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先生逝世，西方哀悼。但是在二〇一六年，另一位曾经主张大爱、反极权，在台湾戒严时期争取自由，一样信仰“人权宪章”的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在北京病死，却没有什么人关注。
有趣的是，陈映真虽然反蒋、反跨国企业、反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关怀台湾和第三世界的工农，但却是一名大中华统一主义者。因为仇恨国民党，所以敌人的敌人，可以做好朋友，陈映真后来坚决支持中国镇压六四天安门民运，晚年老人痴呆兼中风，成为植物人，得到奖赏，长期在北京受到中方高干级医护，直到安详死去。
如果刘晓波有机会与陈映真在北京对谈，一定会很有趣，因为陈映真这位自由主义的“进步知识份子”，一定大骂刘晓波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刘晓波不会视陈映真为敌人，陈映真却必将刘晓波列为敌人。陈映真会很真诚地鄙视和仇恨刘晓波，而刘会不会对陈某施以骨灰漫天式的大爱拥抱？我猜想会。
世界上令人遗憾的事很多。东亚尤其华人的知识份子，无缘一见刘陈国台对话，当为憾事之一。但是话又说回来：刘陈对话的假设，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如果刘晓波有此言论自由，此一对话可以公开举行，即使在第三国的新加坡，那么刘晓波就拥有了出国的自由，在国外的言论自由，那么刘晓波所属的国家就不是中国，而没有了中国，也就没有刘晓波。
因此在逻辑上，像时间旅行的悖论：假设你能回到三十年前，假设你遇上没有结婚时你单身的父亲，假设你将过去的父亲一枪轰毙，那么你在哪里？
然而此一时空逆错的假设，还是可以想象。若刘晓波在二十一世纪，可以与陈映真对谈，即使在新加坡，若全程卫星直播，我会很想看。
因为陈映真是一个堕落了的左派，正如全球化到了二十一世纪，左翼精英在跨国组织全面掌权，全球化不再只是可口可乐和麦当劳，而有了欧盟政府，西方的左派一样堕落。
陈映真的不堪在于他的幼稚之外，还因为出身台湾，没有去过西方，眼界和格局都狭小。台湾有这样的伪英雄，因为被蒋家政府关过大牢，进而仇恨国民党，拥抱台海对面的对家。刘陈对话，必还有一点酸气：为什么是你得诺贝尔而不是我？
陈映真是中国文人，不要告诉我他不会酸。这样一来，那一点点少数文青仍供奉的剩余神话就会完全烟消云散。
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不恨红楼未完，而是刘陈从未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