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写作，我要成为一个作家。”拿到大学毕业证的前一个星期，我在电话里告诉父亲。
“写作是什么？写作能干嘛？”父亲问。
“写文章，写故事，写书，可以成为一个人物。”我说。
父亲一言不发。电话里传来风扇转动的声音。
“律师呢，为什么不做律师？或者做法官呀。”
“不，不，我要写作，让我做这个。”
“写作到底是个什么破烂玩意，迷了你啊？写作有权有势有地位？做体面人，干体面事，把写作丢一边去吧！”父亲吼了起来，“二十多年了，你难道还不明白，乡亲们都尊重的是谁吗？所有人都盼着你当大官发大财！你现在这样，是要让你爸永远抬不起头来吗？”
“不，爸，我会出人头地的，给我五年时间。”
他再次沉默。沉默太折磨人了，我挂掉电话。那是我第一次没说再见就挂掉父亲的电话，也是第一次和他说起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梦想。
父亲是不会理解我的。读高中时，我问他知道哪些作家。
“李白、杜甫呀。”
“不，说些隔我们近的。”
“鲁迅、郭沫若。”他停顿了下说，“对了，还有那个写郭靖、黄蓉和韦小宝的。”
我们家曾经是村里最穷的几家之一，粮食永远不够，劳动力也是。父亲上学时成绩优异，但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被爷爷拉到田里做农活。
不到二十岁时，他跟着村里打工的人潮出去，辗转天津、上海、浙江、安徽，最终在马鞍山留下来。在那座以钢铁闻名的城市里，他做了铁厂工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父亲依旧是个民工。
我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父亲把光宗耀祖的期望寄托在我身上。他常常从我那被地主处死的曾祖父说起，说三代以来家里一直受人欺负，被人看不起，直到我这一代，全家才看到希望。
当天夜里，父亲又打来电话，让我回家考公务员。我感到人生被绑架，变得愤怒起来。父亲也怒了，在电话里痛骂。我听着他说出以前从未说过的脏话，心底愈发坚定当作家的梦想。
末了，他气冲冲地说，要来长沙，要来学校找我。我说，我去看你吧。随后挂掉电话。
二
拿到毕业证后，我第一次来到马鞍山，来到父亲打工的地方。
出了火车站，父亲就站在出站口右边的走廊上。我叫了一声爸，他回过神来，点点头，打量了我一番，要帮我提包，被我拒绝了。
坐上火车站小广场对面街道的公交车，驶过低矮的楼房、破落的街道，到了一片荒凉之地。下了车，他带着我，穿过一片杂草丛生、污水残留的土地，走到一扇锈迹斑斑的门前。
我转眼四望，有些害怕，二十二年了，我有些害怕看到父亲真正的生活。那不是书中的，不是电视上的，也不是校园里的，真实的生活在铁门之内。我努力挤出一个微笑，推开门，走进去。
有工人正在一间屋子里打牌，另一间屋子里小孩哭个不停。父亲把我带进他的房间，是一个土砖房，刷在土砖上的泥已经剥落。没有天花板，斜顶极高，十五平米的空间摆满了杂物，吃住全在里面。
父亲搬来一把小木凳，让我坐着。他打开风扇，从外面打来水，让我洗脸，自己开始做饭。我洗完脸，要求帮忙，被他推开。
出门倒水时，我查看了父亲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房子全部是有几十年历史的土砖房，墙角有掉落的泥土屑。最右边是一间宽阔的厂房，正中间有一个大火炉。火炉高约两米，三人才能合围。厂房的两侧，摆着很多废铁和钢球。这就是父亲的工作：把废铁倒进火炉里熔烧，然后把沸腾的铁水倒进一定形状的模具里，变成新的钢铁器材。
晚饭后，父亲去上工。我一个人看了会儿电视，也去了厂房，看见父亲脱了上衣，手里拿着铁铲，正铲着一大铲的铁块往火炉里投，一遍又一遍重复这样的动作，手臂上的肌肉随着铁铲的运动有规律地鼓涨着。汗一层层地从他的身体里溢出，滴在地上，迅速蒸发。
他眼神的余光扫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
我看了几分钟，脊背上已经渗出汗滴，默默离开厂房，走到外面的草地。工厂的烟雾冉冉升起，随风曲折。
将近凌晨时，父亲下工回来，我被吵醒，但仍假装睡着。他跑去一个大水缸里洗澡，回来后把风扇转过来完全对着我，便躺下睡了，一小会儿后就打起呼噜。
我睁开眼，月光透过破墙的角落照进来。前面房间的人仍在打牌，吵闹声隐约可闻。这就是父亲生活的地方，二十岁的时候是，现在仍是，命运从不眷顾他，贫穷低贱一直笼罩着整个家族。出人头地，是的，只有这样，才能把那该死的贫穷一脚踢走，过上富足的生活。
我起身把风扇转过去，对着父亲。他转了个身，继续打呼噜。月色照在墙上，映出不规则的图案。
离开马鞍山的前一天，父亲带着我逛商城，说要给我买钙片。
“你身子骨从小就不健朗，多吃点钙片有好处。”他边走边说，好像忘了我都二十二岁了，骨骼已经定型。
买完钙片，他又带我去买预备过冬的厚棉衣。我说大夏天的哪里有棉衣卖。他不信，带着我到处找，在一个隔间的小衣铺里，终于找到了棉衣。我试了几件，样式老土，没有一件好看的。父亲摇摇头，作罢。
回工厂后，我从商店里买来一台电风扇，告诉父亲，等我走后，可以用一个风扇吹上半身，一个风扇吹腿。他默默地把风扇放在了角落。
三
从马鞍山回来后，我一方面找各种途径养活自己，另一方面开始阅读和写作的生活。
和父亲的电话越来越少。我们不知道该谈些什么，他的儿子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未曾妥协，但离出人头地还遥不可及。乡亲们没有多作议论，大概是淡忘了。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像祖祖辈辈一样，我们家还是无人问津，贫困挥之不去，木房子也在变老。
两年后，我写完一本小说，给父亲打电话，说我要一举成名了。
“像平地一声雷，轰的一下，就是那样。”我描述道。
父亲在电话那头一言不发，一如两年前。
“世上的事有那么容易吗？你不要想着一下子就成功。”父亲终于说了话。
“我会的。”
“你缺不缺钱花？缺钱的话我给你打。”
“我不缺。我自己能养活自己。”
“还有两三年，要写就好好写。”
“嗯，好。”
挂掉电话后，我呆在原地。父亲似乎不那么反对我了，或者是，他觉得反对也没什么用。
那本书至今未能出版，我渴望的成功还有些缥缈，而父亲却一步步走向衰老。
他腰疼，头也痛。腰疼是年轻时打架落下的，后来一直做重活，就从来没有消停过。头痛不知道缘由，风一吹，头就炸痛，里面嗡嗡响个不停。啤酒肚太大了，坐下去都难。夜里睡觉，翻来覆去，全身不舒适，总是睡不多久就醒来，之后再也睡不着，脑子里想各种事情，主要是为他的儿子担忧。
这些都是母亲在电话里悄悄告诉我的，她成了我和父亲之间的桥梁。母亲让他别在铁厂干了，回家过小日子。父亲犹豫再三，为了挣钱，还是决定做下去。用他的话说，“还没有老到动也不能动。”
父亲年轻时身体很结实。大雪过后，山里有许多被大雪压断的树。他跑进去，用斧头和锯子把树根弄断，一整根一整根地往家里背。大树总有一两百斤重，他翻越那些小山头，唱着山歌，背了回来。我在家写作业，听到他唱歌的声音和大树被放下的声音，就知道他回来了。过了一小会儿，脚步声便又走远。
小时候度过的每个春节都是有雪的。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烤火，火炉里烧着自家的炭。父亲说着在外打工的经历，其中的辛苦，他只字不提，仅仅说些趣事。小小的我以为外面的世界都是有趣的。听父亲说话的时候，木窗外的雪已经下了起来。我打开门，跑到雪地里，任雪花落在自己的身上，捧着小手，接一朵雪花，跑到父亲面前，让他把雪花吃掉，他就一口吃掉了。
雪后，父亲总是站在木屋东头的岔路口，望着远处的人家，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雪落在他壮硕的背影上，像一个肥胖的雪人。碰到去山里捕鸟的乡亲，他寒暄一番，有时也请进屋坐，谈收成，谈外面工厂的盈亏，谈各自的孩子。我躲在窗口偷听，父亲提到我时声调高亢，说儿子天生聪慧、成绩第一，言语间透着骄傲和深情。
过完春节，土地干了，乡亲们开荒、犁地、把枯草一把火烧掉。我知道，又是父亲离开的日子了。
临行前一晚，父母在炉火旁，聊到很晚。我早早上床，假装睡着。父亲半夜来到我的房间，不开灯，只是帮我把被子盖好，站了片刻，然后离开。第二天凌晨我起床，他已经走了。每次都是凌晨三四点走的，到天亮时，他正好走到乡里的街上，去搭乘第一辆中巴车，去县城，再去马鞍山。
四
父亲老了，儿子的责任日益重大。我所要求的五年，我所过的生活，都是任性的。
我常常想，自己不该如此。我应该去做一份稳定的工作，每个月给家里打固定的钱，每年多陪陪父母。
这样简单的幸福，却因为我自认为的理想，难以实现。
毕业的第三年，因为在一些平台发表文章，得到了一些读者的喜爱，我偶尔拿到了稿费，之后出了三本电子书，纸质书也要在毕业的第四年出版了。
四年了，我与父亲的五年之约还有一年。
四年中，读书写作不仅仅是理想，更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和父亲开始了更多的交流，他甚至给我讲了许多他听过和经历过的奇闻，希望能对我的写作有所助益。
观念上的鸿沟当然存在，父亲在电话里还是会说，有份稳定的工作，安安稳稳，到老了可以拿退休工资就挺好。生活嘛，都是那个样子。我开始不反感他说这些，渐渐理解他的想法。
我对父亲说，我还年轻，心野，想多闯闯，多跑跑，多写写。
他一改往日的沉默，顿了顿，说，也是，谁没有年轻的时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