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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卫星”向天国(1/4)

一、狂热的时代

一张发黄的高产喜报,一张费尽心力,辗转十余条线索,花大力气才从农民手中买下的宣传画,记录了一个狂热的时代:这是典型的大跃进宣传画:一位喜气洋洋的中国农民,满面春风头扎白羊肚毛巾,身穿白背心,骑在火箭式的特大红薯“卫星”上,正飞向标着“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字样的天宇。各种高产“卫星”,作为陪衬,也在飞速升空。而喜报则声称,1958年11月,山西省候马市新绛东方红公社发射出一颗红薯卫星大王,亩产红薯113万余斤,勇夺全国粮食“卫星”之最,创造了大跃进年代粮食亩产最高纪录的特大“卫星”。

报喜者们豪气冲天:“我们创造了人类粮食生产史上的最大奇迹,在迎接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将要创造出更大的人间奇迹!”

是的,这是大跃进年代,放出的最高粮食亩产“卫星”,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的粮食亩产量!

红薯,曾披红挂彩,显耀于大跃进时代,却又救苦救济难于继之而来的大饥荒年代。

红薯,亦称“番薯”、“红芋”、“红苕”、“甘薯”、“地瓜”。据《辞海•农业部分》第175页释义:番薯,旋花科。在热带为多年生草本。茎蔓生,茎节着土后易生不定根。叶心脏形至掌状深裂。在我国南方能开花结实。喜温暖多光,耐旱、耐碱、不耐霜。原产于热带和亚热带,我国南北各地都有栽培。适种于肥沃而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常用块根和茎蔓繁殖。块根含大量淀粉,可作粮食或供制酒精和淀粉等。蔓叶可作饮料。

红薯称为番薯,因为它是泊来品。红薯起源于墨西哥及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到秘鲁一带。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把红薯带回欧洲,作为礼物,在初谒西班牙女王时献给女王。16世纪初,西班牙已普遍种植红薯。后西班牙水手把红薯带到菲律宾的马尼亚和摩鹿加岛,传入亚洲。

番薯传入中国,大约是在16世纪末叶。明代的《闽书》,《农政全书》,清代的《闽政全书》,《福川府志》等著作,都有对红薯传入中国渠道的记述。清人陈世元《金薯传习录》中援引《采闽闽侯合志》: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丰。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种。又据《甘藉考》:陈振龙六世孙陈世元及其子陈云,先后以甘薯传种于鄞州(浙江宁波)、胶州、青州(山东青岛、益都一带)、豫州(河南朱仙镇一带)各地,渐次在浙江各地传播,时为清乾隆前后。

时至如今,中国的红薯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占世界首位。在二元结构的中国大陆,内地诸多农村地区农民群众,仍拿红薯当主粮。而城市民众,则拿红薯当点心。也难怪我给上小学的儿子说起我当年下放当知青,吃红薯吃得反胃烧心,至今见了红薯饭就难受时,儿子不解地指责我,烤红薯多好吃,你看你还吃伤了胃口,真是娇气!我就喜欢吃烤红薯。

是啊,他们这一代人,哪里会理解父辈及其祖辈的艰辛与经历!

当年,在中国老百姓看来,吃番薯是一桩不得已的事情:红薯是杂粮,只有在缺粮或饥荒里才肯当饭吃。中国人口多,老百姓愁的是温饱难得。味道不好,营养不高,又不顶饿,吃下去肚子胀气光放屁,但产量很高,又能在贫瘠的旱地上生长的红薯,于是几度成为中国人民的主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饥荒中,饥民以红薯充食,至少挽救了数百万中国老百姓的生命。薯类的播种面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迅速扩展,正是缘于二十世纪中国人口的迅速膨胀。

据统计:红薯在中国大陆的播种面积,1914~1918年为2500万亩;1931~1937年为5500万亩;1957年为15700万亩。而1958年为25000万亩,1959~1962年,红薯种植面积在2亿亩以上。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红薯种植规模一直在杂粮中充当主角之一。

在细粮交国家,粗粮留自己后,红薯往往成为农民的主粮。作者查阅了此一时期北方8个省份54个县的有关档案,每县都曾在有关文件中表明:人民公社社员渡饥荒的主粮,大多数时间中红薯曾唱主角。

就在候马市新绛东方红公社“红薯卫星大王”的发射地,33年后,当年“卫星王”参予者之一的行云耀老人回首往事,唏嘘不绝:“那红薯卫星大王造孽太大了。国家征好粮,农民吃红薯。后来苦日子来了,人饿得把红薯当成个宝,吃薯块,吃薯叶,吃薯藤,人和牲口争食吃。红薯救的人可多了。要不然,人都会死绝!”

当年参加收挖“红薯卫星大王”的行凤臣,也深有感触地说:“红薯卫星大王是假的,那是干部们弄虚作假放卫星弄出来的,邀功呢!不过,苦日子一到,红薯叶、红薯藤、红薯全身都是救命粮。红薯是社员的救命大功臣。”

二、“红薯卫星大王”

“红薯卫星大王”,是大跃进年代中,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热潮就要收尾时爆出的特大号新闻。

1958年11月25日,《山西日报》报道:

侯马市新绛县东方红人民公社,创造了全国红薯亩产新纪录。以社主任刘文生为主经营的一亩红薯试验田,共产1139789斤,超过湖南红专人民公社创造的红薯为产567570斤全国纪录一倍还多。

这亩红薯共15400株,平均每株收70余斤,最高一株产125斤,每个薯块的重量一般5-10斤,最大的一个重28.4斤,地面4尺以下都有红薯块,连串的薯块和薯蔓一样长。

有125人参加这一亩红薯的收获工作,从11月10日开始收,经11天,至21日才收运完毕,除用小平车拉了1854车外,还用筐抬了2660筐。参加验收的,有中共侯马市委副书记李俊卿,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连岐山,市人委农业科长孙振民和地专卫星田验收的陈俊哲等13人,公社党委书记张有奇、农业部长卫兴国等,也参加了验收。这一亩红薯试验田,是峨眉岭上的一亩细沙旱地。在条件并不优越的情况下,刘文生等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这一奇迹,是由于他们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所指定的农业增产宪法——水、肥、土、种、密、窖、工、管。这块地深翻五尺三,施各种肥料51万斤,并分期分层施肥。同时因地制宜,大胆进行耕作技术改期,变少锄为多锄,变不培土为培土,变翻蔓为提蔓,变平地为高垅,从各方面保证了产量的提高。

另外,和这一亩卫星田相近的16.52亩红薯,也得到丰收。其中,党分支书记行步云经营的一亩二分试验田,平均亩产203811斤;生产股长行帮柱经营的一亩红薯试验田,产红薯53926.4斤。

红薯“卫星大王”一出世,以其“创造人类粮食生产史上的最大奇迹”,理所当然地轰动了全国!各地报道中均将其称之为“红薯卫星大王”。

没过半年,中共中央有关党的内部刊物又登载了处分红薯“卫星大王”制造者的党内文件。热闹和耀眼了没几天的红薯“卫星大王”,便遑遑然殒落坠毁了。

这样一场“创造人间奇迹”的大闹剧,官方文件中,不过是三言两语,便做了打发。

红薯“卫星王”这创世的奇迹,是怎样炮制出来的?在创世奇迹所在地区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里,人民大众又是如何渡过大跃进及其引发的“苦日子”那大饥馑年代的?

揣着弄个究竟的心愿,1991年春,我踏上侯马和新绛的土地,寻找那远去的历史。

三、海阔天空

参加过红薯“海阔天空大王”验收的一位原新绛县委干部对我说:“红薯王那件事,处分了几个人,我也作过检讨,受了一些牵连。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大跃进年月,一说要实现共产主义,人间天堂了,说真的,当时人打心里激动,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情,脑袋也发热。有的干部是心术不正,想立功,比如李俊卿,80年代又弄出违法乱纪的那么大的案子。但一般干部就是追风跟潮的问题。全国放了那么多大卫星,山西的卫星还没叫响,我们放一个全国第一的,争光呗。没想到形势后来变化,还落了个不是!”

那是一个大变乱的年代。新绛东并西转,令人眼花缭乱。为了让读者有一条清晰的思路,我们先从新绛的历史演变说起。在山西省南部、临汾盆地南缘,汾河下游,有一个著名的晋南古城:新绛。新绛春秋时为晋国大夫荀氏邑,即荀城。战国时三家分晋,为魏国汾城。隋改绛州。1912年民国成立后,废除旧制,取“咸与维新”意,改称新绛。

历史上,新绛是山西著名的工商业名城之一,素以手工业发达,商贸繁荣而闻名三晋大地,号称“七十二行,行行俱全”。故山西流传有“南绛(绛州)北代(代县),忻州不赖”之说。

听说我要去侯马新绛采访“红薯王”事件,一位当年参予地委对“红薯王”事件调查处理过程的山西干部,对我大谈起晋商文化与侯马人的精明关系,他告诉我:“侯马是一个晋商文化底蕴非常丰厚的历史古城,侯马人的商业精明非同寻常。侯马的干部,人是很能干的,但在于上面吹什么风,你吹什么风,他就唱什么调。大跃进吹放卫星风,侯马人的精明劲都用上了。你一看当时处理的几个干部,个个比猴子都还精,放卫星时玩的那些招数,人又精,胆又大,真不是一般老实人。问起新绛七十二行的事,我告诉你,60年整风整社,社员就刺讽干部,说是七十二行,卫星最强。骂干部放卫星,吹大牛不要脸皮呢!”

初春时节,泡桐花的清香溢芳流美,怡人心脾。携带着一箱三晋大地大跃进的调查资料,从侯马到新绛,一路上兴奋又不安的情绪搅动着我:这写进人类历史的粮食单产“最高纪录”,即将随着我的深入调查而撩开面纱,显其真相了!

新绛是一个有内涵的文化古城。接待我的新绛县政府人员的确给人以“地方特色”的印象。然而,新绛的文物古迹也的确让我感触颇深,新绛县城古塔的神秘现象,更是令人难以忘怀。站在塔前,陪同的人眉飞色舞的告诉我,在八国联军攻北京,慈禧逃难西行时,以及林彪出逃事件后,新绛古塔显灵。古塔塔身还有一块木牌,上面说道,1971年9月,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白露至秋分间,每当夕阳西下,新绛县城古塔塔顶偏西南方,就会出现一缕如烟黑带,绕塔转圈而出,越绕越粗,圈随其大,经久黑气绕塔而上,直冲云汉,若青云状。其时,观众成千。有好事者,拾级而上,持长竿,系布囊,在青云处扑之,云科学观察,系蚊群所聚。但难以服人。又云,慈禧西逃时,依样塔绕青云,云云。于此,似乎新绛人人乐道。

我站在塔前,突然间一股冲动之情,几乎让人难以自持:是否每当国有大难,古塔即会显灵?大跃进时国当大难,古塔又是否显灵?对那些素来听天由命的民众而言,古塔就算有灵,又能若何?!

大跃进把新绛这一文化古城推到天下知名的位置。

1958年8月,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新绛撤乡建社,全县48个乡,184个高级社,组建成5个人民公社;即东方红公社、红旗公社、灯塔公社、大跃进公社、战斗公社。11月,取消新绛县治,并入侯马市。对原建5个人民公社重新命名。战斗人民公社改为新绛人民公社,驻城内;大跃进人民公社改为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改为古交人民公社;灯塔人民公社改为阳王人民公社;东方红人民公社改为横桥人民公社,驻横桥,辖6个管理区。发射红薯“卫星大王”的行云庄,属横桥公社横桥管理区。1961年11月,新绛县恢复县制。1984年9月,撤销公社,建立乡镇,行云庄属横桥乡,迄今。

《新绛县志》:公社化后,平调土地、房屋、劳力、资金、粮食等,在生产组织上实行团、营、连等军事化建制,分配上实行以政治表现为主的工分制。同时实施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770余个。集中劳力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基础建设,“大兵团作战”,1958年建三泉水库,同时使社员利益受到损害。自留地、自留树被当作资本主义成分全部划归公社所有,核算以生产大队为单位。

那是一个狂歌高放的年代。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国人放起“卫星”大跃进。

“放卫星”,是大跃进时代的专有名词。

50年代中期,新的工业革命浪潮又从西方澎湃激荡。1957年,苏联先后发射成功两颗人造卫星,向十月革命40周年献礼。毛泽东慧眼大开,豪兴如潮。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会议上,他说:“全世界公认,苏联两次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就,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

一穷二白的中国怎么办?毛泽东择定捷径,要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掀起“向自然界宣战”的大跃进。

“放卫星”,是大跃进年代用来形容经过努力,创造出了生产上或工作上的奇迹,产品或工作效率大大超过通常的水平,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数字。“放卫星”,后来成为对大跃进年代干部弄虚作假,浮夸虚报根本不可能达到的高产指标行为的代名词。

大跃进有一个响亮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胆,是“卫星”上天的动力。“跃进卫星”越来越大,“卫星”创造者们的胆量也越放越大。在“放卫星”的大竞赛中,终于,侯马市新绛东方红人民公社的红薯“卫星大王”气盖群雄,勇夺魁首,成为大跃进年代中,中国大陆粮食生产放“卫星”所创造的产量最高纪录。红薯“卫星大王”创造者们的胆气和豪兴,是这样一步一步激发上来的: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在亩产一百多斤的低产区,放出小麦亩产2105斤的高产卫星;

7月31日,《人民日报》又报奇迹,湖北应城春光农业社早稻亩产10597斤8两,卫星闯过万斤关;

继之,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早稻亩产36956斤;

广东连江县中稻亩产648419斤2两6钱;

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13万多斤;

……

至于花生亩产两三万斤,高粱、玉米亩产三五万斤,马铃薯亩产10多万斤,更是到处有见,热闹非凡。

各地上天入云的高产“卫星”,把中共山西省晋南地委和侯马市委的一些干部,激动得按捺不住,豪兴上涌,一个个象战马闻金刨蹄竖腿地热血沸腾,要杀上阵来。“放卫星”,比大胆,胆大的“卫星”夺魁,荣誉地位都会滚滚而来;放不出“卫星”要“反右倾”,“拔白旗”,受批判。如此的名利诱惑和恩威并重,又怎么叫人按捺得住放“卫星”的冲动呢!当官谁又不想得个好,谁又愿意落得个“插白旗”,挨批斗,撤职送劳改呢,“更上一层楼”,是好大喜功的干部们的本能和冲动。

晋南地区放出过全省第一、甚至在全国也名列前茅的棉花“卫星”、玉米“卫星”………新绛县横桥乡行云庄,也在全国“卫星”大潮中,放出过红薯亩产20万斤的“大卫星”,得了个全国红薯“卫星”第三名.

但是,山西还没有放出一个全国第一的“大卫星”!山西省委甚是着急,直至10月初,省委发文件,打电话,督促各地要“放大卫星”要“夺冠军”争上游。

秋粮正在入库,晋南地委领导人赶紧两手抓。一是抓明年,抓全面。10月22日,中共晋南地委召开各县第一书记和直属机关干部会议,要求59年全区400万人,人均完成一吨铁,500斤钢收一万斤粮,300斤皮棉;全区400万亩卫星田全部深翻3尺以上,每亩施土杂肥30万斤,化肥500斤,亩产万斤粮,总产400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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