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特区政府新班子的训话，与其说是工作指示，不如说是北京治港策略的盘点总结，反映过去二十年来的管治方针，由隐晦走向明显，远远超出“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原先构思。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回归后的香港，只需换掉一枝旗和一个港督，其余一切不变。北京其后在《中英联合声明》之中清楚表明，除国防、外交外，其余属香港内部事务，由九七后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而《基本法》的内容，不外以具体条文落实，体现“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原则。
无疑，《基本法》难免有暧昧之处，但当《基本法》解释权紧握在全国人大常委手中，事情就起了变化。起初北京只是应特区政府的请求才释法，然后由被动转为主动，以释法叫停和阻碍香港政制改革的进程。
到近年，人大释法由政制改革转向香港内政，以便取消某些立法会当选人的资格。此路一旦通行，正如我过去的文章所说，法治已经打开缺口，但从北京的角度看，只是如习近平训话所说的“中央依法行使权力”而已。
同样危险的是，习近平所说的一国原则，由香港回归中国，变成是“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发展利益”，而何谓“国家安全、主权、发展利益”，当然由执政党领导下的人大常委去解释，到时即使抵触国际人权规范，香港法庭亦莫敢不从。
显然，这是2003年董建华政府国家安全立法失败，北京检讨形势后所作的策略回应。在北京看来，立法失败，不在于法律得不得人心，而在于特区政府能量不足，反对势力无法驾驭，因此必须一面加强中央介入香港事务，全力反制反对者，一面加强爱国教育和宣传，争取民心回归，同时通过经济融合，提高香港对大陆的倚赖程度，也提高北京在港人心目中的地位。
政治上，更具体的做法亦有三方面。一是祭起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发展利益的大旗，压制反对者。梁振英在任五年，制造港独危机，增强中港对立情绪，让北京可引为借口，然后上纲上线，视个别主张港独者挑战国家安全和主权，并顺势重提国家安全立法，而即使立法未成，警方早以强硬措施禁止主张港独者的和平集会。二是加强民族主义教育和宣传，特别是针对年青人，运用软实力，使他们民心回归。三是通过法律手段，不论是用尽现有法律的授权，还是制订更多法律或者人大释法，再由特区当局加强执法，限制言论、集会、结社等等公民自由权利。这种三路并进的策略由来已久，习近平在港的讲话不过是一个阶段的总结。
经济策略上，当然要把香港纳入国家经济规划，用尽香港的优势为全国服务，也把香港经济前景限于大陆发展规划的一部份。由2003年开始的“惠港”措施（更紧密经济关系、自由行），到2011年推出的环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计划，再到近日签订协议的粤港澳大湾区计划，均是中港经济和区域融合的部署。在特区政府失去向北京说不的能力下，香港将逐步失去九七前经济命运自主的独特角色，日后只能与大陆经济命运一致。
配合上述的政治及经济策略转变，北京亦调整工作组织。最高决策及统筹交由政治局常委主持的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同时在特区政府之外，组合从事香港工作的大陆干部，建立第二支管治队伍。在北京如此清晰的政经蓝图和组织细密的工作队伍下，特区政府的高度自治只能越缩越细，集中到习近平所讲的第五点指示，即如房屋等民生问题上面用功。
面对强大力量不断侵蚀香港的自治，民间社会若要追求民主，捍卫高度自治，必须抛开幻想，认清现实，加强团结，持续抗争，再没有分裂的本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