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深圳百万人逃亡作者抚今思昔怀念习仲勋政策路线

习仲勋百年冥诞纪念邮票。摄于2013年10月15日山东烟台。REUTERS/Stringer

曾经出任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写作组成员、作协副主席的陈秉安,是震惊中外的《大逃港》一书的作者,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此际,他打破缄默接受香港传媒的访问时坦率指出,香港真正要推翻和颠覆共产党的,只是极少数人,“没有人希望动乱,希望过不安定的生活。香港今天的问题,是(当局)没有抓住大多数香港人的心理,没弄清楚大多数香港人到底在想什么,轻率地把一切都归咎于外部势力挑唆。

他说,这是左的思维,是邓小平早就提醒要注意的。那样只会使香港问题越来越复杂”。他强调指出,解决香港问题,“重在攻心,而不是伐力”。他并且以当年习仲勋“治愈”深圳大逃亡这个问题为例,指出当权者对港人应该“攻心”而非“伐力”。

掌管港澳事务的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日前出席在北京召开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所发表的讲话,曝露了当今中共对港政策一味只是暴力式的左的路线,只重“伐力”而忽视“攻心”。张重申中央对港的全面管治权,并再次提到中央与香港的权力关系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一国重于两制。

但陈秉安在接受苹果日报访问时指出:“研究和解决香港的现实问题,不研究当年大逃港的历史,那只会是隔靴抓痒。”

陈秉安在深圳蛇口口岸附近15楼的家,露台正对深港西部通道,他说:“很多人不知道,40多年前那片水域,曾是多少逃港者的葬身之地!”60年代逃港主要走陆路,就是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到70年代因陆路防范加强,逃港者改以水路为主,就包括陈秉安眼前这片水域。

陈引官方数据指,从中共建政后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成功逃港者至少120万人。“这120万逃港者换成家庭,衍生的人口就是逾300万,这是多大的数字!80年代初香港才500多万人,即至少有一半香港人是与逃港有直接关系!”陈指逃港者主要是不愿留在社会主义大陆,才跑到资本主义香港,“这是毋庸讳言的客观事实。我们(内地当局)研究和解决香港问题,怎么能够无视这段历史?怎么能回避逃港历史对香港几代人的心理影响?”

陈秉安说了解几百万逃港者和他们的后人,才是窥测香港社会人心的途径、是打开香港现有矛盾和问题的重要钥匙,“如果我们一味用内地那套要求香港,用统战思维处理对港问题,香港人会怎么想?我看这才是香港问题的要害。邓小平就是看到了问题本质,才提出搞一国两制。用真资本主义、用一国两制的两制,留住香港人心”。

不只是邓小平看到了问题的本质,陈秉安同时又赞扬曾经出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治愈”了宝安(深圳当时称作宝安)大逃亡的问题。陈秉安说宝安县人一直感念习,“大逃港顽疾中共30年都没搞定,就是在习仲勋手中治愈的。当年他们处理大逃港的做法,的确值得今天领导人好好借鉴”。

陈说,1978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宝安县沙头角第一次看到了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繁华热闹,而脚下这边却荒凉冷清。不久后习敦促开放,宣称:“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王国,经济早就上去了!”曾为党媒记者的陈秉安回忆当年曾问过习为何这么大胆,讲这样激进的话?“他很感慨地说,我们共产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是一步一步提高的!”在接受访问中,陈秉安透露不少他没有写进《大逃港》的内容。

例如当年大陆定性逃港为“叛国”,习仲勋主政广东后多次到宝安县调查研究,看到边境一些村十室九空,内地和香港巨大的生活差距令他十分感慨,下令将偷渡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陈说:“在当时内地仍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做这样的决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习仲勋退休后长住深圳迎宾馆直到去世。深圳特区建成20周年,陈秉安见到习,并告知他准备写《大逃港》一书,“他(习)说:‘好啊!这个历史应该记载下来’态度非常开放。”陈感慨,现今的当政者如能有习仲勋胸怀才志,香港幸莫大焉。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