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七月四日，一个纪念人类历史上一群特别的奴隶主的日子。
奴役和自由是人类历史永恒的主题。这个主题以一种尖锐的方式表现在美国早期历史中。美国国父们口口声声说英国要“奴役”自己，要把“暴政”强加给自己，所以“不自由毋宁死”，他们要反抗，要革命。
但没有任何历史根据说英国国会当时有一个要“奴役”北美殖民地的阴谋和相应的计划，我们看到的不过是英国国会在打完七年战争后，认为北美殖民地从中获利甚多，于是要开征一点税，北美人不同意，双方的矛盾加深后，冲突也发生了。这是一个你一拳我一脚的过程。
何况以当时东亚社会的标准来衡量，英帝国对北美殖民者实行的应该说是善政，不是什么暴政。一个最清楚的事例是殖民者手里拿的是和国王军一样的步枪。
既然如此，为什么“奴役”和“自由”会成为北美革命宣传中的高频词呢？我一直猜想：这很可能恰恰是因为多数国父自己就是奴隶主，所以他们对自由特别敏感，丧失一点权利就会让他们产生最终会被奴役的恐惧。
以呐喊“不自由毋宁死”闻名的帕特里克·亨利自己就是弗吉尼亚州的大奴隶主，更不用说杰弗逊和华盛顿。
环顾世界，在那个遍地是奴役的时代，只有北美这群最不受奴役之苦的人才高唱自由。这是因为他们天生就特别爱好自由吗？很多人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北美殖民者天生就爱好自由，从五月花到清教徒到独立宣言再到人权修正案，就这样一条线下来。自由是美国的本质。美国本质上就自由。自由和美国是同义词。
如果是这样的话，实际上就等于是说自由只属于美国，自由是美国特色。这是很危险的想法。
我和一些美国历史学者和同事提起过这个猜测：正因为国父们自己是奴隶主，所以他们对自由特别敏感。他们点点头说：这个speculation是reasonable的，但你无法document它。
在同意无法用历史档案证实这个猜测的前提下，我想，对人性的洞察力应该是历史学者的基本素养，否则我们就不是历史学者而是档案学者。
美国国父之所以伟大，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在人类历史上难以计数的奴隶主中，只有他们认识并论述了自由的宝贵。不但如此，他们还把与奴役对立的自由列为立国的根基，相信它是普世性的原则。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奴隶制，承认他们那一代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在道义上谴责这个制度，希望和叮嘱后人一定要解决。
奴役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在承认这个前提的条件下，我认为至少在口头和言辞上存在着两种奴隶主。
一种奴隶主允许传播自由的概念。他们会对奴隶说：自由是好东西，可惜我现在还不能给你。
另一种奴隶主会说：自由？别信那个鬼话，你有了自由马上就会后悔的。
这就是同为奴隶主，美国国父一代和内战之前美国南方奴隶主之间的本质差别。
在同样的意义上，如果我们承认专制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的话，那么我认为至少在口头和言辞上也存在着两种专制者。
一种专制者会默许民主的观念，他可能会告诉人民：民主是好东西，可惜现在我还不能给你。
另一种专制者不但善于混淆民主和专制的概念，还会对人民说：民主？你咋那么天真？有了民主你连现在这点可怜的东西也没了。
当然，承认这个区别并不是无视言论和行动之间的根本差别，只不过是在前者的范围内强调一条底线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