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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伊始,我的大学同班同学贺永新先生给我寄来了一段文字,这是从我们班被打成右派的江之浒先生所写的回忆录《夜阑,涛声依旧》里复印的,文中赫然记录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在班级批斗会上的两次发言——

1957年10月中旬批斗会发言

钱理群:民主自由问题。你污蔑国家,说在我们这个社会公民权利没有保证。给吕庆仕的信中(按:吕某是江之浒在外地某大学读书的同学,江在给吕的信中介绍了北大运动的情况,并谈了他的看法,这些信在反右运动中就成了他的主要罪证)故意歪曲事实,借黄必达(江注:中文系党总支委员)自杀一事说:“在我们国家里,事实真相永远不会清楚”。引张元勋、沈泽宜的话:“我们贴出这首诗,难保不进监狱”,为什么要别有用心地引呢?想这样封住党的嘴。“五七年肃反缺乏理论根据,有些人被莫须有的罪行投入监狱”。肃反搞清楚历史问题,为什么是“失去了人的尊严?”借大字报上的“为鬼申冤”,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法制不完备,这是‘三害’猖獗的原因”,说我们国家无法,我国有宪法,有人民的法制,这些都保证了公民的权利。“‘三害’分子可以犯法,而不受应有的处分,高岗、饶漱石、张子善、刘青山不是党员?一直把对党的仇恨埋在自己心里,到时候就按捺不住自己。‘现在不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不行了’,企图揭竿而起。实际上是说‘人道之光必明’,‘三害’之仇必雪,不扩大民主不行”,学生会人员产生是提几个人选几个,人民代表也是等额选举,“简直作孽”。候选人是协商出来的,一致通过也是经过充分讨论的,难道美国的民主才是民主?广大人民兴高采烈的选举他说是“作孽”。他一方面对我们仇恨,一方面又像笑面虎。他说,在我们社会没有民主,他要争取的是反革命的民主。整个信中打了民主、自由的旗帜,企图推翻党的领导。自己写的还赖得了吗?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应放老实些!

1957年11月3日批斗会发言

钱理群:关于等级制度和新闻自由。我的父亲也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逃去台湾。如果说江处于十八层(地狱),那我就要处于第十九层。但从上海一解放到现在,我没有感到受歧视。我加入少先队,担任少先队职务。高一时我不是团员,组织上分配我做辅导员。在我们社会中,党对于剥削阶级出身的并不歧视。党应该不应该加强对工农子弟的培养?他对培养工农干部不满。我们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不注意培养工农子弟,还成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他反对这一点,正是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无可讳言,剥削阶级出身的,一般是不同党同心同德的,必须要得到改造。他为什么成为右派,怎么不从阶级出身找根源呢?到底是受到歧视,还是他自己不改变立场?

其次,谈新闻自由。任何一张报纸都是要封锁消息的。要发一些,压一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反动言论当然不登。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不怕说真话。他说“要忠实地报道各国各方面现状”,他自己报道的北大鸣放大字报情况就歪曲事实。我们党是否不允许批评?不允许揭露生活黑暗面?请问,世界上哪有像我们这样的党,号召人民提意见,欢迎人民批评的?我们说肃反好,他说糟得很,和我们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不惜造谣来揭露所谓黑暗。否认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他要报纸成为歪曲生活的东西。他把党报和人民对立起来。其实,只有党报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光明日报》也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和右派分子的利益。他为非党报纸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赞扬《文汇报》,并作介绍。1946年,国共停战有三人小组调停。在你父亲做官的南通,发生“南通血案”,进步学生、教授被杀,其中也有新闻记者。他们的生命也没保障。杨刚的哥哥被顾祝同杀死,此事后来由美国进步记者揭露出来。上海一个杂志,三个记者被活埋。生命保障都没有,还有什么采访自由?只有在现在的社会里,新闻记者才能为人民说话。

面对这白纸黑字的历史,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怎么把它遗忘了?是的,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在“反右”、“文革”中我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是,在江之浒的批斗会上的这两次发言,在我的记忆里,却早已消失了。而受害者却没有忘却,受重创的心灵,至今也还在隐隐作痛!我怎么会、怎么能把它遗忘?!当年对自己同窗的伤害就已经有违做人的良知;而后来的“遗忘”,就更不可原谅!——历史的旧痛在我这里怎么“消失”得如此轻松?这“轻松”不正建立在自己弟兄的持续的痛苦之上?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简直是一个嘲讽:这些年,我一直在说,要“拒绝遗忘”,但首先遗忘的,竟然是我自己!原以为在去年年末出版了《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一书以后,可以将自己和这段历史的纠缠告一个段落;却不料,新的一年一开始,就又遭遇了这样的尴尬事:1957年那段历史,不仅是我们国家、民族之痛,更永远是我心上之痛!

昨夜,我睡不安宁。夜半突然惊醒,历史的一幕幕,陡然清晰地呈现,我反复追问:我为什么会作这样的发言?此刻,我又一遍遍地审读,自省,寻求答案。于是,我发现,我的“批判”始终有两个重点,一是关于“民主自由”,一是关于“家庭出身”。而这正是我在1957年最感困惑,并因此使自己面临灭顶之灾的危险的两大关节。记得我在反右运动开始后的一次共青团内的讨论会上,曾做过这样的发言: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我不同意的;但反右也会有副作用,从此,知识分子再也不敢讲话了。我的结论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我还是赞成反右;但希望坚持民主自由,不要把知识分子吓跑了。我的这一番发言,当时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认为是“和右派思想划不清界限”,甚至“滑到了右派的边缘”。因此,让我出现在江之浒的批斗会上,并作发言,第二次还是第一个发言人。我心里明白,这是党给我的一次机会,也可以说是一次考验。我关于民主、自由的那一番“慷慨陈词”,其实是一个自我批判,自我表白,是用批判来和右派“划清界限”,借此向党表示我的悔改与忠诚。可以看出,我是很用了一番心思的,甚至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力图使自己的“批判”似乎“有理有据”。而这也是党所要求的:既要紧跟,以党的观念为自己的观念,又要有“创造性”的发挥。这也就是近年我多次引用的鲁迅的分析,说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既要“同意”,保持一致,又要“解释”,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释其思想、口号,以具有某种学理性。总之,一句话:既要当“奴隶”,又要做“奴才”。我的发言表明,我所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会讲歪理因此“有用”的“奴才”。而我关于家庭出身的那番言辞,因为触动我的心病,那摆脱不掉的原罪感,就更是曲折婉转:先以身说法,硬说并未因出身而受歧视;再竭力说明党重视培养工农子弟之必要与合理;最后承认自己因剥削阶级出身而天然地不能与党“同心同德”,因此有改造的必要。这都是自我说服,煞费苦心而自有可悯之处;可憎的还是那副自以为大彻大悟,扬扬自得,居高临下地教训被批判者的奴才心态与口吻。但我就是依靠这样的奴才式的表演而逃过了一劫。逃过的代价是对本和自己命运相当的同窗的迫害,把他人推入万丈深渊而以自救:这是怎样的卑劣的行径和罪恶!而我居然把它忘却了!

而这又绝不只是个人之罪。这是体制所必然。我曾经说过,人性本有善、恶两面;健康、健全的社会与体制使人扬善抑恶,不健康、不健全的社会与体制则使人扬恶抑善。反右运动,以及建国后的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都是对人性内在的邪恶的大诱发,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大厮杀,逼迫着每个人既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迫害,又参与对他人的迫害。可以说,体制异化了人性,异化了的人性又支持着体制。这样的“体制和个人的关系”:每个人既是体制控制,以至迫害的客体、对象,又是体制的主体、参与者,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如果我们不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力图改造这样的体制,那么,像1957年发生在我及我们这一代身上的这样的迫害他人以自救的悲剧,是会随时再演的:历史并没有真正成为“过去式”。

2008年1月14日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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