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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彭的真话与老董的谎言

越接近回归20周年的日子,越多政界人物来个什么回顾与展望,包括一些前北京主管香港事务高官、前任特首之类。可惜,大部份回顾要不是为北京收紧香港政策涂脂抹粉就是在改写历史,把一国两制变形走样的责任推在港人身上。周南、陈佐洱之流早前大放厥词已令人愤怒,可情节最恶劣,最颠倒是非的还得数第一任特首董建华。

称反23条致京加强控制

这位任内除了提出“高大空”计划外一无建树的特首落任后没有好好检讨过失,反而摆出一副“智者”、“大老”姿态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令人非常反感。近几天他有关回归20年的总结更是指鹿为马,混淆视听。根据他的说法,港人当年抗拒基本法23条立法,还出现50万人大游行抗争的场面令中央领导人开始起戒心,认为港人对“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原则不了解,有抗拒;其后不接受人大831框架及出现“占中”更令北京要重新强调全面管治权,积极行使权力。

董建华把反对23条立法说成北京收紧对港政策的转捩点不但罔顾事实,更是在推卸责任。当年绝大多数香港市民包括工商界反对23条立法不是否定香港的宪制责任,不是因为不重视国家安全,而是因为提出立法的董建华政府准备粗疏,缺乏政治能量与判断力,令23条立法变成回归以来首次重大政治危机。

事实上在整个立法过程中,不管法律界或市民都很努力了解草案,积极投入讨论及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及关注,要求董建华及负责官员澄清相关法例会否损害公民权利与自由。可惜,当时的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律政司司长梁爱诗都没有能清晰的解释23条立法如何不损害香港的新闻、言论自由,如何能避免万马齐喑的可怕局面。她们唯一的保证是“你哋信我啦,局长唔会呃你!”

正因为董建华政府未能说服市民之余又硬推法案通过,甚至在“沙士疫潮”香港存亡之际仍不放软手脚,市民才被激怒,2007年7月1日才出现五十万人顶着酷暑游行反对23条立法的场面。换言之,23条立法失败关键在于董建华及他的政府无能无心,缺乏政治能量及触觉,令立法过程演化成官民、中港激烈对抗。现在他居然把责任推在市民头上,还以此为北京加强控制香港开脱,这实在无耻之极。

指人大释法全为香港好

此外,董建华努力为人大释法辩护,指回归20年来五次释法全为香港好。可是他凭什么说每次释法都是为香港好呢?首先,人大释法是把内地意旨、政治概念强加在香港身上,令法院之上无形中出现不受约制的“太上皇”,这无疑是对司法独立及法治的损害。何况过去的释法令政改过程变得更多关卡又扼杀0708双普选,扭曲基本法让香港发展进一步民主的承诺,严重损折港人对中央政府及基本法的信心。这怎么能说是为香港好呢?

更可怕的是,他居然称赞快将落任的梁振英对一国两制有独特贡献,全力解决关键问题。梁振英在位五年把中港矛盾推向极致,令社会撕裂分化,令各种各样的极端思潮冒起,还令香港礼崩乐坏,确当程序濒临瓦解。这样的人根本该钉在历史耻辱之柱,让他遗臭万年,还说什么独特贡献,实在荒谬绝论。

相比之下,末代港督彭定康才是市民真正的朋友,才真的在为港人说话。在他新出版的书“First Confession”(初次告白)中,肥彭指港人日重滋长的身份认同意识不是港独或否认是中国人,而是公民意识的冒起,是一种跟内地大城市不同的自觉。他认为,一国两制就是要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包括这种在中国独有的公民意识,而香港人也有权坚持自己的身份。只是北京害怕政治改革,也害怕公民意识在内地冒起,于是千方百计收紧控制,甚至以不同方法破坏一国两制及香港的高度自治,以确保政治稳定及控制。就是这样的分歧,回归20年后中港之间没有越走越近,反而隔阂处处;而港人更感到公民权利、自由不断受侵蚀,最后出现20年前难以想象的尖锐对抗。

显而易见,肥彭说的才是真话,才是大家的心底话,跟董建华之流为北京加强控制香港涂脂抹粉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可惜,像肥彭这样为香港仗义执言的人越来越少,像老董般奉承之辈则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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