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干部“技术革命示范田”
领导带头，书记挂帅，典型示范，以点代面，这是中共多年强调的工作方法。大跃进年代宁乡县的各级干部更玩出了不少新花招。
宁乡县委规定，从县、社到生产队，各级干部要大搞技术革命，大种示范田，以点代面，推动全县农业生产大跃进。那年头，许多有经验的老农都被打为“保守派”，种田一律得按示范田。一时间，田边地头，到处插上高产示范田指标牌。牌子上写上示范人某某某书记，指标亩产几万斤等等。
双凫铺公社一位妇女干部肖秋娥，在公路旁一丘晚稻高产示范田里，竖上一块一米多高又宽又结实的大木牌，左联：“深耕挖到阎王殿”；右联：“肥料积到九霄云”；横批：“干劲冲天”。中间写上指标：“密植板板寸（巴掌大），亩产亿万斤。”南来北往的人，看到这块牌子总要议论一番。有的说她是“哪咤再世”显英雄，有的说她是“孙悟空化身”闹革命；还有的说，大跃进嘛，就得有大跃进的气魄，敢产亿万斤，才是好干部。肖秋娥却因此大得上级赏识，并作为候补代表，出席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
双凫铺公社党委书记的晚稻高产示范田，在宁乡闹出了一场流传至今的大笑话。他采取了4条“技术革命”措施：一是多施肥。他调动一个生产连百多个劳力施肥，1.5亩施土杂肥450担，人粪尿4500斤，畜粪4500斤，另施了许多特供化肥。二是高度密植。插秧时他挑选了25个青年插秧能手，亲自督战，插了一整天，名为2×2寸，实为“板板寸”。三是扎架防倒伏。肥多苗密，禾苗长成石头也砸不进的“冬茅草”。书记又调来大批劳力，把禾苗排开，扎上一排排支架，以防倒伏。四是人工反光。
当科学成为政治婢女的时候，就为政治装扮起科学的面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一家著名刊物上发表“科学论文”，论证太阳光照射的能量，倘20%经过光合作用转化的话，那一亩地能产粮几十万斤。毛泽东非常振奋，多次向全党干部提出，充分利用光照，增产几万斤。
我们这位书记，一是听毛主席的话，二是有魄力。禾苗疯长又细又密，他生怕弄不好出洋相，便勒令社员们把镜子全交出来，不交就要“辩论”。几天之间，姑娘的小圆镜，媳妇的梳头镜，就连老太太几十年前的陪嫁镜，甚至有几面巫婆私藏的“照妖镜”，统统在田塍上扎起架子对好光，镜光反射到禾苗里。照镜少了，他又强迫拆下大量门窗上的玻璃，反光到田里，以增强“光合作用”。
中共宁乡县委负责人听到这一“高产先进经验”，如获至宝，立即召开现场会议，向全县大力推广。继之，夏铎铺、流沙河、黄材等公社也纷纷推广。宁乡的山坳边，田埂上，天照地射，镜光闪闪。
那一亩五分示范田结果如何呢？不管怎么折腾，禾苗还是细如香杆，全部青风倒伏，颗粒无收。
2.3 “人工防寒法”和“温水催秧法”
那年头，瞎指挥成了风，干部心血来潮，社员就得吐血成痨。象这种示范田的事，又何止一两件！
比如说，在冰封雪飘，零下几度的日子里，干部们说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要抢在时间前面，要让冬天变夏天！”头脑一热，就号召播种早稻。强行规定家家户户都要用锅、壶烧水，再把开水担到秧田里，均匀地倒进去，要让秧田保持恒温，美其名曰：“技术革命新创举——温水催秧法”。该“技术革命新创举”在花明楼、流沙河、灰汤、双江、白马、双凫铺等地风行一时，强迫推行。
甚至有的干部还发明出“人工防寒法”。当冬季寒流来临的时候花明楼、流沙河、双凫铺等地的干部又心血来潮，强迫社员排成人墙，站在田头日夜挡风！干部们的口号：“不怕地冻天寒，誓死要夺高产！”花明楼的一位妇女刚生完孩子，月子里就被干部赶下田去挡寒流，结果受了寒气冻成病，半个多月就死去了。
时过中秋，霜冻降临，一些公社又强令插秧红薯，美其名曰“旱粮革命”，让地里冬天长红薯，春季收获后播水稻，一年四季，丰收不断。结果当然颗粒无收。
这可不是说笑话。1960年2月，已是饥民如潮，社员饥寒难耐之际，中共宁乡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还在提出1960年至1962年大跃进计划。会后，县委提出，粮食生产要“一早百早”，全县12万亩早稻，春节未过完，便开始播育秧苗。天寒地冻，水田还冻冰，县里决定，在秧田周围建挡风墙。结果有的垒砖，有的竖门板、晒席等防风，又烧火，煮水升温，结果全部烂种。400多万斤稻种，几百万个人工浪费不说，1960年宁乡早稻种奇缺。
1960年农历腊月十九，花明楼公社党委书记胡仁钦就布置浸早稻种。天寒地冻，谷种下水冻成冰，全社冻坏种谷95万斤。而这时正值全社几万人断粮断炊！胡仁钦向县委汇报说：“1960年花明楼公社实现技术革命大跃进，水稻一年种四季，誓夺亩产五千八！全社现已完成早稻播种任务。”
农历正月初，胡书记布置浸种，下水的全部烂掉。他所在的花明大队1441亩早稻，一连浸种9次烂9次，“温水催秧”、“新芽催秧”，花样翻新，共计损失种谷78200斤。
三月中旬，草子还是青的，胡仁钦开了一个电话会，命令一晚收完。三四月间小麦只有三四成熟，又是一个电话会，命令一晚收完。插晚稻时又强迫80%插粳稻。他提出口号，完不成任务的要“交党籍、交干籍、交人来（批斗）”。结果插三万亩晚稻，有5420亩颗粒无收。
十月底晚稻还是绿豆色，胡仁钦又从县里打电话，强迫社员一个晚上收割完，放干劲冲天“卫星”。他三个死命令电话，搞得花明楼公社粮食总产减产44%，上万农民没饭吃。
2.4 “钢铁元帅升帐”
58年全民大办钢铁，宁乡县分配的任务是三万吨。
7月，县委提出：到58年底，生产生铁8万吨，钢1万吨。9月17日，县委发布指示《放手发动群众，保证完成钢铁生产任务》，提出当年全县建起炼钢炼铁炉3000个，保证完成生铁4万吨，争取10万吨。
县委副书记何长友为首，成立钢铁技术指挥部。花明楼、资福、黄材、月山、龙田等40多个地方，突击建起土高炉3768个，小高炉25座，对外号称5000土炉，建炼焦炉894个。全县80多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劳力18万多人，后增至30万大军。炼钢铁需要运矿石、燃料，县委书记挂帅，又成立起7万多人的运输大军。2500名干部投入钢铁生产第一线，对外号称4000干部上火线。县委委员分头坐镇小高炉，其中15人声称成为能装炉、能扯炉风、能配料、能看火色、能看铁水、能治炉病的炼钢能手和专家。
18万多钢铁大军，全部按军事编制，编成师、团、营、连、排、班、集中餐宿，日夜苦战。到10月10日，《宁乡日报》报导：全县已日产烟煤8150吨，炼焦2080吨，产铁300吨等。但实际产量不足三分之一。
日期一天天逼紧，任务拖了一大截，县委领导怕落后挨批，急得火烧眉毛，群众可就遭了罪。10月，县委规定，3000土炉产量定额要翻番，苦战大战，加班加点，拼死也要拿下3000吨。
一声令下，雷厉风行。所有的土高炉一律连轴转，白天干了黑夜干，一天干三班，甚至有一连五天不睡觉，搞连轴大会战的。炼钢炉前，“钢铁战士”精疲力尽，困得人仰马翻，烤得皮焦肉干，钢钎抬不起，装料举不起，风箱拉不起。钢水，还是滴水不见。
完不成任务，干部急红了眼，皮带抽，绳索捆，大棒打，梁上吊，一时打人成风。
花明楼公社的一个小土炉群，一天就有27人被打。双江口运输营，完不成任务罚跪、挨打、吐唾沫、脸上抹屎。五星公社跃进煤矿，全矿不到200工人，挨过打的有60人。工人廖保山，有一天被打12次。
至于“土法上马，就地取材”的小土高炉，作孽更深。砌炉的砖，靠拆民房，炼铁的原料，是社员的生产、生活用铁器。先是号召大家献“爱国铁”、“跃进铁”，后来干脆组成抄家队伍，见铁器就抄。好端端的铁锅，砸碎了收走，锄头、镰刀、钉子、铁锤、犁头、耙齿，统统仍进炼铁炉。
58年初，宁乡共有炊具500万件，大炼钢铁闹得家家没了锅，户户没了铲，铁器炊具损失约180万件；58年初，农具424万件，大炼钢铁损失铁质农具约128万件。
散食堂后，不少人家只好在瓦罐里做饭，用木片、石块代替工具生产。有个读书打成右派的回乡青年人说了一句：“大跃进跃到了石器时代”，又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言行，打成“三反”分子。
大炼钢铁，遗祸最大的就是对森林的大破坏了。历朝历代，宁乡山地、丘陵地区林林茂树密。清代光绪年间有林地317万亩。县西南层峦垒献，弥望青葱，松杉大者可作栋梁，运销靖港、长沙等地。而大炼钢铁来了一个一扫光。土高炉一开火，煤炭坝等小煤矿的煤不能满足供料，宁乡县委决定毁林炼钢。1956年，宁乡有林面积125万亩，覆盖率为28.6%；到1960年，经过大炼钢铁和食堂烧材，砍伐立木160多万立方米，有林面积只有57万多亩，覆盖率下降为13.1%。加上村头路边、房前屋后的树木，各家木料，房料家俱等，全民大炼钢铁，宁乡县180多万立方米的木材化为乌有！青山绿水的宁乡大地，从此山秃岭光，荒山面积达68.54万亩，水土流失面积日益扩大，无雨天旱缺水，下雨泥浆滚滚。
花明楼公社周家老屋始建于南宋，屋后花苑有一对古茶花树，几百年枝繁叶茂，盘根错节，名传乡里。土高炉要炭，几个人上去就把它砍了。
直田西门村公路旁一棵古柏，相传是300多年前一封疆大吏手植。“大跃进”之后，湖南省委某负责人驱车路过，望千山秃岭，独古松傲然的景象，十分感慨，下车恭恭敬敬对古松鞠一躬说：“我为你安全渡过大跃进一关，表示敬意！”
全县30万青壮劳力“大战钢铁前线”，秋冬生产多为妇女、老人、中小学生承担，作物长势不旺，又加以缺少田间管理，产量下降，更因劳力不足，有的红薯烂在土里，有的晚稻在田里过冬。来年的日子，可就埋下的隐患。
如此代价，58年宁乡炼出了多少“钢铁”呢？用县委负责人的话来说：“实在说不出口。”1958年，宁乡炼出共计504吨烧结铁，不少丢在地头，任风吹雨打几十年。
2.5 “不化不革命”
大跃进吹响了“技术革命”号角，民族工业化鼓起了人们的冲天干劲。但对县、社、队干部来说，除了大炼钢铁外，工业化和技术革命再搞些什么名堂，谁的心里也没有底。文件和报纸上一会儿提倡自动化，一会儿鼓吹机械化，干部们就照葫芦画瓢，加一点创造发明就干上了表现“革命干劲”的“技术革命大跃进”。
报纸上左一“化”，右一“化”，化来化去，干部们认为技术革命就靠“化”了，不“化”不革命，越“化”越显革命干劲大了。于是，一场又一场的大“化”运动，把宁乡县折腾得鸡飞狗跳墙，把宁乡人民折磨得九死一生。
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的“三化”，即“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自然是一切的前提；农民被纳入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各级领导干部才能随心所欲地“化”来“化”去。
1958年，毛泽东大倡农具改革，中共中央为此在《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中提出：“有广大农民参加的群众性的农具改革运动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全国各地应当普遍地积极推广”，争取5至7年内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自1958年6月，县委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双抢前实现“五化”，即大道化、土车子化、打稻化、铁蒲化、切草化起，宁乡的大“化”运动就一波高过一浪。
大跃进的狂热和躁动，把许多貌似宏伟的目标，扭曲成时代的怪胎。当年宁乡人民亲身体验“技术革命”，大约有以下几十种：
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农村城市化、人民公社化、共产化、食堂化、农田水利化、农具改良化、平地河网化、高山灌溉自流化、绳索牵引机化、水稻插秧机化、快速割禾器化、土制化肥化、双轮双铧犁化、密植播种化、深翻土地化、供给制化、船运化、运输车子化、汽车拖带列车化、小土高炉化、屎湖粪海化、马路化、高山运输绞索化、白屋化、万头猪场化、劳改队化、高额丰产方阵化、赤膊彩脸化、彩旗化、共产主义指标化……
让我们择其要义，概述几“化”以窥其妙：
农田水利化
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断名著后世。他提出：东方地理环境，决定了东方的灌溉农业；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又惟有依赖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政权来组织进行。水利工程正是东方专制社会的起点和运行机制的发端。
大跃进鼓吹人民公社巨大优越性的要义之一，就是大办水利工程。时至今日，提起当年大办水利，宁乡人还恨得牙根痛。于此，让我们具体考证一番水利工程与东方专制的必然关联。
黄材水库和新沩河，是当年宁乡县两个最大的水利建设工程，由县委负责；县以下各个公社，都上马搞起中型水库；而几乎每个大队，又都有自己的小型水库工程。这些水库和相关的灌溉工程，相当一部分是“跃进卫星”，漏、垮、淤很快报废。也有一些后来成为宁乡农业生产的稳产、高产设施。但“大跃进”修起的大、小水库，座座都是宁乡人民血泪筑成！
黄材水库位于宁乡西部47公里，是当时我国土坝结构最大的水利工程。1958年4月成立工程指挥部，5月，宁乡为主三县动工兴建。1965年枢纽工程竣工，1970年灌区工程完工。工程土石方1492立方米，劳动工日2250万个。坝高61.5米，库容1亿4950万立方米.受益面积涵盖宁乡、益阳、望城三县42.5万亩，防洪、保护耕地25万亩。
工地场景分外热闹；方园十几里，山山岭岭红旗招展，大坝上旗帜五颜六色迎风飘展，开山炮轰鸣声响彻云霄喇叭声、吆喝声、口号声、锣鼓声、机器声回荡山谷、大坝上、山岭间、库区里人潮如海，热闹非凡。
置身工地，直如彩旗的海洋，人潮的海洋。无论盛夏酷暑，还是寒冬腊月，男人一律赤膊化，妇女一律彩妆化，单衣彩衣化。
有人为它题了一幅对联，上联：“看今天，水库受益，农业丰收有年，农民真是高高兴兴”；下联：“忆当年，水库修建，工程日夜苦战，民工着实悲悲惨惨”；横批：“忆苦思甜”。
黄材水库是“大跃进”中宁乡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县委投入劳力和干部最多的大兵团作战基地。工程设总指挥部和工地党委，负责人为张瑞梅和李庆忠，总指挥部下辖13 个兵团，每个公社组成一个兵团调黄材水库；前后共投入20多万劳力“上阵”。
各地奉令“参战”的民工，自带取土工具，自带铺盖，住的是几根毛竹、几把茅草搭成的集体窝棚，风餐露宿，日夜劳苦。尤其是工地上各级干部，以虐待和毒打为统治手段，造成了一片恐怖气氛。许多人回忆起黄材水库工地，禁不住失声称道：“那是个活阎罗坐阵的人间地狱！”
修水库，一直是公社化时期最苦的体力劳动。黄材水库土石方工程量达1492万立方米，几乎全靠人力用镐头锄头、扁担、鸡公车（独轮车）、板车。土场离大坝几里，乃至几十里地的山坡上，“截山填坝”，鸡公车车车满装，从陡峭山坡上往下推，人必须用尽全力后拽；上坝大坡，稍弱一点的劳力，拼死命也推不上去，一车土下来，人就筋疲力尽。可是干部们天天放“卫星”，搞大会战。社员们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半夜三更完不成任务也不让睡。风里雨里，盛夏酷暑，天天如此。饭又吃不饱，任务却是往上加，完不成往往就会遭到毒刑酷打，扣饭，搞不好还会送劳改。打骂成为修水库的动力。
不仅如此，为了显示大跃进的干劲，十冬腊月，干部们还强调凡是工地的民工，男人赤膊化，妇女彩妆化，单衣彩衣化，个别干部还让妇女出工打赤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