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7月14日傍晚，台湾时任新闻局长邵玉铭缓步踏进新闻局记者室。超过二百名中外记者已经到场，静候政府宣布消息。
“奉总统令，宣告台湾地区，自76年（1987年）7月15日零时起解严。”
尔后30年间，台湾组织政党参政不再是犯罪、各式书籍与思想得以流通，1996年起正式直选总统。2000年与2016年皆顺利完成政党轮替，新一代的年轻人享有民主、自由与人权，并认为这是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台湾解严满30年之际，邵玉铭回忆起当时的处境，还是有些不可思议。邵玉铭回忆：“当时13日我接到总统府副秘书长电话，要我14日下午六时宣布解严，我一度不敢相信。”
虽然解严一事先前政府早已定案，但就常理而言，这种重大决策都要由总统宣布，留美多年的邵玉铭，也知道白宫都是这样处理，随后他婉拒，认为还是总统蒋经国亲自宣布较好。
然而过不久，副秘书长来电又说“总统说你宣布就可以了”。就这样，邵玉铭成了末代戒严时期，同时也成为解严后首任新闻局长。他补充，他宣布解严时讲了句“奉总统令”，是他自己加的。
顺势而为
但邵玉铭也说，台湾的解严过程绝不仓促，而是在世界大势下有条理地决定，当年的戒严令不外乎是为了反共反渗透。然而从70年代中期后，世界局势发生变化，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各国纷纷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当初的“匪权”被扶正，中华民国的长年威权统治与自主性被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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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解严前，党外运动已经形成，《美丽岛》杂志和成员是重要的力量
就在这时，党外的民主运动也蓬勃发展，各种要求解严的声浪不断，后来党外办杂志、报纸蓬勃，政府抓不胜抓，尤其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国际审判，更是让台湾人权受到世界注目。随后，蒋经国就审慎思考解严的可能。
1983年回台教书的邵玉铭，先前在美国待了20年，他回忆在美国时，美国学者都把中华民国称作“right-wing military dictatorship”，意即“右翼军事独裁政权”。
分析：如今中国与戒严时期的台湾有可比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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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长年研究民主化发展的李酉潭对BBC中文表示，很多人会觉得中国目前处在台湾30年前的解严前状态，经济快速成长，但这是不对想法。
李酉潭说明，台湾过去虽然是威权体制，但还是有县市长跟立委增额选举，党外有地下杂志跟地下电台。但在中国完全不准出现，已经到了极权体制巅峰。中国共产党就是以“万世执政”作为依归，没有想把权力赋予人民的意思。
但李酉潭也认为，随着科技日新月异，自由浪潮还是会持续拍打中国，“自由不是浪而是像风一样了，中国再紧缩言论管制它还是有空隙钻进去”，未来十年内的中国政局变化值得关注。
直到回台湾后，邵玉铭才发现戒严真的早不合时宜。再加上当时戒严的管制已经比50、60年代还要宽松，县市长跟增额立委都可以正常选举，实质的军事戒严也名存实亡。
甚至到1986年民进党自行宣布成立时，蒋经国也没指示警总（警备总部）抓人。他回忆当时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的发言“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在变”，进入新闻局任职后，邵玉铭即被蒋经国要求研究解严时机。
一人说了算
回顾当时台湾解严相对顺利，没有遇到太多阻碍，邵玉铭认为当时蒋经国的权威没人敢挑战这点很重要，他说“中华民国开国以来两人说了话算数，就是蒋介石与蒋经国”。
邵玉铭提到当年蒋经国的想法是：“大家反抗政府，那就开放你们参政，大家一起堂堂正正进入国会议事。”
他表示，当时蒋经国身为一代强人，外面也有强大反对党在成形，人民与政府间都有共识，才顺势让台湾解严，而且没有发生任何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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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宣布解严，是台湾历史的转捩点
邵玉铭形容，当时解严就是“顺势而为”，蒋经国来台湾将近40年里，早就非常了解台湾民情，当然也深知台湾民众对于公民权益的追求。甚至蒋经国曾跟当时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说过：“台湾老百姓已经很好、很善良了，否则再这样（指戒严）下去他们要革命了。”
加上当时许多留美留欧教书菁英，纷纷回国效力，他们长年吸收国外的民主思想，早就已经有经验跟学养，解严已经是个整体氛围下“一定要去做的事”。也因此当蒋经国决定解严，官方也都在等待他拍板定案后，放手去拟定一连串地党禁、报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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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解严后，踏上民主之路。1996年是台湾第一次全民直选总统
再来是当时蒋经国开放解严时，也从没有插手管制，让当时的新闻局长邵玉铭大胆全都开放，“蒋经国很尊重我们的学识，因此我比照欧美国家，全都开放报禁、出版，甚至帮流行音乐办了金曲奖，都是我在美国生活的经验。”
而面对解严三十周年，邵玉铭回想起来还是很光荣：“曾有纽约时报的记者问我，解严成功了吗？我回答，放眼全世界，我们解严没有造成国家动乱、军队政变，并且实施民主改革，投出自己的总统，这个答案我想不用说。”
当然，他也开玩笑说：“常有人骂我们立法院会打架闹事，但这也是他们可以闹得最大极限了，我们不像中国或是韩国，他们是曾经把坦克车开上街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