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作家方方在微博上透露，她的小说《软埋》遭到了一些人的围攻。那么这本小说到底讲了什么样的故事？以下是小说中的故事以及读后感——
1948年7月，学业有成的董少爷从上海回山西老家。
他学的是医学专业，打算按照父亲的意思，在老家的镇上开一个诊所，给乡亲们治病。
董少爷的妈妈当年患病，是被洋医生治愈的。他的爸爸就相信了西医，并让儿子外出学医。他是地主家的少爷，爸爸供得起他读书。
距离家乡镇子不远的山脚下，他遇到了表弟。表弟小起在这里已经等了他多日，只为告诉他，全家人，父母、姐姐、爷爷、奶奶都已死了。父亲死前托付小起，务必堵住少爷，并告诉他，一定不要回家，能逃多远就逃多远……
【旁白：我查阅了一下相关资料——
1948年，山西的解放战争，正在如火如荼。这一年的夏天，山西有的地方已经解放，太原还被阎锡山固守。太原解放，是全国解放战争中，城市攻坚战持续时间最长，战事最为激烈，伤亡最惨重的一场大战。
解放军战士，大多是本地招募来的翻身农民及国军俘虏，因为战争惨烈等原因，士兵逃亡现象严重。为了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部队内部加强了政治教育工作。比如，这样做教育工作：你们村有没有被地主老财欺压的？有！你们村斗争了地主没有？斗争了！你家分到了地主的土地没有？分到了！害不害怕地主的还乡团报复？害怕！咋样才能不吃二遍苦？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董少爷的老家，应该已经先于太原解放。董少爷的一家，应该就是被斗争的地主，他家的土地，应该被农民“分”了，然后，全家人集体死了。
分地主的土地，就是“土改”的重要一部分，“土改”，给了农村无产者极大的积极性。
距离家门一步之遥，董少爷已经无家可归，他绝望地逃进了深山。濒死之际，猎户老吴把董少爷救活了。于是，董少爷从此改姓吴了，在山里过起了世外的生活。山外的战争，仍然在进行。
山里，没有时间概念。有一天，董少爷和老吴深山里遇到了一个受伤昏迷的人，一身枪伤。数天之后，医学专业的董少爷把此人救活了。
被救活的这个人看出董少爷不是山里野人，劝他一起离开，对他说：“我是一支解放军部队的政委，回山西老家奔丧，路遇土匪；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一个多月了，你应该到山外参与新中国的建设；新中国是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将不会再有战争、饥饿、压迫，人人平等，人人自由。”
董少爷告别了老吴跟着政委出山了。从此，董少爷的名字叫吴家名，意思是，无家可归，没有名字。
刘政委带着吴家名，进入了解放军。队伍一路向南，受命解放南方，以及剿匪。在川东剿匪时，因为有医术，吴家名成为战地医院里的医生。
鄂西、川东的土匪猖獗，解放军伤亡惨重。刘政委为战友们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而难过，这些战友经历了一次次战争，却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后，死在土匪的枪下。征粮的工作队，有时候就在路上突然被伏击了。
时间已经到了1952年的春天，匪患依然未能根除，而土改正在鄂西、川东同时进行着。地主被打倒了，土地被分了，村里的无产者，可以迎娶地主家的婆娘、丫头。有些地主家的女眷自杀了，有些认命了。
陆子樵的大庄园有近200年的历史了，他是当地的大地主。他的父亲曾参加辛亥革命，他也曾到东洋留学。同乡的另一个地主胡老爷，是他留学时的同学。胡家的女儿黛云，嫁给了陆家的二少爷。陆老爷支持革命，支持剿匪，贡献粮食，极力表示对新社会的拥护。据说，县里的领导已经决定不批斗陆家，但陆老爷还是让漂泊在外的儿子不要回家。
胡老爷家没有这么幸运，作为乡绅和知识分子，他的爱好就是书画，对政治不敏感。他所有的藏书被人烧了，烧了很久才烧完，村民便把灰烬挑到田里当肥料。批斗的时候，群情激愤，有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氛围，于是，胡家一家人就当场枪毙了。
陆子樵的幸运并没有持续多久。在闻讯将要于第二天被批斗的那个晚上，陆老爷召集一家大小，吃饭，开会，决定集体自杀，唯独不让儿媳黛云自杀——因为黛云的父亲，胡老爷一家就剩下这一个女儿了，而且，黛云还要保护刚刚出生不久的幼子。
于是，在院子里挖坑，然后，一家人喝下砒霜。黛云将家人埋完，从暗道里逃走了，暗道的尽头是一条小河，河边有一条准备好的小船。暗道是祖上建造庄园的时候，就预留好的，陆老爷在最后关头告诉了黛云这条逃生之路。
第二天，大门被撞开，看到满院子的新坟，批斗的人败兴而去。从此，这个院子就荒废了，无产者不愿意住进这个坟头林立的庄园。
黛云背着儿子乘船逃离，水流湍急，儿子掉进水里失踪，她呼叫儿子的乳名“丁子”，随后自己落水。被人发现的时候，她浑身是伤，昏迷在河边，然后被送到了医院，成为吴家名医生的病人。她昏迷了半个月，终于醒来，喃喃地说着“丁子”，她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但保持着对这个新世界的恐惧和警惕。吴家名确认她失忆了。
这是1952年的春天，土改还没有结束，窗外的桃花正在盛开，吴家名在这个病人的名签上写了一个名字，丁子桃。
吴医生发现这个病人不同寻常，她皮肤白皙，显然不是穷人家的女人，而且，她识字；让她回忆，她什么也想不起来，并会因此精神崩溃。他隐约感到，这个女人，与正在进行的土改有关。
无家可归的丁子桃，被吴医生介绍到刘政委家当保姆。刘政委一家喜欢这个保姆，话少，手艺好。
1963年，刘政委和吴医生都已经生活在武汉，他们还保持着联系。政委得知吴医生的爱人已经去世，就建议他娶丁子桃为妻。于是这两个分别深藏着自己身世的人，两个生于地主家庭，但以不同方式隐去了出身的人，组成了一个家庭。
40年后，84岁的刘政委重游川东、鄂西，当年帮助解放军剿匪的村民，已经凋谢殆尽，还有个别人可以与他回忆从前。当地人回忆从前，总是把剿匪和土改混在一起。刘政委说，他没有参与土改，但是知道当时有些过火，死了很多不该死的人。他还提到当年的大地主陆子樵，为剿匪提供过很多的帮助，后来全家自杀身亡了。刘政委又说，矫枉必须过正，那时情况复杂。打完仗，杀心没退，觉得镇压是最好的办法……
刘政委觉得自己的一辈子很值，觉得因为有了当年的革命，才有了如今的幸福生活。回想起那么多的战友，在年轻的时候就丧命于战火，他对自己的一生很满意。故地重游回到武汉，他死了。吴医生，多年之前，已经死于一场车祸。丁子桃，如今患上了老年痴呆。
吴医生和丁子桃的儿子，如今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他意外发现了父亲的日记本，惊讶地发现，自己家族祖籍山西，姓董，而不是姓吴……原来他的父母，都是家族大灾难的幸存者，他是两个家族偶然幸存下来的基因。随着父母双亡，他已经永远回不到自己的家乡了。
这就是《软埋》的故事梗概。
或许是为了规避什么，或许是出于写作技巧的需要，这个故事，被方方讲得比较“凌乱”。我觉得，她为了能把故事讲出来，刻意设置了大量的巧合，痕迹太过明显。按照我的理解，她如此写，是为了冲淡故事的惨烈。
在此之前，我很少有看过这样视角的涉及“土改”的小说。以前，关于土改的文学作品，是《暴风骤雨》那样的“革命文学”，在那里，地主都是反动的，是应该被镇压的，在那里，地主与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一脉相承。
在余华的小说《活着》里，富贵作为一个解放前的地主少爷，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败光了家产，而免于“土改”带来的暴风骤雨。小说《白鹿原》里，有写到乡绅富农地主，但故事只写到1949年就结束了。有人说，感觉白鹿原没有写完。
一件事情一旦发生，就开始失真。真相，就只能在我们的想象之中。所以，有些小说，你明知是虚构，却也可以当作真相看待。
总之，方方的《软埋》，或许是受限于讲故事的空间，或许是缺乏记录历史的“野心”，故事有些单薄了，缺乏《白鹿原》和《活着》那样的历史感和经典气质。尽管读的过程中，有一些不满意之处，但它还是吸引我读完了，因为，它在试图解释讲述真相。
“软埋”，据说是川东民间的一个词，意思是一个人死后，没有棺材直接埋在土里，人们认为软埋的人，将无法转世投胎。我觉得这个词儿，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许多历史的真相，仿佛也已经被“软埋”。
（本文写于数月之前，删节重发）
延伸阅读：
张弘：《软埋》歪曲历史，还是有人选择性遗忘？
随着几篇有关小说《软埋》的批判文章公开，针对作家方方《软埋》的争论进一步升级。方方本人对于此类批判文章做了回应，也另有其他人为方方辩护。
在名为《〈软埋〉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的文章中称，“方方的小说无视土改的这个本质方面，给土改泼了一大盆脏水，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领域的典型表现，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具体表现。”
名为《〈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的文章则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尽管受到党和人民的有力抵制和批评，但仍在以各种形式滋长蔓延。除了在历史研究领域，在讲台、论坛上不断欺骗毒害人们，近些年在文学创作领域也表现得十分猖獗。为地主阶级翻案、控诉土改的小说《软埋》只是其中最新出版、最露骨的表达罢了。在此以前，有《活着》、《生死疲劳》、《白鹿原》、《古船》等等。长期以来，这些作品基本上没有在主流媒体上受到有分量的分析批评，也未听说其所在单位党的组织对此有过批评指正，有的人反而获得了很高的地位、炫目的光环，有很多粉丝和吹鼓手。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导向，写这类颠覆历史的东西可以出名得利，可以风光无限。”
文章《<讲话>之后发表<软埋>是极不正常的》中提到，“《软埋》是一篇不折不扣的为土改翻案的小说。作者站在地主阶级还乡团的立场上，对伟大的土改运动进行恶毒的反攻倒算和秋后算账。”
三篇文章的共同特点，都充满着浓厚的阶级斗争意味，无论是三位作者的思想观念，还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都与六七十年代人们常见的大字报如出一辙。
在新一轮的争论中，有两个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第一，对文学作品进行泛意识形态的批评是否可取？政治或其他的标准能否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准绳？第二，《软埋》描写的事件有没有历史依据？1950-1951年的暴力土改究竟有没有出现乱斗乱杀？其中，前一个问题涉及辩论所必须遵循的准则与逻辑，后一个问题则涉及《软埋》是编造历史还是证据确凿。
众所周知，《生死疲劳》的作者莫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活着》的作者余华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作家，而《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古船》作者张炜都获得过茅盾文学奖。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已经获得了国内外文学界和读者的公认。同样，《软埋》的作者方方，此前也有多部作品获得过国内外的文学大奖。对文学作品本身的评价，存在着多种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但是，这些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均不能脱离作品本身，不能脱离文学性和艺术性。即便作者在书中表达了不被其他人认可的价值或倾向，那也只能用文学的方式来评论和衡量。
批判者指责《软埋》“为地主阶级翻案、控诉土改”。显然，这一判断纯属主观臆断。它揣测写作者的主观动机，然后据此做出结论。它以黑白对立的二元思维统御一切，强调“亲不亲，阶级分”，“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此前的当代史告诉我们，在文学领域实施武器的批判，只能制造冤案并阻挠文学的正常发展，给作家本人和社会制造混乱。
在苏联，赫鲁晓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时，曾经封杀过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赫鲁晓夫退休后，读完了儿子给他的《日瓦戈医生》打印本，认为书里面根本没有反苏的内容，他对这本书未获出版表示遗憾。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此时，赫鲁晓夫自己的回忆录只能在美国偷偷出版。而当初在各种大会上激烈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作家们，则在事后纷纷表示了羞愧与后悔。类似的错误和悲剧，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中国不应该继续上演。如果拿意识形态或政治的标准去统御文学，那就好像用一级运动员的体能做标尺，判断其他人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
《软埋》描写了1950年后土改中的一个冤案。批判文章中称，“方方写的时代背景是1951、1952年，那时全国已经解放，老区的土改都已结束，我们在土改方面已经积累起相当成熟的经验。南方新解放区的土改充分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掌握政策比较稳，即使执行镇压反革命的政策也是比较稳妥的，没有乱打乱杀了。对没有明显罪恶的地主，群众是不会对他们绳捆索绑的，把土地和浮财拿出来就完了。方方说的那些荒唐离奇的事儿，我不知道是怎么捏造的。”
关于1951年、1952年土改的真相，少数人的亲历显然不能代表这场全国性政治运动的全貌，历史学家的研究无疑更为可信。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2009年曾发表于南方都市报）证实，1950年6月28日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明令“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但不少地方的土改干部和贫苦农民全然不顾。湖北潜江重点乡李家大台、紫月两村，共413户，工作队进驻后，硬是划了64户地主，69户富农，“地富合计占总户数32.2%”。他们还将所有所谓“地主”扫地出门，迫使这几十家农户（其中多户实为富农）全家外出讨饭求生。其他的“富农”（实为中农和贫农）亦多被剥夺，只是没有被逐出家门而已。汉川县土改工作团亦大张旗鼓地斗地主、打恶霸，全县土改、镇反先后杀了数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简单激烈，导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绪，许多并无多少劣迹的地主富农，甚至一般农民纷纷自杀。十一区3个多月有37人自杀身亡，三区亦在同样时间里自杀了31人。其中且多为女性。
湖北如此，广东也不例外。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20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6天中，就打死6人，逼死13人。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5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惠阳县因此自杀了199人。仅5－8月间，北江地区就造成了614人自杀。潮汕专区则造成了755人自杀。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202人。全省5－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4000人左右。而全省1－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份者2567人，富农成份者1047人。镇压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0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
杨奎松的研究以档案和史料说话，此文显示，华东各省和中南各省，普遍存在乱打、乱杀、乱吊、乱挖浮财的现象。据三农学者张英洪的研究，1951年的土改中，湖南溆浦县乱杀严重，对于所谓恶霸地主，有的没有经过批斗就枪毙，有的在召开群众批斗会后立即拉出去枪毙。湘西区党委书记周赤萍在会上布置任务时说：“宁愿错杀一百，不要放走一个”（《农民、公民权与国家》九州出版社2013年7月，89页）。从1950年8月至1951年秋，溆浦共枪毙特务、匪首、帮会分子、恶霸地主等反革命分子689人，曾主持溆浦县公安局工作，领到过溆浦八区土改运动的郭静秋时隔50多年后也认为那时“杀人还是杀得太多了”。
由此可见，《软埋》中涉及土地改革的冤案，并非空穴来风。作者选取了已经发生过的史实，作为文学的素材而创作小说。这完全是作家的职业行为，方方的做法在文学创作中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说，用艺术手法加工和描述历史已有的现象和人类的普遍经验，是文学立足之根本，存在之理由。这也意味着，针对方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既违背了辩论的基本逻辑和准则，同时也罔顾事实。
不能忘记的是，用意识形态或政治标准统御一切，已经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惨痛教训。例如，苏联的科学家李森科用政治手段打击学术异己，他曾经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经过斯大林批准，苏联正统的遗传学被取缔了，苏联的遗传学由此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由此可见，用意识形态或政治标准作为越界的武器打击异己，会造成多买严重的后果。而告别阶级斗争，让意识形态和政治回归本位，乃是中国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前提。用陈腐落后的斗争哲学和话语方式，在多元社会中强制思想定于一尊的做法，早已为人们所唾弃。“历史虚无主义”并非攻击异己，百试不爽的万灵药，它所针对的恰恰是罔顾事实，对沉痛历史教训视而不见的行为。
类似的事件，还是不要重现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