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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的恋英和仇英

香港特区二十年,年轻人民意一调查,发现自认为“中国人”者,竟然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三。

所谓“港英”领导香港的一百五十年,可以保证,不论任何时候,问一张问卷,上自混血的何东爵士,下至三角码头的轿夫;左从香港大学的火红年代和新法书院的飞仔学生,右至调景岭的中华民国忠贞人士,不论听粤曲,还是爱哼英国乐队“披头士”,每一个中国血统的香港人,你问问他到底感觉像哪一国人,即使把他带到流浮山去看五花大绑由西江冲下来的红卫兵武斗死掉的浮尸,他也说:我是中国人。

但是二十年了,为什么香港人既“人心思英”(此“英”指英女皇),同时又“人心仇英”(此“英”指梁振英)的恋英仇英情结呢?用毛泽东主席的唯物辩证、用邓小平的“黑猫白猫”、用胡耀邦同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验证,傻子都知道答案。

首先,中国人身份,在曾荫权当特首时,也没有动摇,不迟不早,在梁特率先喊出“港人港地”、“限奶令”(即不准中国内地同胞来香港扫买奶粉)这两条之后,香港人如梦初醒,才被这一届特区政府提醒:原来香港的土地,是属于香港人的;奶粉,也不能由中国内地的人来买,不然大陆的婴儿白胖胖,香港的婴儿,就会奶水不足饿得皮包骨。

这样一来,就形成所谓的“撕裂”和“仇恨”。加上中国五毛愤青,后面一股挖坑的洪荒力度,使出激将法,蓄意向香港人咆哮,就将年轻人的“中国心”,由英治时代百分之百,减缩为百分之三。

加上二十年来,能走得出去的中国暴发大叔和红歌大妈,没有几个是刘晓波这样充满基督大爱气质的,没有几个如莫言一样有书生风尚的(虽然莫大叔后来也给定性为汉奸),能拖个行李箱出国的中国人,十之有九,是何德性,你看看中国国务院也忍无可忍发出“中国人出国旅游文明行为守则”,也会知道。

梁振英和董建华这对“中国人身份代言人”,在香港拚命喊话,效果也喊成了霸王洗头水。于是,正如毛主席说:外因要配合内因起作用,香港人心“去殖”不成,“去中”遥遥领先,就这样,教一百五十年来反帝反殖的爱国先烈,在天之灵,也同声一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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