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亲历者：六四与我的人生

六四造成的后果，并不仅仅限于天安门事件带来的直接伤痛。对国家而言，六四事件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至今渗透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个人来说，六四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许多人的人生选择。当初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经过28年岁月的沉淀，如何回顾这段心路历程？接下来我们就请几位嘉宾来分享一下，六四事件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就请几位嘉宾来分享他们的记忆。

这四位嘉宾分别是：网上杂志“改变中国”的主编曹雅学女士；华盛顿养老基金审计师李恒青先生；全美学自联理事，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萍女士；北京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顾问张维先生。

黄慈萍说，六四发生时自己在美国有工作，已经实现了从小开始追求的美国梦，并且期待成为美国公民，但是现在却仍然没有加入美国公民。86年学运就是从我就读的中国科大开始的。我们科大本来天高皇帝远，而自己一心只想读圣贤书，选择学习物理，一心想做居里夫人。86年学运后，开始看到中国落后不在科技，而在思想和政治；尤其经过我们班最革命的、也是家中独子的郝姓班长六四在北京被枪杀的震动之后，觉得国家一定要改变。

说到当今年轻人，我认为六四当时的诉求不仅仍然有意义，而且应该说距离更近了。八十年代时人们是跪着造反，因为相信体制内改革的可能性；现在很多人已经看到制度不改悲剧就会发生的实质。我们看到的中国百姓的沉默是因为被政府严厉打压和消声，比方封锁脸书和推特，微信则被严格管控；这并非真正的沉默。每个人内心都向往民主和自由，而现在中国社会矛盾和贫富差距更大。全美学自联28年来对六四的纪念活动尽管一度出现参加者减少的现象，但是，近年来，人数又开始越来越多，我认为中国改革契机已经到来。

曹雅学说，自己在六四发生时没有政治敏感，但是28年后，面对中国空前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个人权利的碾压，开始渐渐感到，生活在美国享受着自由，应该把这个自由派上用场；尤其看到陈光诚、高智晟等这样的抗争者，受到感动，觉得应该做点啥，就是把自己的自由派上用场，为他们发声。我们致力于力所能及的事情，比方把国内对民主自由诉求的中文版变成英文，突破语言障碍，打通消息，让西方世界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内的形势。

曹雅学说，很多年轻人看到生活好了，中国的国家地位上升，被表象误导。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自由就像空气和水，一旦享受到但又受到阻滞的话，就会出现反弹；而中宣部认为网路就是战场，是上甘岭，致力于审查和用高墙隔离民意，但是，只要有信息的流通和传播，这样的现状就会改变。

李恒青说，六四的确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记得六四发生五年后，一次与清华同学想去香山，鬼使神差把车开到了西郊万安公墓，看到李大钊、吕淑湘等名人墓，走到尽头时，一抬头居然看到一个墓碑上是学友段昌隆的照片。我们百感交集，四处采花放在墓前，离开时又看到另一个墓碑，墓文写着：“某某生于某某年亡于1989年6月4日晨，全家欢乐从此被带走”。我们回到学校面对彼此大灌闷酒，然后放声大哭。从那以后，感觉自己要为死去的同学和朋友而活下去。

李恒青说，今天中国的现实是，中共打压很严酷，20多年来一旦有组织就封杀，包括民主党，家庭教会和维权律师等都没有幸免；但是，高压形势不会长久，一旦松动就会有缺口；正如曹雅学女士说的，对权利保护的意识就像空气一样，呼吸到之后便无法中断，对此我们有信心。虽然中国经济这些年大发展，但是需要澄清的是：这样的发展立足于高污染、高能耗、低人权，产生的民怨已经积重难返。

张维说，我2010年左右在德国留学时，碰到一对20多岁的情侣，其中的一位说，看了六四的材料，很伤心。我认为，只要让人们了解真相，传播真相，警示意义就会产生和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