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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3/5)

“包产到户”:中共高层的分歧

毛虽担心刘的声望和能力可能使“刘主席”成为党的核心,却无法直接向刘少奇本人发难,便采取迂回策略,先拿搞“责任田”的领头羊曾希圣开刀,将他抛了出来。

“七千人大会”快结束时,毛在大会上讲话后,突然说收到了安徽一个干部揭发曾希圣的信(后蚌埠市长马骞承认写匿名纸条投大会秘书处[54]),当场宣布会议延期,让大家“揭开”安徽的“盖子”。

据七十年代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后来透露:“(大饥荒期间)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三四百万。”[55]饿死那么多人,毛从未追究。死点农民对他来说本是件小事,半年前他路过安徽时,曾希圣就“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当面向他做过检讨。可是他无意追究曾的责任,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要接受经验教训”,就放曾过了关。并说:“庐山会议开始是反左的,后来让彭德怀一搞,把原来的计划打乱了!”[56]意思是饿死人罪在彭德怀,从毛本人到曾希圣,大家都没有责任。可是如今曾希圣变了,不再是毛当年的心腹干将,而成了刘、邓的应声虫,他对曾也就没什么可客气的了。

毛、刘批判曾希圣的角度全然不同。毛说曾搞“责任田”是“代表富裕中农”,“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57]对曾希圣搞“责任田”、“包产到户”,刘少奇是赞成、支持的。有一位干部曾经给刘写信说:“全国各省都要实行田地承包到户,都要学习安徽的经验。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多打粮食,才能国富民强,才能更快地提高工、农的生活。”[58]刘知道这是几亿农民的愿望。但他顺从毛的意志,亲自主持了对曾的批判。不过他完全回避了“责任田”、“包产到户”的问题。文化革命中刘少奇被打倒后,安徽省委办公厅无产阶级革命派披露:“(七千人大会中)刘少奇将‘责任田’的整套材料要去”,但是“(批判曾希圣时)对‘责任田’这个要害问题只字不提”。[59]他以安徽饿死数百万人为由说曾希圣该枪毙,将其撤职,送到上海当赋闲的华东局第二书记。

曾希圣在毛、刘夹攻下倒了台。关于“责任田”的争论,非但未因此而结束,反而更趋激烈。安徽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虽不得不纠正“责任田”,却又说:“(曾希圣)提出责任田办法是好心,从解决灾情出发的。”[60]他与省长黄岩合作,将生产队由大划小,父子队、兄弟队也允许存在;扩大自留地,在全省广贴布告:原来曾希圣“借地”的法子照旧实行。他们还大力开放自由市场,鼓励农民将粮食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李葆华说:“高价卖,高价买,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管它干什么!”[61](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后来被浓缩为“三自一包”,成为刘少奇和李葆华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主要罪状)

“责任田”使农民尝到当家作主的甜头,便得寸进尺,要求把土地还给他们,让他们独立自主地经营。这就是“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

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表示赞成搞包产到户。他派到安徽宿县调查的人回京告诉他:农民要求“坚决实行包产到户……一辈子不要改变。”[62]副部长王观澜到安徽农村调查后回北京说:“包产到户就是好,夜里十一点地里还有人,早上天不亮就满地是人。”“我就是犯错误(指被扣帽子批判斗争——丁注),也要说包产到户好。”[63]

邓子恢是福建龙岩人,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张鼎丞则是龙岩地区永定县人。他们都是中共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他们两人都赞成推广在全区范围内推广安徽省包产到户“责任田”的作法,并给龙岩地委书记谢镇军写了信。谢镇军根据邓、张的意见,决定在全区范围内推广“责任田”。针对当时部分县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顾虑,他坚定地表示:“出了问题,上级追查下来我负责,即使因此要蹲监狱,我也自带饭包去坐牢。”

在短短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全区在坚持四条原则(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生产统一计划安排;劳动力由生产队统一调配;生产队收入统一分配)的前提下,推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据不完全统计,实行这种责任制的队占生产队总数的53.8%。连城、长汀两县占90%左右。这种生产责任制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62年连城县稻榖产量达33,456.85吨,比1961年增产1,879吨,增长6%。

但是,1962年12月,谢镇军不得不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指示,在全区纠正“包产到户”,仍恢复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体制。[64]

政府副总理李先念也了解农民的愿望。他说:“农民对集体经济丧失了信心”,“假如要叫农民表决的话,农民多数是愿意包产到户的。”[65]另一位副总理李富春亲自去安徽嘉山县的两个生产队作了调查后,于6月16日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道:“这两个生产队,土地都已分到户,由户包产,责任到田。问了几个农民,都说包产到户好。”[66]

也是在6月,国家经委研究室主任马洪从西北调查后回到北京,告诉经委主任、副总理薄一波:陕西省委主张让农民单干。薄答道:“农民要单干也没有法子,因为公社办得不好嘛。”[67]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农民要求散伙搞自留地”,“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工厂里的人能每人包一台织布机,为什么农民不能包产到户?这都是责任制嘛!”[68]

1962年6月,农业部和八机部(农业机械部)联合调查组交出一份《农村调查》报告,讲到四川某县的情况:“(农民)要求把田土分给各家各户种。据访问的41人中,有33人要包产到户,说包产到户好,集体经济吃不饱饭。”[69]

新华通讯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亦持此观点。在7月间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现在看来,包产到户、责任田不是不可以考虑的……恢复农业什么办法最快?单干可不可以允许?”[70]

党的副主席陈云也是个“包产到户”派。他不仅向刘少奇建议实行包产到户[71],还主张让农民分田单干。他说:包产到户“是二百二(红汞、红药水的俗称——丁注),是红药水,不解决问题。”“干脆分田到户,干脆单干吧!等经济恢复后再搞互助合作。”[72]1962年5月,他在上海对商业部部长姚依林说:“邓子恢包产到户不彻底,要分田到户。”[73]他说:“不能太欺负农民,他们要造反的。过去哪一个朝代造反、被推翻,都是农民起来造反。……中国能够推翻蒋介石,也是农民……”[74]针对当时国民党企图反攻大陆的情况,他说:“打起仗来,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起来保卫土地,劲头就大了。”[75]

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也赞成包产到户。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局关于安徽“责任田”问题的汇报会上,赞成的和反对的各占一半。邓小平支持邓子恢,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采取各种办法,安徽有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道理。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76]7月间,他又说:“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户、责任到户的,分田到户的……还搞什么自留地呢?还搞什么借地度荒呢?这些手续都用不着了……”[77]

原本不赞成“包产到户”的刘少奇是1961年5月以后转变思想的。他在湖南调查了一个多月后回到北京,又派秘书刘振德回其河北安丘县老家搞调查。在调查中,人们对刘振德说:“现在的社会是在让大家互相标穷,口口声声说让大家共同富裕,实际上这样搞来搞去大家一块穷,而且越来越穷。”“如果现在分田单干,保证粮食一年可以翻两番。”[78]在5月下旬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错误路线也要走到错误路线上去。”[79]

1962年春天,全国农村到处发生断粮、缺柴、大批人逃荒的现象,大中城市在依赖进口粮食过日子,情形还有恶化之势。刘少奇认为,“如不采取紧急措施,我们会回到苏联内战时期的情况,全国人民将各奔前程。”[80]“过渡时期一切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采用)。不要说哪一种办法是最好的,唯一的。”“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81]7月初田家英向刘汇报,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82]

在刘、邓的支持下,当时全国农村,暗里搞的不算,大约有20%搞了包产到户。[83]

连毛泽东的老家湖南湘潭县的农民也不喜欢毛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据也是湘潭人的彭德怀1961年秋在家乡调查近两个月后写的报告所说:“有相当一部分社员要求分田单干或者包产到户。这部分人,按户计算,约占总户数的一半左右。”“有的甚至说:‘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低级社,低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84]

1962年2月底,毛泽东让秘书田家英率队到毛的老家湘潭县韶山、毛的外祖父家湘乡县大坪,以及刘少奇的老家宁乡县炭子冲等处调查。调查组发现:“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而且呼声很高,尤以韶山、大坪为甚。”[85]毛、刘的乡亲们告诉调查组,中央“只应当大家,莫当小家”,“小家让农民自己当”。他们要求调查组“帮个全忙,把田分到户。”[86](据组员丁伟志说:他们所提的“分田到户”是“包产到户”。[87])

毛泽东知道中国农民不喜欢他的社会主义。中共河北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给他写信说明“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他收到了。[88]《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北京郊区房山县羊头岗大队“几乎所有社员、干部都要求……包产到户”的报导,他读了。[89]安徽宿县农民说的“实行一年责任田,粮食三年吃不完”,他知道。[90]安徽太湖县干部钱让能给毛写了一封“保荐责任田”的信,说“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农民群众中拥护‘责任田’的起码占80%以上,甚至占90%以上。”[91]他指示中央办公厅派原籍太湖县的干部去实地调查。前去调查的干部回来支持钱的说法。但他还是认定“责任田”是资本主义,他就是要坚持他的“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在上海听取了田家英的汇报后,断然否定了田的意见:“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92]

于是,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亲率领工作组到湘潭,“煞住了单干风。”[93]

“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由共产党说了算,共产党由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不在乎80%还是90%的农民不愿走他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要强迫他们走下去。

毛泽东知道党内高层多数赞成、支持“责任田”、“包产到户”。他是要打垮这批人。刘少奇正是其领头人。

刘少奇成一批人的领袖

1961年夏,总书记邓小平出了个“点子”,对全国十几万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加以“轮训”。邓小平在北戴河主持书记处会议,说:“要大家坐下来,养一养,想一想,好好地总结一下经验。”“要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有什么讲什么,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作记录,不开大会……”[94]于是中央组织部、中宣部立刻起草〈通知〉,下达全国。从11月开始,全国的中高级干部陆续参加了轮训。

这轮训似乎是又一次1957年的鸣放运动,放出了不少“右派言论”。譬如在北京石景山钢铁公司的轮训班里,干部们攻击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办糟了”,有的小组甚至决议要求“拔掉大跃进、人民公社两面红旗。”[95]在高等教育部的轮训班上,有人提出:“三年大跃进是大跃退,”“彭(德怀)的那封信提的是对的。”“彭是否该反?不该反!”反右倾运动“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有人要求给彭德怀、周小舟翻案,并把矛头直指毛泽东,责问“左倾路线的代表是谁?”在天津市的轮训班上,有人甚至说:“以后再开会不选毛泽东了。”[96]

各地都有干部表示对毛泽东的不满。1962年3月,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原第一书记兼校长,因直言批评大跃进在1959年受批判、改任副职)在党校公开说:“(我)经过了三个朝代,哪一代也没有毛泽东这一代坏。”[97]6月,南京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在全校大会上说:“目前我们有很大的困难。责任到底由谁负?从中央来讲,主席、周总理有责任。”[98]

煤炭部部长张霖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有一次审阅秘书为他起草的人大发言稿,看到“煤炭工业战线的全体职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他将“正确”二字划掉,说:“正确领导?情况(丁注:指国民经济)这样还正确?”接着发牢骚道:“毛主席领导正确,你得跟着走;领导不正确,你也得跟着走。”[99]

1963年1月初彭真和杨尚昆接见出席各省、市自治区工会主席会议的干部时,彭真说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的话也不能句句都是正确的,毛主席的话也不能都当着指示执行。毛主席的错误集中起来,用火车拖也拖不完。”[100]1966年2月,彭真还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对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等人说:“主席的错误,用车皮拉也拉不完。”[101]

针对毛泽东说的“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的量,归根到底,不过是九个指头舆一个指头的问题”[102],“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103],中宣部长陆定一挖苦道:“九个指头,一个指头,但一个指头可能是杜勒斯的癌症。”[104](丁注:John F. Dulles,美国前国务卿,1959年死于癌症)“现在到处翻案,因为三面红旗不红嘛!一定要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改,连无产阶级专政都要翻掉。”[105]

更多的干部对毛坚持的“三面红旗”予以抨击。譬如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说:“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对不对?对了,为什么闹成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生产,没有一个搞得好的。”[106]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说:“三面红旗不红。如果不彻底解决问题,就红不下去了。”[107]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攻击总路线“从头到尾有错误”,大跃进是“大破坏”,人民公社弄得“十室九空”,是“三面黑旗”[108]。他因此被撤职、开除党籍,让手下的张春桥捞到机会升迁,并奠定了几年后在文化革命中迅速升窜的基础。

由于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毛以“退居二线”的名义甩手不理事务,静观刘少奇等人收拾残局。刘少奇等人在挽救共产党政权的同时客观上降低了毛的声望。相当多对毛泽东坚持极左路线不满的干部在思想上同他疏远,逐渐在刘少奇麾下集合起来。在中共高层,刘少奇的威信已逼近毛泽东。

因毛不理日常党务,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平时只向刘、邓、彭真等人汇报工作。1962年8月,毛泽东突然对他严加批评,说“中共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109]若在以往,被批评者就会赶紧诚惶诚恐作检讨,而这一回安子文理直气壮地公开对人说:“中央,谁是中央?北京中央负责同志很多。刘、邓、彭(真)才能代表中央。”[110]

毛泽东指责刘、邓“平反之风不对”之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不予理睬,指示省委将平反工作“善始善终搞下去”,“不能因为这次十中全会,而把一月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丁注)的精神否定了。”当有人拿出毛泽东的话质疑时,他回答道:“我来安徽时,少奇同志当面交待要搞右派平反……少奇同志不是党中央吗?还不执行少奇同志的指示吗?”[111]在中央监委书记钱瑛的支持下,李将省委《关于右派案件的请示报告》送报中央,杨尚昆以中央名义批准,使安徽的平反工作又延续了一段时间。[112]

1962年11月24日,副总理谭震林在全国农业和计划会议上作长篇报告,多次提到“少奇同志说”,“少奇同志讲”,“陈云同志倡议”,“小平同志倡议”[113],显然冷落了毛泽东。

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1961年1月的一个会议上说:“虽然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但是人总不能老活着,这是自然规律。”后来在1965年,他甚至让下面编辑《刘主席语录》,并亲自审了稿。1966年毛发动文化革命将他打倒后,他在检查里这样说:与刘、邓“思想感情有共同之点,很自然地感到对路,容易执行。六一年庐山会议,邓小平提出‘计划要退够’的主张,我赞成,坚决照办。六二年,刘、邓攻击三面红旗,以中央的名义批转加做‘特别时期’的文件,我同意……这些都是对三面红旗动摇。”[114]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1961年6月广西区、地、县三级干部会上说:“相当多的同志还怀疑,我们错误的形成是路线错了,大跃进搞错了,三面红旗不正确。……有这种看法也是可以的,民主嘛。”“少奇同志说,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犯了严重错误,这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115]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又说:“中央、地方责任是三、七开,这种说法就不能服人。”“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是不深刻的。”[116]在1962年3月的一次报告中,他干脆就说:“要跟共产党走,不是跟哪个人走。”[117]文化革命中被毛泽东打倒后软禁于中南海期间,他对妻子曾志说:“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观点的。”[118]

毛泽东知道刘少奇已经成为党内相当多干部的领袖。他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时,已将刘放在了对立面的位置上。当时毛刘虽无公开争斗,但后来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的先兆、铺垫已经呼之欲出。

毛泽东要解决的是“一个姓毛,一个姓刘”的问题。天无二日,中国只能有一个主席。他要把“刘主席”的那个“主席”扒掉。他在寻求倒刘之道。这个目标一旦确定,“文化革命”的发生就只是早晚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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