辅助越共打败美国，那时才会成熟。”这是因为北越担忧：易变的西哈努克如果受到共产党的颠覆压力而无法忍受时，可能会象泰国那样，转向美国甚至邀请美军进驻柬埔寨，如此则北越对南越的战争就将面临被挫败的前景。
在河内，沙洛沙等人与柬共的创始者山玉明也有多次会面。此期间，在印尼爆发了“印尼政变”事件和随之而来的血腥“清共”运动，各国共产党为之色变，柬共“党中央”也受到极大惊骇。直到1978年农谢在讲述柬共历史时，还反复4次提到“敌人对印尼共党的毁灭”，“我们从印尼共党的血泊中学会了秘密操作”，“自从1965过去了十三年而印尼共党还没能重建”等等，表现出持续的恐惧。
插曲：印尼政变
中共对印尼“输出革命”而投下了巨大本钱，试图拨转印尼的国家政治方向：拉拢印尼总统苏加诺，向印尼提供经济援助，大力扶助印尼共产党（PKI），操纵华人配合印尼共党的“革命运动”等等。周恩来在一次内部讲话中称“东南亚有这么多华侨，我们有条件通过这些华侨让东南亚改变政治颜色。”到了60年代中期，苏加诺加速倒向共产阵营，印尼共党的势力加速蔓延。印尼社会弥漫着一种吊诡气氛，印尼共党的蓄谋倍受疑惑。
1965年9月30日，印尼共党首先动手，期望一举夺权：翁东等人率领7辆卡车满载身穿总统卫队服装的武装士兵从哈林（Harlem）空军基地出发，深夜来到首都雅加达，对印尼“军事委员会”7名最高级成员的寓所实施突袭。印尼陆军司令等多名将军被绑架杀害，仅国防部长纳苏蒂安（A. H. Nasution）只身翻墙逃匿，他的小女儿及家人被当场枪杀。与此同时，印尼共党占领了国家电台和其它要害部门，暂时控制了雅加达，史称“9.30政变”。10月1日上午，印尼陆军战略预备队（预备役组织）长官苏哈托（Suharto）少将，得知7名军队最高将领遭到绑架杀害和国家面临危难时，愤然出头要求召集陆军参谋部会议。苏哈托在军队系统中军阶低，而且手中无兵，但他认定翁东等人“发动政变，用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这些肯定是印尼共党策划的。”参加会议的陆军将领一致众怒，决定奋起反击印尼共党的阴谋，他们公推苏哈托展开反击，当场赋予他陆军指挥权。于是苏哈托迅速调动陆军开进首都，当天傍晚就控制了雅加达的局势。10月2日晨，苏哈托指挥陆军部队攻占哈林空军基地，逮捕了翁东等政变者们。10月3日凌晨，沉默两天之久的苏加诺见到印尼共党的政变大势已去，尴尬露面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貌似中立地号召“避免武装冲突，寻求政治解决”。他不得不承认苏哈托行动的正当性，同意苏哈托负责恢复印尼的治安和秩序。至此，以苏哈托为代表的印尼军方一举挫败共党，挽救了国家命运，苏哈托从此当政。给印尼引来祸水的苏加诺下台。
在挫败了印尼共党的政变后，印尼民众的愤恨集体爆发，自发清剿印尼共党。印尼伊斯兰组织尤为激烈地捕杀共党。印尼共党组织顿时土崩瓦解。10月8日，雅加达50万民众焚烧了印尼共党总部，从这天起印尼共党永远消失了。世界史上空前血腥的“清共”运动随之拉开序幕。据印尼方面的粗略统计，从1965年底到1966年中期，约50万人被杀，其中有30万共党分子，其余是“革命分子”。包括党主席艾地在内的印尼共党领导人全部被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