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亲历者：我经历的天安门事件

对于六四，整整几代人都有着共同的集体记忆：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的绝食抗议者，高举火炬的民主女神像，人民大会堂外请愿的下跪学生，在长安街上只身阻挡解放军坦克车队的王维林…但是，除了这些集体记忆之外，我们每个人还有自己独特的记忆片段。这些记忆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是我们生命历程中永远抹不去的深深刻痕。您有关六四的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下面我们就请几位嘉宾来分享他们的记忆。

这四位嘉宾分别是：网上杂志“改变中国”的主编曹雅学女士；华盛顿养老基金审计师李恒青先生；全美学自联理事，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萍女士；北京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顾问张维先生。

李恒青说，记忆最深刻的是，北京6月3号的夜空中，子弹就像漫天流星一般地划过，像节庆时节的焰火。我的学友、清华化工系84级的段昌隆同学就是六四凌晨在西单路口附近遇害的。六四之前我们对镇压没有预感，虽然预计领头人可能会坐牢，但真没想到政府使用坦克和机关枪来镇压，当时的心情是—就想死在那里。

李恒青表示，自己作为学生领袖之一，撤出广场之后一度躲到东北，获得很多素不相识者的帮助。最后在7月底不得不经由天津回北京时，看到天津站站台上和外面布满戒严部队，一片肃杀。回到北京躲藏一个月后，前往长安街六部口看弹孔，看到每隔大概20米便有一个戒严部队持枪战士；他被捕后被投入秦城监狱一年；当时秦城有整个一栋楼关押着200多学生，都是六四同案犯，其中多数后来获得释放，十多人被判刑。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学生被捕，但由于国际高度关注，中共对他们的惩罚还相对克制，相比之下市民受到更残暴的对待。很多市民因为堵军车、扔燃烧瓶等被判死刑，甚至现在还有人在牢里。普通市民的遭遇没有人记录。

李恒青说，自己从学生干部到参加学运，这个思想改变用他父亲的总结最合适，就是85年上高三带着虔诚和对理想的追求入党，86年开始怀疑，87开始反党反社会主义。正如胡平所说，只要追求真理就会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步。

曹雅学说，六四发生时，自己在深圳，得以全方位观看香港电视实况，与国际观众一样看到全部外媒的报道。当时看到坦克在天安门广场碾轧帐篷，平板车拉着尸体和伤者，还有军车在街道上穿梭。

曹雅学说，80年代，中国大学学生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心态很强烈，自己当时喜欢文学，对政治不感兴趣。即便六四看到丰富的电视画面也没想太多，但是，哥哥的一句话很能代表当时的形势，他说：“我们回家乡山西上山打游击去吧！”从这句话反映出，当时的老百姓认为中共开枪，中国陷入了一场人民战争。

黄慈萍说，六四发生时，自己在美国一边上学一边做着一份全职工作，生活安逸；四月开始关注国内学潮形势，认为对中国既是一个机会也可能是一场灾难。尽管身在海外但是积极参与其中，利用当时的通讯工具传真和电话建立全美学自联，夜以继日组织声援，甚至发传真劝说国内官员不要与人民作对。

黄慈萍说，当时海外留学生受到强烈责任感驱使，全美学自联7月底成立时，来自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欧洲的留学生都有代表参加。89年国庆时，华盛顿有上万学生游行前往中国使馆抗议六四屠杀。

张维说，六四发生时，自己上初二，不谙世事而且也很害怕。父亲转述了亲眼看到的军人扫射。六月四五号，清场已经结束，父亲参加众人的游行队伍排在后面，前面是很多年轻人。他们高喊“法西斯退回去”的口号，遭到军队机枪直接扫射，人群中有人倒下；机枪停止后，人群再度聚集，遭到机枪继续扫射，又有人倒下，后面的父亲藏身电线杆后，寻机骑车逃跑；一个舅舅则看到大批三轮车载着尸体经过自己的家门口。

张维说，另一个舅舅是音乐教师，他的一个学生住高干楼，躺着睡觉时流弹擦过头皮；我们家阳台朝外，设计着如果遭到扫射，全家应该躲藏在哪里才能保命，因为我们都想活下去，不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