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关注了化油器生产商、深圳德资骏马公司最新发生的劳资冲突，并由此谈到党控制下的中国工会无法起到调解人作用的问题。《新苏黎世报》则聚焦陷入金融困境的乐视和其创始人、董事长贾跃亭。
“身着黑色防弹衣的警察奔跑在狭窄的巷道里，手拿盾牌警棍，齐声高喊一二三。几辆警车在前面开道，更多警察跟在后面。警察开始把一群身着便装的人往后赶。一人倒地。其他人试图保护他。尖叫声瞬间响起。”
《商报》本周三的署名文章开篇描写了深圳德资企业骏马公司发生的一场警方与工人的冲突。多名工人被抓，至少一名工人受伤。
《商报》继续写道，骏马公司经理杨•舒伯特（Jan Grigor Schubert）表示，公司领导数月来一直试图避免发生这样一幕，却没有成功。该企业属于德国斯蒂尔集团（Stihl-Group)，在深圳已经营20多年。由于深圳市没有延长其厂房用地租赁合同，该厂决定搬迁到60公里外的惠州。厂方以同样条件给工人签了新合同，并表达了按中国有关规定进行赔偿的意向，但工人们有的担心公司最后不给钱，有的要求更多赔偿，一时间传言四起，最终导致罢工。
舒伯特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家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应该扮演好调解角色，避免发生罢工，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个不能代表其成员的工会对大家没有益处。”他说。舒伯特还指出，他想建立一个职工委员会，但这在中国是不允许的，工人不许选出自己的代表，工会代表都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定。
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16年政府处理的劳资纠纷个案达到177万宗。《商报》评论道，这些数字表明了制度的失败，也成为国际企业面临的大问题。“冲突屡屡激化，因为在公司领导和雇员之间缺少可靠的调解。”
流亡香港的工人运动领袖韩东方对《商报》表示，工会本应为工人说话，但中国迄今没有一个代表工人利益和权利的运作有效的体制。他说，如果有这样的体制，大部分劳资冲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商报》尤其指出，在中国的改革设计师邓小平的领导下，北京方面1982年甚至从宪法里取消了有关罢工自由的规定。2001年的工会法甚至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协助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工作秩序。
中国的“马斯克”
《新苏黎世报》关注乐视“帝国”的文章题为《开着翻版特斯拉撞南墙的亿万富翁》文章写道，乐视集团在极短的时间里就驰骋因特网、视频、智能手机、智能电视领域，并将触角伸向电影制作、电动汽车等市场，如今，“乐视帝国现在还能剩下些什么还很难预见，这也将取决于投资者的耐心……数月来，迹象显示贾在金融上不堪重负，但这位充满魅力的企业家仍然稳住了融中集团这样大型私募基金，甚至找到了新的投资者。”
《新苏黎世报》写道，中国招商银行7月初因乐视旗下的乐风移动贷款欠息，申请冻结贾跃亭和其妻子名下存款12.37亿元及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获准。但贾跃亭表示不会放弃，将继续领导乐视。不过，他仍卸任乐视董事长，出任乐视汽车生态全球董事长。
文章写道：“贾被中国媒体屡屡比作传奇人物、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他自己看来更想成为同样特立独行的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无论如何都要抓住汽车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