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在许多人的意料之外，但在我的意料之中。说意料之外，是在十月初的一次聚会中谈到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时，晓波的几位老朋友都表示悲观，因为诺奖这个中国人一直期盼的最高荣誉似乎与我们没有缘分，再加上中国政府对挪威方面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我当时表示，我从来对中国的事情持悲观态度，但这次却不同，有些乐观。
在九月下旬，我致信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请求把本年度的诺奖授予刘晓波。我同时还向欧洲各国媒体和公众发出呼吁和请求，希望他们发挥影响，发出声音，促成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我以为，我所提出的理由是充分和有说服力的。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我认为是实至名归。
八十年代出名时思想已很彻底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我不止一次地说，我认为刘晓波获奖的原因是他够格，以及他在中国人权事业中的象征意义。我致力于促成刘晓波今年获奖，不是出于我与他的私人关系，我既不是他的老朋友，也不是他的好朋友。
我很晚才认识晓波，很长时间是只知其名而未见其人。晓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中得大名，被称为“文坛黑马”，我对这个称呼不是十分认可。我那时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通过海外中文刊物了解他的观点。我当时就认为，他并不仅仅是靠“语不惊人死不休”爆得大名，他的特点不仅是出语惊人，更重要的是思想彻底。当时在社会上有几个公认的思想领袖或精神导师，他们学养深厚，在启迪年轻学子、突破主流意识形态的禁锢方面功不可没，但认真说来，他们本身还拖着一条长长的旧意识形态的尾巴，他们被广泛接受，既反映了当时破旧立新的前进需要，也反映了当时的局限，是新旧交替的过渡环节。晓波冒头是他比其他人彻底，他受到欢迎说明人们思想提升还有很大的空间。晓波的思想不属于八十年代的主流，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思想发挥作用的时代到来得如此之快。
当面猛批蒯大富留恋文革
记得第一次见到晓波是在朋友王东成家，事属偶然。东成有各方面的朋友，他安排大家与一位曾经赫赫有名的人物蒯大富相见。大家对昔日的“蒯司令”很感兴趣，当然也表示了相当的敬意。后来又在东成家见到蒯大富——我想其间我和晓波还在其他场合分别见过老蒯，当蒯大富还像往常那样一见面就向在场的朋友展示他当年与毛泽东、林彪、江青以及其他“中央首长”的合影时，晓波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而且措辞比较尖锐。我和其他人其实都理解，文革中蒯大富位居造反派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是毛泽东文革战略中的一员骁将，文革后期被“秋后算账”，再后来受到各种打击与不公正待遇，他要显示自己年轻时在人生最高峰时的辉煌，是自然的，值得同情的。
但晓波坦率指出，一见面就亮照片，第一次人们新鲜，肃然起敬，第二次就不是滋味，有点惋惜了，第三次又出现一模一样的情况，就有适得其反的效果，让人觉得可笑与可怜。我本来的感觉与晓波一样，但不忍心，心中不以为然但说不出口。晓波这一说，有人应和，老蒯也懂得并同意晓波讲的道理。我心中有些佩服晓波，大家都是为了老蒯好，为了他的形象，也想他尽快从文革情结中解脱出来。我做不出来的事，晓波就做得出来。在谈话中，老蒯还表现出对文革的留恋，对毛泽东、江青等的怀念与感恩，晓波带头对老蒯猛批一通，在座的朋友纷纷附和，眼见老蒯脸上已经挂不住，马上就要发作了，我立即打圆场，说了些让他下台的话，避免闹崩了。
包遵信追悼会上对警察发怒
从这件事我看到了晓波思想上尖锐和毫不含糊的一面。一般情况下，晓波表现得非常平和、大度、不好争辩，与人们告诉我关于他在八十年代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两回事。我想，八九之后的各种历练，包括他在狱中的磨难，使得他的性格有很大的改变，至少在外在表现上是这样。
见过一次晓波大怒，那是在包遵信先生的追悼会快结束的时候。老包的追悼会是晓波主持操办的，一位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广受尊敬，晚年处境艰难的老人，在辞世后受到亲朋好友的追思、怀念，是极其自然，符合中国传统人伦道德的。但当局如临大敌，设置种种障碍加以干扰。我在赴火葬场的前一晚就接到单位打来的电话，表示对我要参加悼念的关注。在现场看到大批警察，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动手的样子。追悼会上本该有一些关于老包的生平事迹之类的介绍材料，由于警察的干涉，这样的材料被撤除了许多，仅留下了一点点介绍。
在追悼会马上就要结束时，不知警察是要拿走什么材料还是禁止有人把一小点东西放在灵堂前，破坏了追悼会完满结束的气氛。这时晓波忍无可忍，愤怒地指着警察大吼，还摔了东西，人们赶紧上前，使劲抱住晓波劝阻他，同时与警察交涉。警察见势不妙让了一点步，局面才缓和下来，给老包办的追悼会勉强做到了好说好散。
接着，晓波又根据事先安排，邀请到来者（包括好些外地来的朋友）到附近餐馆进餐，期间还有一些周折，但在晓波及其朋友们的妥善安排下，众多来人终于在餐厅安顿下来，一场对去世长者的追念活动总算是善始善终。
促成我对零八宪章的支持
在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中旬一次偶然的聚会中，我从晓波那里见到零八宪章草稿文本。他说，希望我大力支持，在上面签名。我回答道：要我签名不成问题，因为我完全赞同宪章文本的内容，至于冒政治风险需要的勇气，对我也不是问题，在这方面无需证明；但我不赞成发表这份宪章。晓波对于这样的回答似乎有些吃惊，问为什么。我说，发表众人签名的公开信或宣言，除了内容正确，还必须是形势紧迫，在忍无可忍必须拍案而起时说话，不能搞成定期的例行公事，为了有事件发生而制造事件；在二〇〇八年，已经发表过一个以上的公开声明，在下一年，因为有“六四”二十周年等日子，势必还会有一份以上的公开信，太频繁会使人们神经迟钝、熟视无睹。
晓波解释说，发表零八宪章，是因为二〇〇八年是《世界人权宣言》公布六十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十周年的重要年份。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于十二月十日，我们这个零八宪章也打算在十二月十日发表。中国人的人权意识以前很淡薄，发表这个宪章，是为了提高这种意识，表示中国人认同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是国际大家庭中正常的、合格的成员。我觉得晓波的这个说法很合情理，与我一贯的理念一致，就签了名。我还就文本表达的准确与改进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他后来告诉我，经过研究，我的意见都被接受，吸收到新的文本之中。
坦白地说，我对发表零八宪章的态度有一个从不主动积极到义无反顾地支持、捍卫的转变，原因是当局的蛮横压制极大地激怒了我，尤其是对刘晓波的抓捕和判刑。我后来在多种场合表达我对零八宪章诉求的理解，那就是重申对于联合国宣言与公约载明的，中国政府签字认可的人类共同价值和政治社会原则。这是我签名的理由，这是我从发起人刘晓波那里得到的解释。我说，如果因为这个就要抓人、判刑，那就“是对人类普遍价值，对国际大家庭的共同准则，对中国人民的赤裸裸的挑衅。”
当局对零八宪章近乎疯狂的反应有些出乎我的意外，在我看来，抓人和判重刑也不是在晓波的预料之中。当局会不高兴、怀恨在心，这是预料到了的。好比在一个社区中有人大力宣传“不要打人骂人，不要侮辱妇女”，对于有此类劣迹的人来说，当然有些刺耳，会认为是含沙射影。但如果他们稍有理性或感觉正常，那么应该装作若无其事地附和，至少也是不予置理，只有天字第一号的恶棍，在丧失正常感觉时才会暴跳如雷，说“你竟敢骂老子”，并对宣讲者劈头盖脸地打过去。
整个过程我看得分外清楚，当局一定要使刘晓波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大英雄，我们并不愿意但毫无办法。
我盼望，用不到十一年，我就会再见到晓波。我对晓波充满信心，对于一个坦然宣布“我没有敌人”的人，任何人都奈何他不得，包括最残忍凶狠的人。
《开放》2010年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