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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宁乡县大跃进纪实(10/10)

5.3 故乡行 故乡情

5月2日,刘少奇又回到宁乡。次日下午,他回到花明楼炭子冲,在故居住下了来。

他找来农民朋友成敬常和黄瑞生。1953年国庆节,刘少奇邀请他们进京观光,并约他们做他的农民通讯员,经常向他反映农村真实情况。

两人进得门来,刘少奇怔了,几乎认不出来,浮肿虚胖的脸上,两个人都变了形。他紧紧拉着他们的手:“成二爹,黄八老倌,八年不见了,都好吧?”

成敬常激动地回答:“刘主席好!”

“成二爹,农民没有饭吃,是的吧?”刘少奇边问边递烟。

成敬常连声回应:“是的,是的。”

“农村搞得这样,1953年在北京交给你们的任务为什么没有完成呀?”

“应该要完成,近两三年向主席写信报告过情况。”

“写信来了,我怎么没有收到?”

“我们确实写了,不敢讲假的。”成敬常是个忠厚人。

刘少奇明白了。信被干部扣压了。他嘱咐秘书:“一定要查一查,人民有通信自由。”

安湖塘的田埂上,刘少奇在和少年时看牛的朋友李桂生边走边谈。望着一汪碧水,他触景生情,忆起孩提时代的趣事:“李七阿公,还记得我们小时侯在塘里洗冷水澡吗?”

“记得。小时侯我们一起到塘边看牛,让牛在塘边吃草,我们光着屁股去洗澡,打水仗咧!”条胯朋友,如今一个是共和国主席,一个是饿着肚皮的社员,李桂生心里十分感叹。

忽然,刘少奇指着前面的一大片鱼池子,不解地问:“那里原来不都是田吗?什么时候挖成了鱼池子?”

李桂生满肚子怨气:“这是大队王升平干的好事哩!说什么要把炭子冲变成鱼米之乡,良田挖鱼池,馊主意咧!”

“池子养鱼没有?”

“没有养。一丘丘良田,变成了一池池白水,白天晒太阳,晚间照月亮。”

刘少奇又问:“人们说去年干旱得厉害,安湖塘的水车干了吧?”

“没有干,还有半塘水。”

“还有半塘水,这说明干旱并不厉害嘛!你还记得吗?小时侯有一年,塘底干得晒谷,那样天干,每亩还收得两三担谷呀!”

李桂生坦率地说:“叫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

他俩边走边说,进了安湖塘屋场的食堂。食堂里,又乱又脏,灶屋里空无一人,方格蒸笼,几格架在锅上,几格搁在地上。吃过的饭钵子没有洗,一齐堆在案板上。一堆莴笋叶子,放在渍湿的地上。李桂生告诉刘少奇:“这是全食堂的人一餐的菜,炒菜只放盐,不放油,吃不饱呀!”

望着眼下的食堂情景,他内心一阵酸楚,故乡的人民!

他沉默不语。令人更加触目惊心的是临时病院的惨况。老的少的,还有二三十多岁的青年人,个个浮肿、干瘦。要死不活,只剩下一口气大喘。肿的脸上虚胖,皮里透亮,瘦的脸上只剩眼珠在动,浑身皮包骨。少奇看了,心情十分沉重,几乎掉下泪来。

5月6日,刘少奇找来原炭子冲大队党支书王升平,想了解炭子冲大队刮“五风”的过程。一边抽烟,一边长谈。王升平是刘少奇特约的农民通讯员。大跃进到苦日子,身为大队支书的王升平,在炭子冲搞起共产、浮夸、违法乱纪、瞎指挥、高征购,也是胡仁钦的一把好手。60年整风整社被宣布撤职反省。听说刘主席找他谈话,急匆匆地赶来了。一见面第一句话,刘少奇问他:“你为什么犯错误?”

王升平回答:“冒听得党的话,冒听得毛主席的话。”

刘少奇说:“还要加一条,冒听得群众的话。安湖塘废掉好田搞鱼池,鱼池那么大又不养鱼,群众有意见。农村搞得这样糟怎么不向我写信呢?”王升平寄出的信也收不到。

“山林怎么砍得咯样溜光?”

王升平答:“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砍了一回,1959年食堂没柴煮饭,又砍一回。一个姓曹的干部看见山上越砍越光,就写了一首顺口溜递给在这里蹲点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大战戴家洲,青山剃光头:请问副书记,竹苗留不留?’为这件事,老曹被饱打一顿,以后哪个还敢讲呢?”

刘少奇非常生气地问:“社员的屋如何拆得呀,拆了做什么?”

“大搞屎湖尿海。”

“屎湖尿海?”大跃进的新名词,搞得刘少奇连家乡话也莫明其妙了。

中午,刘少奇留王升平一块吃饭。他一边敬菜,一边问:“农村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王升平不敢回答,前几天,上面还在宣传公共食堂十大优越性。他谨慎地问:“咯到底讲得还是讲不得呢?”

“怎么讲不得呢?”刘少奇告诉他:“有人向我写信,尽说好话。你们讲实话,相信你们的。农村搞得咯样糟,不亲自下来不晓得。”

听了这壮胆的话,有刘主席撑腰,王升平胆气壮了:“现在农村公共食堂不好!还办下去会人死路绝!”他又说,“柘木冲食堂刚办时有百一二十人,现在不到八十人,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还有几个患水肿病住进了大队临时医院,只怕也是有命插田,冒命过年。罗家塘食堂是全社的重点食堂,各种物资优先照顾,几年来只生了三个小孩,至今还有两个走路不稳。”

刘少奇追问:“死了的人是怎么死的?”

“没有饭吃,吃树皮,吃稻草淀粉。您要不信,外面那棵树的皮都剥光,怕上级来人看出丑,几天前便涂了一层黄泥,然后用草绳裹住。”

“你们食堂还有多少猪?”

“去年按户计算,每户平均有两头猪,鸡有三只。现在呢,全队一头母猪,毛有五寸长,皮有三分厚,只见骨头不见肉。鸡,全队还有一只鸡婆,连报晓的公鸡都绝了种。”

刘少奇感叹不已,他问:“食堂不好,敢不敢散掉呢?”

“报告主席,我怕犯错误。”王升平打心里还真味。

“不要怕,毛主席和我都戴过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干革命,一条要准备犯错误,二条要准备坐班房,三天准备老婆离婚。你先把那个食堂的解散,如果有人问是谁要你解散的,你就说是省委工作组要你散的,去找工作组吧!”

王升平所在的柘木冲食堂解散了。消息不胫而走,不几天,花明楼公社的社员食堂就全部解散了。许多人对着炭子冲直磕头,祈祷他们的救命大恩人刘主席长命百岁,岁岁加寿。

田间小雨,田埂泥泞。刘少奇打着伞,他要去看望住在赵家冲的70岁的老姐姐。

几十年不见面,姐姐一时没有看清是谁在叫“姐姐”。当看清楚是自己的亲弟弟后,他激动得只知叫着他的名字。

从外面割草回来的外甥女鲁新秀憋不住说话了:“舅舅,想起父亲就难过,吃糠粑粑,两天屙屎不出,是活活憋死的。”

刘少奇心头一跳:“你们食堂死了几个人?”

“不出两个月就死了11个。”

“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喽!”老姐姐禁不住说话了。

“你现在吃多少呀?”

“每餐老样二两米。一天吃13两才够咧。一餐不饱,餐餐不饱啊!”

此前,随行人员代表刘少奇向老姐姐送交了礼物:8斤大米,2斤饼干,2斤糖果,9只盐蛋,一瓶猪油。弟弟告诉老姐姐:“那点米你一餐加一点吧!”

“老弟呀,我加完了,到哪里找你啊!”

“姐姐,现在是暂时困难时期,你难过,大家都难过,要和社员同艰共苦。”

说话间,鲁新秀的丈夫黄六生打着一双赤脚从外面进来。舅舅忙招呼外甥郎坐下:“六生!你不是得水肿病住进了医院吗?”

黄六生说:“前一段住大队临时医院,已经出院好几天了。”

“医生叫你休息好久?”

“要我歇息20天。”

“怎么只休息几天,就下田做工夫呢?”

黄六生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鲁新秀快言快语:“报告舅舅、舅母,一来六生是个勤快人,看见队上工夫忙,在屋里坐不住;二来想多吃几两米,犁田的劳动,一餐可以吃半斤米,坐在家里不做事,只有三两米吃哩。”

她还告诉舅舅,人们为了吃饱肚,简直是拼了命:“王瓜嘴作业组有个姓谢的大汉,饿得实在不行,便偷了食堂几个萝卜吃了。当时又要挨打挨斗。打了之后,他仍去偷。问他为什么不怕死?他说,饿着不死,不如斗死打死痛快。”

5月9日下午,刘少奇悄悄离开了故乡。车子经过双凫铺黑塘仑,他下车察看,路旁屋里传来一阵哭泣声。他疾步走进去,关切地询问那位伤心哭泣的妇女。

妇女边哭边数落:“食堂散了,大家要回原屋,大队限我今天腾出房子,我往哪里搬呢?”

这位妇女叫颜桂英,土改分了5间正房,丈夫修水库病死了,3个儿子也病死了一个。这几年已搬了8次家,而她的家前两年被拆掉了。

刘少奇当下吩咐,不能让她搬,定了屋也就定了心,“生产也就定了,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

傍晚,宁乡县委机关干部宿舍。刘少奇找来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何长友,要他汇报全县社员的住房情况。

老何说,全县原有社员住房70多万间,前两年大搞“茅屋洗澡”(即用茅屋的茅草沤肥)拆掉一批,大炼钢铁需要木材拆掉一批,大办食堂强调统一又拆掉一批,共拆社员住房15万多间,住房减少了20%多。而现在的住房又有5%以上被公社大队企事业单位平调和占用。

刘少奇百感交集:“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吃饭,穿衣和住房问题。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不然,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

共和国主席了解到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他要宁乡父母官讲出真情。县委书记康政说,1959年全县是86万人,1960年只有77万了。水肿饿死5万多,外逃谋生的3万多人。

刘少奇闻言,手中钢笔震惊中落地!人杰地灵的故乡,在共和国成立十多年后,竟弄到这般光景!他非常沉重地说:“我们工作没做好,中央和省地县有责任,我当主席的更有责任。要立大碑,铭刻心中,子子孙孙再不犯这个错误。”

结束语

刘少奇和他的同仁们,为使中国社会走上正轨,使中国人民脱离“三面红旗”的苦海,抛弃了当初追随毛泽东的狂热激情,转而采取了休生养息之举:“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结果造成了毛泽东对他的异类情结,并由此形成了大权旁落的失落感和危机感。

1962年7月,中南海游泳池,面如毛泽东突出其来对西楼会议的指责和怒火,刘少奇出压不住不满和激动:“饿死这么多人,历史是要写属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大怒:“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以后怎么办?”

怎么办?刘少奇也因此被打为“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困厄荆范。临终之际,那为大跃进立昭罪碑的念想,应该还回荡在他的心际?因为我们已然听见:“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当年,刘少奇曾经十分沉重地说过:“要立大碑,铭刻心中,子子孙孙不再犯这个错误。”

若把宁乡县死亡人口的姓名,刻在一个大碑上,那大碑将要拔地而起200丈!

若把中国5500万死难者的名字,刻在大碑上,那大碑将要高过泰山!然而,碑未立。

而今,在韶山,在花明楼,巍峨壮观的现代建筑,是耗资巨大的毛泽东和刘少奇故居陈列馆。

大跃进•苦日子死难者的纪念碑,终将会在宁乡、在韶山、在中国耸立起来?要告诉子子孙孙,不要忘了历史的那一页!

余习广

1988年3月一稿于颐北
2002年5月五稿于兰芷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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