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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很多老干部、知识分子以及无辜的人民群众遭到迫害,被强加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罪名,这些人被统称为“牛鬼蛇神”。

“牛鬼蛇神”——牛头的鬼,蛇身的神。原是佛教用语,说的是阴间鬼卒、神人等,后成为固定成语,形容虚幻怪诞,比喻邪恶丑陋之物。在文化大革命中,“牛鬼蛇神”成了所有被打倒、“横扫”的无辜受害者的统称。

那时,各个基层单位常常私设监狱,可以随意指定某人为“牛鬼蛇神”,不经任何法律程序便剥夺他的人身自由。不允许回家,关押在单位里接受批斗,强制进行劳动改造。

一般单位都把揪出来的人关押在汽车库、仓库等地方。由于这些地方条件恶劣,而且是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大家顺嘴称之为“牛棚”。文革中公检法已被砸烂,各单位可以自设监狱关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会相信。

内蒙电建公司的“牛棚”,设在406工地的一排废弃的汽车库里,后来改作堆放材料的仓库。这一排简陋的车库因质量低劣、破败不堪,根本不适合住人。群众专政指挥部认为把它用来关“牛鬼蛇神”最合适,于是就改造成了“牛棚”。

我那时还在土建工地木工班劳动。一天下午,工地通知我们班出几个人去汽车库钉制床铺,我们拉了一大车木料赶往车库,按群众专政指挥部头头的授意,我们先用木头方子搭建框架,然后在车库里顺东西方向用木板钉了一大溜通铺。通铺很低,几乎是贴着地面的。我们开始时并不知道这里是要住人的,直以为上面要摆放货物。

我由此深刻地理解了唐朝酷吏来俊臣“请君入瓮”的故事,因为第二天,群专的头头就让我搬着行李来此居住了。

“牛鬼”进“牛棚”的第一天必须先剃“鬼头”。“鬼头”流行的发式有四种——“十字头”“丁字头”“干字头”“花斑头”。

“牛棚”里没有窗户,一旦把门关上里面就漆黑一团。因为见不到阳光,自然就阴暗湿冷,被子潮的可以挤出水来,却又不让晾晒,我的关节炎就是那时留下来的。

“牛棚”里白天苍蝇成群,夜里蚊子成堆。每个人都被咬得遍体鳞伤,奇痒难忍。

每天早晨,我们早早就起床了,叠被、洗漱。监管我们的是几个刚退伍的小兵,要求我们要把行李叠的像豆腐块一样齐整。有几位老同志怎么也叠不方正,遭到了士兵的痛殴。后来这几位老同志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颤颤巍巍、摇摇晃晃地摆弄着自己的被子。

“牛棚”里每天都有人按时分配饭食,饭食毫无营养,难以下咽。每天早、中、晚三顿饭,早上是稀饭,中午和晚上都是窝头和咸菜。

每天我们抓紧时间吃完早饭,就开始朗读《毛主席语录》、唱红歌。我现在不能听红歌,一听红歌浑身哆嗦,就是那时留下的毛病。

背语录、唱红歌、唱鬼歌大约半个多小时,然后就开始下工地劳动了。我们干的是工地上最苦最累的活儿,比如用排子车往工地上送料,拉的多半是钢筋与模板。工地上没有好路,“牛鬼蛇神”们又大多年老力衰,累的汗流浃背。夏天,稍稍在阴凉处躲一会,监管人员就会骂骂咧咧,要不就把土坷垃甩过来了。一天,公司原总工程师屠钦渭对他们说:我们比你们的父母都要大,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

就在那一年,锅炉房的一台设备基础在浇筑过程中跑浆了,模板拆除后发现了蜂窝与孔洞,质检员判定不合格,需要凿除后重新浇筑。这样又苦又累的活儿自然又落到了我们的身上,记得我们用铁钎和大锤往下凿混凝土时,虎口都被震得流血。

有一天,我扶着铁钎,由一个老“牛鬼”来抡铁锤,突然他的铁锤打偏了,一下打到我的手上。我感到钻心地疼,手一松,铁钎就砸入我的小腿,伤口的血顿时往外冒。我疼得卧地不起,由难友扶我去工地医务室急救。医生检查后说幸好没打断腿骨,把我的伤口用盐水冲洗后,撒上消炎粉简单包扎一下,既不打破伤风针,也不给止痛药就让我返回了“牛棚”。我的伤口整整疼了一个星期,晚上躺在稻草铺就的地铺上,疼得无法合眼。第二天一早我一瘸一拐地照常出工,不得休息。在“牛棚”里,监管人员是不把我们当人看待的,至今我的左边小腿上还留下一个深凹的疤痕,这是终身无法磨灭的印记。

在监管人员面前,我们没有丝毫做人的尊严。在走到离他们十米远的地方,必须要喊报告,说话时必须先要加上:“牛鬼×××向您报告!……”他们训斥我们时,不许我们抬头,这已是金科玉律。只要对方一张口,就要先来一句“国骂”,除了“他妈的”以外,还有“你这混蛋!”“你这王八蛋!”等等,用词丰富多彩。如果哪天哪个监管人员不张嘴骂人,我们反而觉得不适应,不自然了。

每个“牛鬼”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黑牌,牌上用白油漆写明你这个“牛鬼”的身份——是走资派还是老右派?是历史反革命还是反动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这黑牌在“牛棚”里可以不挂,只要外出(包括去往劳动场地的途中)都得挂上,参加批斗会更是必须要挂!

外出挂着十几斤重的牌子,体力耗费太大。这些人每晚躺在床上,连身都不能翻,疼得无法入睡。

天天晚上入睡前都要点名,我至今难以忘记的是邱书记邱莱,一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每次点名,他都能听到自己的名字,此时就从屋中木板上传出来一声:“到!”声音微弱、颤抖、苍老、凄凉。我每次都想哭上一场,这声音震撼了我的灵魂!

记得邱书记有一次病了,好几天没吃饭,家里给送来半饭盒饺子。监管人员说怕里面夹着情报,把饺子都用筷子捅了个稀巴烂,他只好用开水把饺子泡着吃了。

那时,“牛鬼”们最害怕的是审讯,因为许多事情,即便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

有一个“牛鬼”,在审讯时被打的无奈,胡乱交代说,发报机就藏在家里的炕沿底下。“群专”人员派人去他家搜查,好多人拿着大洋镐,把屋里砖地、门外的台阶甚至连屋顶都刨了;还拿刀把沙发全捅破,也没找到电台。不幸,就在他家的当地,并排挖出了两口棺材。因为包头干燥,死者面部竟栩栩如生,你说今后这家如何住人?

王总家里的旧床板上有两个洞,他从来没想过这两个洞是咋来的,群专的人硬说是子弹打的枪眼儿,向他要枪、要子弹,把他吓得半死。

还有个李总喜欢鼓捣无线电,自己装过电子管收音机。“群专”的人非要让他交出发报机,家里的火炕都被刨了,也没有找到发报机,为此他没少吃苦头。

赵高工的母亲是民国初年生人,家里还保留着出嫁时的满族衣服。“群专”人员说他时时准备封建主义复辟,赵高工感到非常冤枉,他说:即便复辟了,满清女人的衣服还能穿吗?

犯了错误,必须要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如果请罪请的不好,监管人员就要把你带到旁边的小屋去“上小课”、“吃小灶”。“吃小灶”就是几个监管人员围着你打,我亲眼见一名“牛鬼”因反抗管理,衣服被打得稀烂、满脸是血。那时,常常半夜能听到旁边小屋里传出的凄惨的叫声。

我经常偷偷地观察监管人员穿的鞋子,如果穿的是翻毛皮鞋,和他说话一定要小心翼翼,我见过一个不听话的“牛鬼”,被监管踢得遍体鳞伤。

文革中每个单位都有“牛棚”,几乎每个单位都死人。上吊、割腕、喝药、投水,五花八门。

被关者最怕的是开批斗会。大会开始时,主持人往往要很威严地厉声下令“把牛鬼蛇神押上来!”话音未毕,早已等待的打手就押着那些人跌跌撞撞地从牛棚里出来了。这时通往主席台的路早已被义愤的人们围成了一条窄窄的人巷,这是唾沫、拳头和皮带棍子的“人巷”。“牛鬼”们从其中穿过,到了台上就已经鼻青脸肿、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了。这还不算在人巷里“牛鬼”们必须自己念着“我是牛鬼蛇神……”,其中可能某位突然被革命群众拦住喝问:“说!你是什么东西?”

“我是牛鬼……”

“你认罪吗?”

“我该死!”

“那好,今天就让你死!”随着话音,皮带就狠狠地抡头抽上去了。

在台上就更难熬了。连续几个小时的无休止的批判、质问、交代、认罪,几个壮汉掐着脖子揪着头发的喷气式,挂着重重的大牌子长时间的90度弯腰,一顿顿的围打暴揍……一场批斗会下来,那真是到地狱里走了一圈啊。

其实,这仅是肉体上的折磨。那种独出心裁的人格侮辱才是更残酷的,这是视人“不是人”的精神虐杀。记得那时还有人教我们唱“鬼歌”——《牛鬼蛇神之歌》,歌词前头还“幽默”地写着:演唱速度:中庸。歌词全文: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我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学唱时如果三遍不会,他们要互打耳光以示惩罚。这样,在开会时“牛鬼”们就有了新的节目:挂着牌子列队在众人面前高唱《牛鬼蛇神之歌》。有一个管教是齐闵王的后代——喜欢听独唱。要“牛鬼”们一个个唱《牛鬼歌》,在管教的调教下,我们一个个都被训练成了美声男高音。

很久以后,一位曾被揪斗过的对象给我说,“那种生不如死的人格侮辱比拿刀捅还难受。要不是怕连累家人,真想一头撞死算了。”

我在“牛棚”里呆了大约半年多,吃过的苦无法细述,直到如今还经常在恶梦中惊醒,大汗淋漓,半宿不能平复。

“牛棚”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沉重得每次回忆都撕心裂肺般疼痛,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呀!

后记

据说,最早使用“牛鬼蛇神”一词的人是唐代诗人李贺,他是以此来赞美杜牧诗歌的魔幻与奇谲。本来是一个褒义词,后来却产生异化,成了一个“坏词”。

佛教有“天龙八部”的说法,其来源于印度早期的民间神话,指的是八个护法神仙,排在最后的一个名为“摩呼罗迦”,乃人头蛇身的一条巨蟒,性别不明确。所谓的“蛇神”,一般就是指这位老兄或妹子。

“牛鬼”与“蛇神”虽同属于佛教人物,只不过“鬼”属于另一个系统,供职于阴曹地府。按说蛇神不是太美,牛的品相要比蛇强,可惜它一不小心就成了“牛头马面”的鬼。而极具侵略性的蛇,却成了“牛鬼蛇神”的神。我觉得有些对不起温良敦厚的牛了。当然,蛇也是坏分子,即便是神,也是瘟神那样的神。

2011-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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