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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计划经济优越论”背后的新型利维坦阴影

提要:一种普遍的恐惧和焦虑随之在社会上悄悄蔓延开来,即对全能国家2.0版的恐惧和焦虑,即对大资料和人工智慧武装到牙齿的新型全能国家的恐惧和焦虑。

“因为大资料和人工智慧,计划经济将更具优越性”,马云的这个判断刚刚抛出,即遭到吴敬琏、张维迎、钱颖一、荣剑、蔡霞等学者的迎头痛击,以至于马云不得不出来申辩,说他主张的计划经济“不是苏联那个时候的计划经济,也不是中国刚开始的计划经济。”他的意思或许是说,他所主张的计划经济不是中央计划经济,而是一种“新计划经济”。但问题在于,这所谓“新计划经济”要怎样才能不同于“苏联那个时候的计划经济”和“中国刚开始的计划经济”?即,他主张的计划经济要怎样才能防止“苏联那个时候”和“中国刚开始”的全能国家体制卷土重来?如果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他就无法划清他主张的所谓“新计划经济”跟属于全能国家体制核心元素的中央计划经济的界限,也就不能不让人疑窦丛生。

全能国家体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即便在今天,中国人民不仅远未走出全能国家的心理阴影,而且远未走出全能国家的体制阴影。全能国家体制仅仅在80和90年代有较大消解,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能力的提升,全能国家体制迅速复辟。这既表现为经济上的“国进民退”,表现为央企疯狂攻城掠地,更表现为大维稳的崛起,表现为国家对社会越来越严密的管制、对个人越来越精确的控制。

一种普遍的恐惧和焦虑随之在社会上悄悄蔓延开来,即对全能国家2.0版的恐惧和焦虑,即对大资料和人工智慧武装到牙齿的新型全能国家的恐惧和焦虑。任何新技术都有两面性,大资料和人工智慧也不例外,它们既可以为社会所用,为市场所用,极大地增进个人自由和社会福利;也可以与全能国家体制合作,从而为全能国家体制所用,成为国家征服社会和侵犯个人自由的利器。而对后者,这些年来人们可以说越来越感同身受。正是在这种语境下,作为大资料和人工智慧领军人物的马云推出了所谓“计划经济优越论”,一下点燃了主流社会积蓄已久的恐惧和焦虑,舆论上的激烈争议,也就在所难免了。

马云“计划经济优越论”所说的“计划经济”,是否与全能国家的中央计划经济有根本分别,不是一句空空洞洞的“不同”就能够回答的,这有待他拿出具体的论证,即他所说的“计划经济”如何是社会层面的、企业层面的、消费者层面的自愿的和分散的“计划”,而不是国家层面的、强制的和集中的“计划”。并且为了杜绝后一种“计划”,如何切实建立一种强大的防卫机制。所有这些工作,其实不只是马云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大资料和人工智慧强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计划性,看来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问题不在计划性,问题在怎样的计划性。怎样充分发掘大资料和人工智慧之善,以之增进个人自由和社会福利,而防范大资料和人工智慧之恶,避免其为全能国家添砖加瓦,应该是大资料和人工智慧时代的核心议题。

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正视、必须解决这个议题。否则,我们很可能世世代代永为新型利维坦的阴影全面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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