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刘晓波只有一面之缘。
拜访刘晓波是2000年前后，中国民主党组党的高潮期，刘晓波刚刚结束了因起草发表《双十宣言》而带来的三年劳教之灾。记得那次聊了很长时间，其中也聊到了“我没有敌人”的话题。
我理解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的语境是在将所有个体的人引为同类的基础上发生的。当年的我，也同样抱有这样的思考。记得1997年组党之初，我曾经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大大小小的音像店扫荡正版的《甘地传》，然后挨家挨户地送给我认识的京城民主人士。后来杨子立因为新青年学会事件被捕，我以他前妻路坤为题，写了一篇呼吁文章，题目叫做《仁者无敌》，在这篇文章中，我也阐述了相似的意见。那时的我，在思想中同样认同“我没有敌人”这一概念。
事实上，如果将所有的人，引入人类这一群体性框架之内，很容易得出这个“无敌论”。“同类”这个群体性概念，即使是在通过种群繁衍生息的动物界，也是一种通用的价值判断。以遍布大陆的羊群来举例，尽管它们之间也会因为配偶和水草发生争斗，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它们在族群之内，是相安无事的。因为在羊群中，任何一个单独的只羊对整个羊群的每只只羊来说，都不是敌人，而是同类，每只只羊的敌人也是它们群体的共同敌人——狮子或狼。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种群繁衍生息的人类，并且应该成为人类共同的价值判断底线。具有人道主义崇高理想的刘晓波，如此善意地讨论人——这一高于羊群的物种族群的时候，使用“我没有敌人”这样的语言，凸显的是他精神境界的高尚和哲学意义上的纯粹。
然而，改变我这一观感的，是随千禧年而来、发生在中国大陆越来越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和越来越严酷的人权打压。这种灾难的发生让我们越发意识到，在人类这一群体中有一部分“人群”，是难以将其引为同类的。它们更像是披着人皮的狼，或者用基督教的隐喻：它们是被邪灵控制的与魔鬼签约者。因此，在当下的中国，在被枪杀的徐纯合、被嫖娼死的雷洋和被非法关押的屠夫吴淦、被失踪的王全章以及被晚期肝癌所困扰的刘晓波等等组成的时代背景下，用崇高的人道主义思想去对待它们，显得那么地不合时宜。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今天的我们无法达到刘晓波的高尚，不是因为我们卑鄙了，而是因为我们已然绝望。在它们彻底地背叛了人类、彻底地背叛了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通过奴役同胞、掠夺我们共同赖以生存的资源、无限制地扩张内心卑贱的欲望、与整个人类为敌的今天，我们已然失去了将它们引为同类的希望，甚至我无法说服自己在这篇纪念晓波的文章中，用描述人类的字眼去描述“它们”。
高尚的刘晓波，仍旧没有敌人，
但卑鄙的它们，已没有了朋友！
转眼，《零八宪章》发表已经近八周年了，距离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已经七年。在身受八年牢狱之苦后的刘晓波，被宣告肝癌晚期，尽管有美国、德国、日本、台湾等政府正式宣布，愿意无条件接收重病的刘晓波，并给予最大程度的人道主义治疗；尽管刘晓波和刘霞夫妇本人愿意并亲笔书写信函表达愿望；尽管全球15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名要求中国政府给予刘晓波人道主义的自由，哪怕在他濒临死亡前，也应该让他具有人道主义的自由的尊严，但众所周知的是，它们对此种种要求，一律“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不单如此，连亲属和朋友自由探视的权利，也被它们剥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世界？早已超越了我们对“同类”的认识。
从广义的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我们理应对人类群体中每一个个体抱有最大的善意，但是从狭义的人道主义角度来看，每一个被我们倾注了最大善意的人类个体，也应该遵循最低的人道主义底线。否则，我不知道刘晓波会怎样想，但是我却不能不放弃“我没有敌人”的认知，因为它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在大声宣告：它们“非人类”！
与刘晓波相同的例子，当属纳粹时期德国和平主义者卡尔·冯·奥西茨基。这位德国作家、记者因反对希特勒，被纳粹于1933年投入集中营，193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时，被关押在集中营的奥西茨基也被纳粹禁止出国领奖。不幸的是，1936年5月，奥西茨基被关押他的集中营诊断出肺结核，随后在11月获得释放，转入医院予以救治，并由纳粹政府特许诺贝尔委员会官员到其住处，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两年之后，奥西茨基病逝于柏林的一家医院。
要知道，在二战时期肺结核的致死率仅次于鼠疫和霍乱，也远高于今天的癌症，被称之为“人类的行刑队长”。能够在当时落后的医疗条件下，因肺结核住院并能够存活两年时间，一者可以说明德国纳粹集中营中的疾病预防检查绝非形同虚设，二者可以说明纳粹政府对这一“叛国者”的治疗是彻底并且尽力的。
奥西茨基与刘晓波，其遭遇何其相似乃尔，而其所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又相差何止千里。同样获得了体现人类共同价值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奖，并且是受到全球所尊重的学者，但刘晓波在濒临死亡时却仍不自由——其幸乎哉，他令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集权政体在他面前瑟瑟发抖；其不幸哉，他于有生之年无法沐浴其应得的荣光！
人之所以为人，理应有一个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特征。经过人类近两千多年，通过历次战争和各种社会制度的实践，而今基本确立了具有普世价值的人道主义标准。这一标准，应该具有维护并尊重基本人权、确立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维护宪法的公正性和法律的有效性，并切实落实各项基本人权的保障和实施。如果违背了这一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标准，人又何以为人？
无敌的刘晓波，仍旧没有敌人。但从关押无敌的刘晓波，到关押非暴力的许志永，再到关押不合作的唐荆陵，它们已然失去了所有的朋友。而那张摆在诺贝尔委员会领奖台的空椅子，却似乎时时刻刻在提醒没有了朋友的它们：你们将四处受敌！
马强，于2017年7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