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好汉们九个月邻居，却至今未曾谋面。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相互不知道谁与自己关押在一起。
日子一天天地拉长了自己没奈何的面孔，神经一点点地从紧张中松弛下来。
便有了关于邻居们的消息和趣闻。
曹思源
“那个大胖子回来了。”
“是吗？”
“那家伙一回来就去餐厅海吃了一顿。”
“怎么去餐厅了？”
“可不是！小于子领他去的，一下车就照直奔食堂了。小于子说那边吃得特差。”
“那家伙那么胖，还吃！”
“没治。说那家伙狼吞虎咽，足吃了有二斤包子。”
“包子呀，真逗！”
“小于子说端来端去费事，干脆让他去餐厅了，小于子陪着他。”
这是张汨和王江丽在房间里聊天。听起来好像是他们从派出所里新调来的同事。不料继续说下去，却不太像了。
张汨接着说，“小于子去了就问他还敢不敢了？他说，‘不敢了，让我回去吧。’”
“哈哈。”
“哼，不老实，去一阵就老实喽。”
后来我得悉此人是曹思源，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高级顾问，《企业破产法》一书的作者。一位警察私下里告诉我，“你们几个人里，去了秦城又回来的，就他一个。”“为什么去了，又回来？”“唉！他态度不好呗！有一次问他的时候，他发脾气，跟人家拍桌子蹬眼睛，吵起来啦。那还不把他送秦城！”
“曹思源是不是满脸长着大胡子？”我问，我这个印象其实很没有来由。
“大胡子？”
“关在这儿又送到秦城一去不复返的有几个？”
“就包遵信一个。”
那大胡子一定是曹思源了。十月二日那天，坐在同一个小面包车上游览市容，坐在我右后方的那位，满脸大胡子。我只在上下车时有机会顺便转过脸去，看看我的两个同车难友。虽然都不认识（他们当然不可能让相互认识的人同车），但大胡子给我印象深刻。因为车刚一开上大街，他就开口了：
“啊嗬，今天整好是我在这儿第一百天啦！一百天没出来过了。”
我暗中掐指算算，他是六月二十二日被抓的。已经比我多“享受”部长级的待遇十二天啦。
至少在那一天，曹思源情绪良好。他不断与坐在他身边的警察相互让烟抽。一路上，不断指着路旁新建成或正施工的豪华饭店、酒店，说这楼，那楼是跟哪儿合资的，几月动工的，耗资多少多少等等。颇有些“指点江山”的意思。
车过东单，他说：“这进去不远就是我家，真他妈的想回家！”也不知他在跟谁讲，也不管是否能如愿，他一路上放松自己，不断自说自话，表达胸臆间的愿望。
“哟，饺子馆，这是饺子馆嘛，进去吃一顿？”
“你请客？”警察们搭荏儿问，“想吃饺子了？”
“想吃。我请，怎么样，真的。”
“二十多人呐。”
“我请啊！怎么着？不就百十来块钱嘛。啊？”
车不停，连速也不减。没人理他的饺子。
他开始沉默下来。车却在前边停了。一辆靠一辆，排着队，停在柏油路边。
并不是什么饺子馆，而是公共厕所。
没人要进食，有人要出恭。
能真正地上一回公共的厕所，也颇具诱惑力：可以下车走几步路，左右扭动一下脖子，看看大街、蓝天、行人，呼吸几口外面世界的空气。最主要是可以重温一下作一个“公民”的幸福。只是想，箭一样地窜进去，弓一样地摇出来的，差不多全是他们的人。
车开之后，无线电对讲机再三地传来问话：“谁还有什么要求，想去哪转转？可以提出来。怎么样，有没有？有就讲话。”
我极想的是在路边的书店停下来。不知什么缘故，忍了又忍，终于没说出来。
曹思源没这么多顾虑：“想回家！”简直是嚷着说的。
“不行！”小面包前排坐上的一位立即回答了，声音颇为严肃，冰冷。其实早在刚才路过东单时，大胡子就表达了他的愿望。“停停车，哪怕二十分钟也行。”没人理他。
曹兄自此始再不讲话了。车进入小停车场，一个警察说：“北明先走吧。”另一个则说，“一块走吧，反正差不多一块下来的。”没一块走，大约不乐意让我们互相知道对方的房间号。
不过，我知道曹思源、周舵、李洪林、包遵信住在四楼。那时包先生尚未被押送秦城。大约他们人物大，事情重，所以住的楼层相应的也就高。要想逃走，得多下两截儿楼梯；要想跳楼，得多摔断一条胳膊腿。
审讯基本结束以后，大部分警察都撤回北京了。留下一组人员专门看守我们。随着气氛的松弛，报纸的样式增多了，有了《人民日报》，有时还有《参考消息》。仍然是传阅。常有人前来找寻前两三天的报纸。“没有呀，”我有时说。我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裁剪报纸。有些消急，比方外交部关于西方国家干涉内政的严正声明啦、抗议啦，以及一些不得不报导的东欧国家的消息什么的，看着就让人高兴。“没有，”我大声说。
“唉，那是人家老曹的报纸。”
“咦，他怎么还会有报纸？”
“订的呗。”
那是一个多事的冬天。世界共产主义体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完成着空前的大崩溃，大瓦解。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消息从电视上传来。先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紧接着是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事变。再后是那个“大家庭”的家长苏联解体。以改革开放为自己政治生涯的曹思源当然就想到了订阅报纸。据警察们说，他每日忙于研究报纸，剪裁粘贴报纸。还给去聊天的警察们讲述国际政治形势，以及他研究报纸上那些变形新闻的心得。他说：《参考消息》所刊登的有关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消息，显然将人们对苏联局势的了解引导到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当我们从《参考消息》上林林总总关于苏联的报导中，得出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面临困境，无法进行下去的结论时，却传来了苏共党代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取消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有关条文的消息。据说，曹思源愤怒地指出，《参考消息》对此做了大量旨在歪曲事实，掩盖真象，混淆视听的报导。
周舵
曹思源忙于研究新闻时，周舵，于光远的研究生，四通集团的经济学家，“把酒民运”后期广场上四人绝食者之一，正忙着撰写一篇关于东欧政治局势的长文。
我感觉周舵是一个心理上并不成热的大男孩，尽管据说他是“老高三”，算来如今已过了不惑之年。我想像此人急躁，敏感，富于激情，聪慧外向而胸无城府，具有读书人的性格特色而不合适投身政治。当然，埋头学问，潜心书斋，对于他也是一种苦行。他关注现实，并时时刻刻在变动的风云中感到自己心灵的激荡。他总是跃跃欲试，按捺不住，从学者跃入企业家的行列，进而又投入民运大潮。从个人气质上来说，周舵具有某种浪漫特点。他情绪化，被每时每刻的感觉牵着走。从他，我们可以看到并非一个人的经历决定他的个性和命运，而是一个人的个性决定他的经历和命运。
当报纸上登载记者对四人绝食者之一侯德建的采访录后不久，周舵开始撰写天安门广场撤离真相；当东欧时局发生巨变时，周舵开始撰写他对东欧政治风云的看法；我没有足够的时间阅读他的高见，但看到了那厚厚一摞手稿。那上面龙飞凤舞的字迹，想来必定融汇了他的兴奋与激情，记载了他的评价与思索。那应当是一个中国人站在世界的角度，观察分析人类社会格局的一篇政治宏论。它应当具有高赡远瞩的气魄，它的背景毫好疑问是二十世纪末叶横扫共产主义堡垒如卷席的自由、民主的狂飙。
周舵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豪情，那种虽身陷囹圄却斗志昂扬的豪情。他说：“不到秦城非好汉！”他这么说了，这话便穿越四十八级楼阶和长长走廊，不径而至，引起我许多赞叹和感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的那些录像镜头，那些旗海人海，那些自由之魂，虽看起来恍若隔世，但他们仍一次次令我热泪盈眶，不过那只是一短暂的片刻。大部分时间里，我愁云锁日。想必当突然面对押他的囚车时，他也来不及如此情怀吧。但这情怀毕竟复燃于长久关押之后，方寸客房之间。
李洪林
关在我头顶三米以上那块空间的是李洪林先生。这位曾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冉冉老者，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共党史研究所所长、中共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
因为受到楼下暖气管道的启发，我曾在一个星期日，攀着写字台登上暖气管道，窃听从屋顶管道孔传来的对话。只言片语地，我听到一个警察用教书先生的语气，朗朗念诵某位“客人”写下的自己参与“动乱”的大事记。李洪林肯定不知道，在那些人中有人说过“干嘛枪毙包遵信？应该把李洪林枪毙喽”这句话，但他一定感受到了周围的敌对气氛。
据说他的情绪糟透了。他大约没有想到，在他这个年纪，继文革挨批挨整之后，还要经历这么一次囚禁，并且他的女儿也受到了株连，被所在单位停职，勒令在家反省，交待揭发自己父亲的“问题”。历经数次政治风云，作为一个“老运动员”，一个在政治理论界享有声望的学者，他对“我党”的整人之道深有体会，他深深为之忧虑难平的，除了自己的遭遇，肯定还有国家的命运。
曹思源忙着研究新闻，周舵忙着评论国际政治形势，我忙着恢复英语水平，写小说作诗时，李洪林先生请他的看守代购了宣纸、墨汁、毛笔。他画山水。以笔墨代言直抒意气，还是用山水风光排遣忧郁？我不知道。
李洪林的三十万字著述《理论风云》就在我书房的书柜上。那两年，我在理论洪流中应接不暇，无意阅读他对理论现状的陈述。但在关押后期，他的小册子《四种主义在中国》，却和曹思源的《企业破产法》一道光顾了我的囚居。由于深受“主义”之苦，由于长期的阅读饥渴，我津津有味地读完了这本小书，并情不自禁地在许多句子下边用指甲划上了杠杠。这本小册子不仅论述了当代中国现实社会中封建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并蓄共存的复杂情况，而且尖锐地提出了许多具有现实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指出了不少大众思想界混乱不堪的弊端。可以看出，论到要害处，为了能够出版而避免胎死腹中，许多语句是十分克制的。尽管如此，这本小册子所激活的确是一种清醒理性的对社会主义的批判。而且，它文字通俗易懂，风格明快简炼，易于流行。一气读完，我忍了又忍，才没有在扉页上写下“应该印刷十三亿册，以为公民普及教材”的字句。
我断定在十三陵水库游览时，左躲右闪、避之不及，不幸与之“撞车”的那位冉冉老者，就是李洪林先生。记得当时他双肘向后，手叉腰间，敞开的衣襟被风习习吹起，很豪迈的样子。次日同车游览北京市容，他坐在我左后方，时而谈笑一、二，气色尚好。再后来一次，在散步时撞见他，便大不如前了。当“陪”他散步的男警察和“陪”我散步的女警察发现他们在一家商店门前不期而遇时，相互打了一个招呼。我一眼瞥见了我头顶上这位老邻居，他面有菜色，目光冷漠，只回眸一扫，便迳自继续走去。
“六四”惨案一定导致他活跃的思想再次发生巨大转变，共产党的暴力也许泯灭了他最后的激情。据看守说，如能从这里出去，他将申请离职，不再给“党”干了。那位常来行医问病，后来接替张汨看守我的女医生，在撤回北京前，怀着医生对病人的关切，向各屋受审人道别，楼上楼下，一圈转回来，她告诉我：“唉！老头儿落泪了。”
杨百睽
我是从警察手中一封信的落款上知道杨百睽这个名字的，同时也知道了此人的供职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春节前夕，我问手拿此信并正等着我也交上一封家信的看守老宋：“这人是谁？”老宋所答非所问地指指我的隔壁，说，“就住那边。”
如果有一架摄像机同时录制三二四房间和三二二房间，那么屏幕下出现的情形一定十分有趣——
这两个房间里各自隔绝封闭着的两个人，总是在同一时刻作同一件事情。七点钟了，同时起床。八点钟了，同时从敲开的门递出碗碟，又接进饭来，端着走到桌边就餐。同时吃完饭，到洗手间洗碗，头对头，手对手，从同一个水管的两个龙头里接水。然后，到了九点钟，几乎同时打开电视机，看早间新闻、电视节目（张汨走后，我立刻恢复了看电视的权利）。同时午餐，同时午休。头对头，或者脚对脚。同时起来，看书或电视。同时晚餐。同时在房中走来走去地活动肢体，趁看守不在，在屋里跑来跑去。然后，差不多同时洗漱，就寝。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说不定，同样失眠，思绪万千。从窗户探出头去，看得见隔壁敞开的窗户和窗里射出的黄色灯光；甚至闻得到从窗里飘出的烟味。
不知是哪一位。觉得好神秘。
哪一位呢？
如果用一只碗扣在洗手间瓷砖墙上，将耳朵贴在碗底，听得见隔壁嗡嗡说话声。不过更多时候是了无声息。
了无声息时，越发觉得神秘。这人在干嘛呢？怎样一个人？什么时候抓的？为了什么？当然有一点亳无疑问，这人肯定参与了民运，没有逃走，或逃亡计划失败。
后来就知道了政治学所和杨百睽这两个写在信皮上的概念。
再后来，又知道政治学所叫做杨百睽的这人，性情沉稳，寡言。还知道，他整日里和夜不成寐时，想他的孩子。我也想孩子。想尚未出生，也没着落，根本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拥有的那个孩子。
事情不大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
隔离审查的好处之一，就是让你们这些同案犯不能相互“串供”，让你们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反抗意识降到最低限度，从而乖乖地听任摆布。尽管在押的每个人可能产生同样的感想，但视听的隔绝，不可能让同样的感想相互碰撞，迸发出力量的火花。
所以，杨百睽在我的脑子里继续神秘着。直到有一天，他变得越发神秘。
那一天去昌平县医院看牙后，回到招待所。下车的当儿，我无意间往楼上一瞥。我想看见我那窗帘紧闭的窗户，看看那窗帘是怎样遮住了灿烂的阳光。不料却看见了我隔壁的窗户，看见了敞开的窗帘旁伫立着的半个人。
那人着便装，正从窗帘后往下看我们这辆车和车中出来的人。
他几乎是在我抬头的同时，立即缩回了窗帘后边。只感觉这人年轻、瘦、灵敏。
这就是杨百睽了，是我隔壁那人。我捂着牙这么想：杨百睽式的神秘。
从此便知道，电视机屏幕中那两个相互隔绝的人，除了差不多同时做每一件事外，还有一件秘密的事，必也是同时做的：每逢听到楼下有汽车声时，走向窗边，向楼下悄悄张望。不同的只是，我透过窗帘边缝纫机扎过的针眼，而他则半隐在窗帘后边。
至今，杨百睽其人在我的脑海中仍然神秘着。
不知名
我的右边隔壁三二六房间，曾几易其主。
最初也是位女士，是体改所的。张汨曾告诉过我：“不让看书，都不让。隔壁那女的织毛线，给她买毛线和织针的我们同事，还挨了批呢。”
隔壁女士闷得慌，她要求打开窗帘晒太阳和织毛衣。
吵得慌，她要求闭掉雷霆万钧的空调。
此举受到张汨和她的同事“理由充分”的嘲笑：“嫌吵，非得让关了，嘿嘿，还挺娇气！”
后来她取保侯审了。定期向北京市公安局交一份思想汇报。我偶尔看到过她交来的汇报，一手十分流利漂亮的钢笔字。上写“由于加强学习和认真反思，我加深了对动乱性质的认识”云云。“由于”，我想像，由于对挨整的知识分子采取了这种小学水平的管教方式和世界水平的高压政策，最后，专政部门办公桌上、文件柜、档案柜里肯定堆满了诸如此类的“深刻反思”。历史作证，它们不过是一些被迫产生的字迹工整、书写流利的违心之言而已。谁要相信这些谎言，必须有自欺欺人的天才。
隔长不短地写了一阵子这样的反思，她便不时地去市公安局去要抓她时搜走的物品。明明扣着派不上用场，却总是不给。仍然坚持不懈地去要，仍然坚定不移地不给。直到最后一次听人说起她，还是去要，还是不给。
王鲁湘
《河殇》总撰稿人之一，北师院中文系副教授王鲁湘，继体改所获取保候审的女士之后，住进了三二六房间。这位江苏沐阳人，对每日不得不花去国家几十元人民币这一点，似乎有些过意不去。所以整日假装做遵守纪律的模范，将满肚子沸腾的非学院派的学问按抚在五脏六腑之间。
我算过一次。昌平这个招待所的高级客房小搂一共四层，每层四间，每间包房每天五十元人民币，审查紧张的日子里，一、二、三、四层均住上了从囚车请来的我们这些知识界的“客人”。据招待员小董告诉我，前前后后，她在这里所看见过的警察，不下八十人。从八九年十二月以后，这里只有第三、四层的八个客房被占用，但从十二月上溯至八九年八月初，二层也已住满，甚至一层也住上了他们的人。据说，北京市公安局政保一处一科依仗老宋的熟人关系，得到了这个招待所给予的优惠条件：一间客房一天只须三十五元人民币。这样，自八九年八月至九〇年五月，以平均每天占有十四间客房为计，需人民币近一万五千元。
伙食费每人每天十元，而他们——警察们的伙食费只可能高于我们。按一个房间两个人（一个看守，一个“客人”）、平均每天就餐总人数二十八人次计，再加上他们为数不少的不定期宴会，需人民币一万五干元。
警察们在距北京几十公里以外的昌平县办公，夜班费、加班费、出差补助，估计每天每人至少十元。以十个月平均每天十四人次计，需人民币四万二干元。
交通费。政保一处一科拥有大约六、七辆小车（包括小面包车和审查期间新添置的一辆奔驰车）。在八九年九月、十月两个月期间，几乎日夜出车，没有一辆空闲，不是去抓人，就是去核实案情，内查外调。所有这一切，都须在北京、昌平、秦城以及其他我所无法知道的区域间，作大幅度远距离的往返。以平均五辆常备车辆每个台班二百元计，十个月下来，需人民币三十万元。
上述所有费用，统计人民币三十万二千元。
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尽管夜班费、出差费、加班费以及其地一些变相的补助费用，装进了警察的衣袋，但这笔开支毕竟是为了完成对我们的审查。按照这个道理，等于全部这些三十七万二千元人民币是让我们这些在押人员“享受”掉了。从一九八九年七月初被抓到一九九〇年四月取保候审，以平均十四人次为计，每人大约“享受”掉人民币二万六千五百元。
所以说，王鲁湘为此若感到“内疚”并努力作遵守纪律的“模范”，是有些“道理”的。就连我算了这么一笔之后，也不得不考虑，一朝算完了政治账，又要和我算经济账可怎么办？不说别的，仅那八千元食宿费用，我就还不起。弄不好，到时候只好让他们给我再加几年刑。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一日，隔壁房间突然响声大作。
仔细倾听，并非吼声震天的吸尘器声。时已隆冬，当然也不是空调制冷设备的声音，而是王鲁湘发出的声音。他在高唱革命历史歌曲：《黄水谣》。
“……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水又急，浪又高，奔腾咆哮加虎狼……”
这家伙终于按捺不住开始自行娱乐了。他的门和我的门一步之遥，小董刚从我这里提着吸尘器出去，走进他的屋。两个门都敞着，那如“狼”似“虎”的歌声，甚至盖过了我屋里电视上两个讲授英语的老师的声音。
“我是遵守纪津的模范哩”，昨天，他还和小董这么表白自己，今天他就一反常态。不知是不是窗外终日响彻云霄的昌平县城的大嗽叭里的革命歌声，激发了他的“革命”斗志。
自从他“奔腾咆哮如虎狼”那日起，每日上午十时许，都能听见他和招待员小董“聊天儿”。
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初中没好好毕业的小丫头所能“聊”的“天儿”毕竟不大。他们的对话十分枯燥：
“您这是什么眼镜？”
“近视镜。”
“您近视？”
“我近视。”
“噢，您近视。”
“嗯，我近视。”
又一日：“您这件衣服是什么料子？”
“什么料子？”
“什么料子。”
“什么料子呢？”
“什么？”
“哟，我不知道！”
“哟！您不知道呀！”
“我不知道。”
“唉，您不知道。”
很久以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当招待员小董来打扫卫生，我总是拿起吸尘器吸尘。主要是为了活动一下僵直的四肢，锻练身体。一天，我正用吸尘器在桌角那个地方拐来拐去，小董坐在沙发上说话了：
“您说，隔壁那个是大学教授？”
“是呀。”
“那我怎么觉着他不像？”
“是吗？”
“嗯，我看他不像。”
“怎么不像？”
“他连自个儿的衣服什么料子做的都不知道！”
我忍俊不禁，告诉她：“大学里的教书先生都他那样。”
“是呀？”
小董今年二十四岁，但看上去只有十八岁。
“真的。”我逗她。
“唉！”她好像挺失望，“不过”，她又说，“他从不看中学生英语节目，电大的他也不看，我问他别人都看你怎么不看，他说太简单了，他都会。”
“像了吧？”
小董出去前，我拿起一副“吉卜赛算命扑克”给她，说“把这个拿过去，给隔壁那人算算，完了再拿回来，悄悄的。”
我的房间里有一副扑克，是警察们陪我上街溜弯时买的。我的第二位监管高建华常拿它给她的同事算，我也多次给小董算。按照说明上的解释，它可以算命运、爱情、婚姻、出游、交友、财运等多种内容。
“我给他算？”小董看看扑克看看我。
“对对，你给他算算，去吧。”
王鲁湘的独唱令人不忍卒听，可是他要不独唱还干什么呢？小董持着吸尘器，提着抹布、厕刷、皮手套、去污粉、字纸篓子，装起扑克就去了。
我关了电视机，饶有兴致地竖起耳朵，我想，他一定先算命运。
马桶声、水管声、吸尘声一通乱响后，传来了说话声：
“哎，我给你算算命。”
“什么？”
“算命。”
“算命呀？”
“啊，我给你算算？”
“啊好，算吧。怎么算？扑克呀？”
“你算什么？”
“什么什么？”
“我说你要算什么？”
“让我看看有什么？”
“算什么？”
“嗯——这个吧。”
“我看看——命运。呵，好。你多大了？”……
如果一个失去自由的人，首先想预测的是自己的财运或者爱情，那此人神经一定出了问题。
左边隔壁的房门，也让小董给打开了。从那边传来电视机里咄咄逼人的怪吼：“财团的权力实际上是你控制着，这一点我早就清楚。说吧，下去还是不下去？”“我爱你！”“下去还是不下去？！”“我爱你我爱你！！”“下去还是不下去？！”“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自由世界在艺术中制造疯狂，不自由的世界在生活中制造平静。
在西方自由世界疯狂的间歇，我再一次听到了东方专制空间里安谧的童话般的对白：
“出来了？”
“哦，把握……把握住一切机会，你就会，逢凶化——洁？”
“吉。”
“吉？对吉，逢凶化吉，一帆风顺。”
“我看看。”
“对吧？”
“不对。”
“不对？”
“不是不对。嗨！这是骗人的嘛！”
“谁骗你了？”
“再算一次。”
“再算一次？”
“再算一次。”
走廊另一头，电视机里一通此起彼伏，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过后，一片寂静。俄顷，一支单簧管，颤抖着响起，如烟如云，如泣如诉，如残破废墟上的叹息。
时而有下棋的啪啪声，在长长走廊墙壁上坚定地碰撞出回声，然后扩散。
对面大街上，一辆载重汽车驶过，留下又一片寂静。
“呵——”一个长长长长的呵欠，从走廊尽头警察们围坐的沙发处响起，拖着懒洋洋的余音。
余言尾处，蓦地，一支竹笛劈云破雾、从大街上的高音喇叭里响起，之后，是一个女声清亮甜美的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咯咯咯……”小董不知疲倦的笑声。
“出来了！是什么？”
“咯咯咯……”
“让我看看是什么？”
“你看吧。咯咯咯，”小董笑得喘不上气来。
“嘘——小声一点。我看这写的是什么……你不是已经、已经算过了吗？”
“咯咯咯，哈哈……”
“怎么出来的这张牌？”
“算的呀！还不信！”
“……”
我
一种爆烈的忧郁，突然击中了我全身每根经络，我被七零八落的经络们提起来，如一张空洞的皮，从门口踉跄到沙发。窗外白色的太阳已经冉冉升起，呆呆地、长久地、俯瞰着无神的大地。
“党地光昂、昂、昂辉哎——，照嗷——我哦、哦——心——”
我突然尖着嗓子，跟着外面的高音喇叭吼完最后一句。从沙发上跳起来，扑倒在床，拉过棉被，蒙头大睡。
棉被里，隐约听见喇叭越发高亢激昂。是很齐、很齐、很齐的大齐唱：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江苏沐阳人王鲁湘不久被转移到楼上去与同样见不着面的“客人”毗邻而居了。隔壁从此变成警察们的长者老宋的领地，“雨露滋润禾苗壮”的大齐唱却天天重复：“雨露滋润禾哦苗噢壮昂，干革命靠地是毛泽东——嗡——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啊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唉共——嗡——产——安——党，毛泽东——嗡——思想——是不落——地太唉唉唉阳——”
九〇年一月二十三号，《人民日报》推出一篇署名闻迪的长文，题目是《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看着通栏标题，我发觉比起通常那句如雷贯耳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叫嚣来，它少了两个字。这样一来，它似乎暗示了一种温和的气息，似乎并无意强词夺理，而是要认真讲一讲社会主义也能救中国的理。理讲不讲得通是一回事，至少讲理，这实在不易。
因为讲理，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注意，便有了各房间“部长”们传阅时留下的“批示”。“批示”使邻居们见字如见人，亲切感油然而生。这时，大家才有了一种真切的感受：虽然失去了自由，毕竟生活在朋友中。
文章是分两期刊出的。待文章的续篇传到我的房间时，已是三天以后了。上边划了不少红色的、蓝色的杠，在杠的旁边，各位“部长”的手迹跃然纸上。
文章在论述社会主义国家中公民的权力时指出，作为一个公民，其诸种权力中最基本的是维护宪法的权力等等。这段话被重重地划了横杠，横杠旁，一位“部长”愤然批驳道：
“狗屁不通！公民的基本权力绝不是维护宪法，而首先是制定宪法，修改宪法！”
文章在谈及中国特色的“民主”时写道：我们党历来提倡民主，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
这段话也被划上了横杠，在它的旁边，另一位“部长”颇为幽默地“批示”道：
“千真万确。早在三十年代就这样大力提倡了。”
谁都知道，四十年代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革命队伍内部畅所欲言的方针，同时开始了对内部反对派和知识分子的清洗（又名“抢救运动”）。大批运用自己民主权力、表达对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看法的人遭到了残酷迫害和打击。用周恩来后来的话说：“仅有三、四万人的延安，就搞出上万名的特务和特务嫌疑，真叫人不可理解。”以后的反右、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运动、打击迫害了成千上万党内外的畅所欲言者，无一不是打着民主的旗号进行的。了解中共历史的人都会了解中国特色的民主是怎么一回事。
文章在论述时，某处使用了“……从而导至……”这样一个词。其中“至”字被圈了起来，某“部长”用揶揄的口吻“批示”道：
“这个字写错了，博士先生。”
毕竟时代不同了，一篇文章只要肯讲理，肯摆出事实来，原本荒谬的立论自然无法自圆其说。这类文章的好处不仅可以让人忍耐着读下去，而且其中的破绽发人深思，能唤醒那些真正愿意动脑筋的人们。于是，我除了在关于公民权力的“批示”旁，加了一句“批示的批示”：“完全正确”外，在文章结尾处，我意味深长地写道：“此类文章多多宜善。论争至少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至少要有相同的理论水平和逻辑起点，至少要讲道理。”
这份报纸当天就被别的屋要走了。十分悲惨，它注定要“批示”累累，体无完肤了。我对我的第二任看守高建华半开玩笑地说：“保存好这份报纸，将来可以进历史博物馆当文物。”
这是一个政治迫害不能改变人的思想信念的见证。令人惊讶的是，这份记载了“反动思想言论”的报纸似乎并未引起什么不良后果。它仅仅引起了看守们的兴趣，他们也传阅它，也在上边添上了不少新的杠杠。
再后来，《参考消息》上也开始出现着重杠。越来越多的报纸被剪裁掉，越来越多的看守到各屋去搜寻前些日子中，某月某日的某份报纸。
谁都明白，外面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在我们身陷囹圄的这些日子里，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共产主义体系从理论到实践都土崩瓦解的时代。
记于1991年亡命途中
（选自北明著《告别阳光：八九六四囚禁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