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消灭红铃虫”与拆烧民房
3.1 虫害起
谁能想象，仅仅为了治虫灭虫，奉贤县委的领导人，竟能无法无天，大举拆烧民房，闹到万民流离失所的地步？！
1958年夏秋之交，江南高温多雨，空气闷热潮湿，棉花红铃虫成灾。收进仓的棉花中，红铃虫爬进仓库缝隙角落，结茧成蛹。如不找到有效防治红铃虫越冬繁殖方法，来年的虫害必甚。
当时，江苏地区推广了淮北地区及启东、太仓等地消灭红铃虫的经验，即用玉米杆等禾秸，搭建临时棉花仓库，用后立即拆烧的“快速灭虫法”。并介绍说，这样，烧过的玉米杆灰还能作肥料，一举两得。省委专门召开灭虫现场会，会议决定，对现有棉花仓库，拆仓刮虫，拆烧临时棉仓。
奉贤也派代表去参加省委召开的现场会。代表回来，原原本本向县委作了汇报，并强调省委“一拆二烧”的精神。
从奉贤已经采取的做法来看，房子倒是已经开始拆了，但烧还没动手。县委在原来消灭越冬红铃虫运动中，就曾将堆放过棉花的房子，拆下屋梁、房柱、门、窗，投在河中浸泡，使钻进缝隙的虫子爬出来。或者淹死冻死，有的地方采取药物熏蒸的办法杀虫。县委明确表示，在“大跃进”年代，这些方法太落后，是“少、慢、差、费”。只有放火，才能烧出“跃进速度”。
秉承县委意图，县农业局提出了一个消灭红铃虫的“跃进方案”：将凡是堆放过棉花的房屋，一律拆毁，放火烧！
9月10日，中共奉贤县委发出《关于全面开展防治越冬棉花红铃虫的指示》，要求作到彻底、干净消灭棉花红铃虫，要“籽棉不归家，就地进仓，就地储藏，收后烧光”、“拆瓦房，烧茅房”。
9月13日至15日，县委在兴桥人民公社召开了第一次现场会议，示范性地搭成临时仓库，然后烧毁。李少峰得意洋洋地告诉与会者：“看到没有，一把火，虫子还不烧死了，它又不是孙悟空，能过火焰山，能过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临时仓库。各社队原先收回的棉花，大都堆放在民房内。人民公社化运动大搞“生活集体化”，社员都被编入连、排、班住大统铺，剩下的房子，好一些的都作了仓库。虽说房子共了产，但烧房灭虫，为了几条虫子就烧房子，这样的事情未免太离谱了吧？不少干部心里发怵，怕引起民愤。
3.2 “拆烧封”
由于大积“什锦汤”，大拆民房伤了民心，这次消灭红铃虫运动又要拆烧民房，自下而上阻力不小。房子虽说充了公，但原房主心里还是见房想起自己的家，各家各户都还有一点充公不要的坛坛罐罐，有的人还藏有钥匙，隔三差五地偷偷溜回家呆一阵，看一看，找找“共产”前一家人团聚的温馨回忆。尤其是干部，土改运动就是积极分子，自然分的好房子。
公社化运动中，虽说是充了公，但多是拿一部分做仓库，其他几间住人。干部们住了几天大房子，不自在，个人又经常跑回家，开小灶，过几天夫妻生活什么的，也很方便。仓库里要吃要喝有的是，夫妻团聚也没人敢管。没想到这下可糟了。县委一声令下，拆烧运动引火上身。为了几条虫子，就把房子烧掉，这也太不成体统了吧。
群众反感，基层干部抵触，拆烧运动雷声大，雨点小。
为了实现拆烧灭虫运动“大跃进”，经县委副书记李少峰审阅同意，县委批转了县农林局《关于开展彻底消灭越冬病虫害运动的打算》，下发各公社党委执行。《打算》强令，整个灭虫工作必须在12月3日到20日全部结束。
为此，“公社各营、连采购站的棉花仓库作到全部拆、烧、封”。公社搭的临时草屋和利用草屋搭的棉花仓库，要“全部烧光、拆光”。为尽快完成拆烧堆放过棉花的仓库、房屋的工作，要“以公社为单位成立灭虫突击队”。县委决定，全县灭虫工作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办法。首先以奉城公社为试点。王文忠发狠地下令：“拆烧灭虫运动推不动？奉贤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我看是党员干部在闹事。要坚决刹住这股歪风，采取强硬措施，大好这一仗！”
11月，县农业局长戴纪群率领工作队进驻奉城公社，立即抽调一批公社干部，组织了一支80人的“灭虫突击队”，开赴各村，突击实施拆、毁、烧的计划。
12月5日，经李少峰同意，县农业局在奉城公社六营召开第二次拆烧灭虫现场会，全县各公社灭虫干部必须参加，不得有误。现场会上，当场示范拆毁了5间瓦房，将瓦片揭下来，一片片刮虫，屋梁、枕木拆下来烧毁。并拆毁了60间临时仓库，放火烧掉屋茅和芦垫。
拆烧灭虫运动惹得民怨滔滔。因此，现场会后，只有县委重点示范、工作队紧抓不放的奉城公社五、六、七三个营开始拆房烧屋，其他社队的灭虫烧房，却并没有按县委计划的“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县委原定的12月20日完成全县灭虫工作的计划难以实现。因此，县委几大书记王文忠怒火腾腾，几次开会，大发雷霆之威。书记处会议上，书记们一致认为：县委的决定执行不了，干部们眼里还有党吗？文的不行来武的。要不惜代价，坚决刹住消极怠工的歪风邪气，促使各公社干部转到正确执行党的决议的立场上来，积极完成拆房烧屋，消灭红铃虫的任务。要打胜拆房灭虫这一仗！
12月16日至17日，县委副书记李少峰再次委托戴纪群，召开第三次拆烧灭虫运动现场会。会议一开始，气氛就非常紧张，县农业局正、副局长带头，一上来就亲自指挥，拆房烧屋。戴纪廷亲自点火。倾刻之间，现场示范的3间临时仓库、3间草屋被烧毁，1间瓦屋被拆瓦刮虫，1间瓦屋全部被用泥浆封死。
现场会上，县委负责人强令各公社必须仿照执行，不得有误。会议责成各社到会干部立即组织“灭虫突击队”，逐村检查拆、烧、封房屋情况，要作到“到一营、清一营、彻底一营”，务必在半个月以内完成。戴纪群在会上威胁说：“拆烧房子搞不起来我要找你们”，“思想不通的要辩论”。并说：“现在烧房子是合法的，大家不要怕”。
在戴纪群主持下，奉城公社在试点期间，共烧毁草顶房202间，拆毁瓦顶房33间。
这一下，各公社干部回去后就动真的了。谁不怕丢官罢职、辩论批斗、劳动教养呢？谁又敢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罪名的风险呢？各公社党委书记和社长亲自挂帅，下决心要把“拆烧灭虫工作”抓出“大跃进”的成效来。各社都组成了“拆烧灭虫突击队”，凡是堆放过棉花的房屋，有一间拆一间、烧一间。
社员群众的不满和牢骚真是到了极点。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毫不留情。下面是当年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的言论，议论者一律被送进“劳改队”。
“今天灭虫烧屋拆房，积‘什锦汤’拆房，大炼钢铁又要拆房，明天还要搞什么名堂？”
“拆房拆房，我们是人，不是猪。猪、牛还要个猪栏、牛棚，拆了房，我们连猪都不如。”
“先拆房的还能找个猪圈、牛栏挤一挤。现在拆了房，我们连猪圈都没得住了！”
后来中共上海市委派出的工作组向市委的报告中说，农民们含着泪水向工作组哭诉：“这是我们一点一滴的血汗挣来的”，“多年积累一夜光，现在只剩下小包里”，“我们社员性命还比不上几条虫？”
3.3 民房绝
据调查统计，到1959年1月3日为止，在灭虫拆烧房屋运动中，奉贤全县共烧拆房屋、仓库3168间。其中全部烧掉的224.5间，计草顶屋92.5间，临时搭建的仓库95间，牛、车棚3间；部分烧毁的2243.5间，瓦屋54.5间，草顶屋785.5间，临时仓库1250间，牛、车棚153.5间；拆后材料全部散失无着落的698间，计瓦屋21间，草顶屋677间。
总的统计，从“什锦汤”积肥运动拆毁民房12000多间，大办水利工程拆房取料3188间，人民公社化运动大搞“三化”，生活集体化后公共食堂缺柴火拆烧民房2147间，到灭虫运动拆烧民房、仓库3168间。大炼钢铁拆房3600多间，“大跃进”一年中，奉贤县共拆毁焚烧民房25000多间。
奉贤县委负责人和民众的房子结上了仇：积肥拆民房、大办水泥拆民房，灭虫运动拆烧民房，那大炼钢铁运动，自然更是要拆民房了。李少锋曾说过：“消灭私有制，就必须消灭家庭。要让家庭消灭，必须先让私有制的温床房屋消亡。公社化为我们提供了搞共产主义的历史的条件。”
客观评价，在当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各地大拆民房风，与干部们对共产主义认识普遍类似，于李少峰不无关系。
积肥拆房，兴修水利拆房，灭虫拆房，大炼钢铁还是拆房。1958年5月兴风起浪的奉贤大炼钢铁“土高炉”，就拆了一批民房，取砖盖炉，拆木料当燃料。
7月4日，在县委统一布置下，全县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各社、各队派出大批民兵、积极分子，拆房取料建炉，砍树伐林当燃料。到10月15日，奉贤县委又大搞“钢铁高额丰产周”，派出“建炉炼钢土专家”，造起小高炉139座，小土炉527座，建炉原材料，基本上取自于拆毁民房。而奉贤一无铁矿，二无焦炭，大炼钢铁的原料，则是从各家各户刻“捐献”，抄家来的铁锅、铁铲、铁犁、铁锄等生活和生产用具。
查抄运动到18日告一段落。全县仅铁锅一项，即库存75.52吨。据《奉贤县志》载：农家铁锅基本收尽。奉贤县大炼钢铁运动，到11月10日结束。炼出来的生铁，生产成本达每吨2613元。而这些砸了铁器扔进土高炉，又耗尽民力炼出来的“钢铁”，全是和炉渣融在一起的废铁渣。
这一场场的拆房烧屋运动，使奉贤农村整个笼罩在一片黑烟盖地、火光冲天之中。
据中共中央转发的一份调查报告，奉命处理“奉贤惨案”的上海干部们汇报形容当时的情景说：“站在高处看奉贤，就象日本鬼子扫荡后的情景一模一样”，“断瓦残壁，历历皆是，触目惊心，一片凄凉”。广大社员愤恨地说：“灭虫突击队是放火队”；“为几条虫子就敢拆房烧屋，拿人命去灭虫命”；“强盗抢还剩下屋壳子，现在连屋壳子也没有了，惨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