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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1957年中国的民主战士们致敬

毛泽东暴政一手制造的1957年政治大迫害、大灾害,已经过去六十年了。当年初生的婴儿而今也已到花甲之年,而我们这些受害者,其中的大多数都已离开了人世。即便是当年“少不更事”的小青年受害者,而今也成了耄耋老人。然而这场政治大灾难给中国造成的影响,特别是留给国民心理和精神上的烙印,不但没有因时光流水的涤荡而消失。而且其阴影还在人们心中久久挥之不去,其恶果已恶变成中国社会肌体上的癌瘤。

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诸如“反右”、“右派”这类暴政当局强加给民主知识人的诬蔑辱骂之词,不仅在官方话语文本中被奉为“经典”,即便在民间语言中也仍被大量采用以讹传讹,而未能正本清源。其实所谓的“左派”、“右派”原来只是政党政治中,因不同政治见解与主张而产生的派别而已。其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1791年法国的制宪会议上辩论时,主张激进变革的人当时恰好坐在议会的左边,而主张温和的保守人士却恰好坐在主持人右边,于是,以后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性称谓。其本身并无尊、卑、优、劣之分甚至褒贬之义亦不存在。

然而在1957年那场政治大灾难中,所谓“右派”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而且完全相反。当时毛共当局为了以“革命”的口号蛊惑人心欺骗民众,便以“左派”自居,实际上他们当时才是一帮极力主张保守,维持现状,维稳政局,进而维护其既得利益的人。因而便将一切不认同其一党独裁专制,希望中国能有变革进步的人通通诬为“右派”,并进而由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定为所谓“反动派”。这是专制当局欺世盗名、栽赃诬陷的鬼蜮伎俩。而一旦将对方污名坐实“右”字之后,对方不仅立即成了“公敌”、“罪人”,甚至成“牛鬼蛇神”,被开除出“人类藉”了!如此野蛮残暴的专制,实世所罕见。

所以上世纪1957年毛暴政当局划定的这个“右派”,既不是个政党,也不是个政治集团或派别,而就是对民众(主要是知识阶层)中,一切不赞同毛共一党独裁专制的人进行迫害,而随心所欲设计出的一个陷害人的罪名。而且是一个“口袋罪”,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所以从本质上讲,所谓“右派”就是反抗毛泽东暴政的一次群众性的表达和举义。

“1957年的毛泽东自以为通过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整肃胡风等一系列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后,民众已经彻底臣服了,没人敢对中共一党专制说半个‘不’字了。于是毛泽东更想把自己打扮成既‘开明’又富‘民主’精神的一代圣明君主。”于是说了那么多漂亮话,鼓励鸣放。当时毛以为全中国的人在他的淫威下,都成了秦二世的臣子,他就是赵高,他说是“马”,没人敢说是“鹿”。只敢歌功颂德,顶多提点不痒不痛的意见。可是中国有良心敢说真话的人还没被完全吓倒。于是直指一党独裁专制的批评出现了。例如说民主党派的人“有职无权”、揭中共搞“外行领导内行”实则就是说共党大权独揽,尸位素餐。特别是储安平斥责中共搞“党天下”。更令老毛无法忍受。老毛当然知道这个储安平就是当年主编《观察》因严厉批评国民党而名噪一时的那位报人。当然也知此人在为中共辩护,搞乱国内民心,造成国际影响,乃至瓦解国民党政府士气上起到的作用。而且决不止储安平一人,而是有一批人,当年是捧中共上台的吹鼓手。

精通帝王统治术的毛泽东,自然更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储安平这些人当年能为中共上台大造舆论,现在就可能为逼中共放弃独裁,而唤起民众。所以毛泽东决不能容忍这些人再像国、共内战时期那样纵议国事,引导舆论。必须严厉加以镇压。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先大力提倡“鸣放”,后又突然“变脸”的原因。至于所谓“引蛇出洞”,所谓“阳谋”云云。只不过是毛泽东为他食言自肥,而找的一个强词夺理,遮羞掩丑的说词而已。所以1957年中国所谓的“右派”,就是在中国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先行者。

要求实行民主宪政错了吗?就是“反共”、“反党”吗?中共在未取得政权前,曾一再信誓旦旦地公开表示。共产党就是要主张实行民主宪政反对一党独裁的。这在当年中共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以及刘少奇等人的文章中,可谓俯拾即是,举不胜举。为此,笑蜀先生还把中共当年的这些崇高理想及其议论辑成一册,取名就叫《民主的先声》。可见这是有案可稽,不是“敌对势力”造谣。可是现旅居美国的王希哲先生,在这反右六十周年到来之际,竟然为毛泽东辩护称:“人家(指老毛——笔者注)要你帮党整风你却要反共呀。怪谁?应该怪倒霉的反共右派自己,怎能怪毛?”那王希哲的意思岂不是公然承认,中共在其未取得政权前所说的反对一党独裁,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等等全是一派骗人的假话。毛泽东等人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就是一伙政治骗子。他们全靠搞欺骗民众而上台。他们就是要搞一党独裁,反对实行民主宪政。所以谁主张民主宪政,谁反对一党独裁就是“反共”了。这个王希哲十多年前也曾以所谓“受迫害的民主人士”身份流亡美国,获得政治庇护。享受了民主国家的优待与救济后,现在却自称是毛左派,如此为毛辩护,只能令人恶心。

接下来,这个王希哲为了替毛泽东开脱更称:“反共右派们受打击把头缩回去了,说当初是‘为党好’不是反共,那头就应永远缩回去,这才能永远证明反右是错。但胡耀邦看着右派可怜,‘一风吹摘帽’了,再来‘改开’,风向大变了,反共反毛时兴了英雄了,右派们又纷纷聚会,纪念‘反右XX周年’,这时,他们就不再说当初是‘为党好’不是反共的了,他们现在要公开反共了,他们的领军人物如茅于轼等,就宣称,‘我们当年就是(反共)右派了!’。这就等于自家出来证实了,共产党当年的反右,没有错呀,毛更没有错呀!”王希哲在此完全是信口开河,一派胡言。

首先,王希哲对于1957年所谓“反右”这段历史的起码知识都不具备。什么“胡耀邦看着右派可怜,‘一风吹摘帽’了”。连“右派”的“摘帽”与“改正”这个所谓的“老王社长”都分不清。胡耀邦什么时候给“右派”摘过“帽”?所谓“摘帽”是毛年代对极个别所谓“改造好了”的“右派份子”采取的一种骗人措施。更不可能“一风吹”。而在毛死后,邓小平为了彻底否定毛的文革,他自己才能名正言顺地上台。于是将“反右”定为所谓“扩大化”,并对当年所谓“右派”中的99.9%的人“一风吹”地加以“改正”。但邓却同时又宣称“反右”运动本身是“正确”的。因为邓小平就是当年反右的“副帅”。因而这个运动决不能像文革那样彻底否定。这一切与胡耀邦都毫无关系。所以更不存在什么“反共”“时兴了英雄了”。当时被“改正”的“右派”们,根本没有“纷纷聚会”,小小聚会也没有。这都是王希哲在造谣栽赃。一直又过了近三十年后,经过邓、江两朝,到胡、温当政时期。才有包括笔者在内的当年一批右派联名上书中央,当时要求的是:第一像对待文革中的“走资派”一样予以“平反”而不是“改正”;第二,像对“走资派” 一样补发工资。仅此而已。谁也没宣布要“公开反共了”。这更是王希哲的无耻栽赃陷害。何况批评任何一个政党(包括共产党)是公民的权利。这样的“反”,是受宪法明文保护的。1957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中共镇压批评它的人,就是错误,就是违宪。

至于王希哲引用茅于轼的话“我们当年就是(反共)右派了!”其中“反共”二字加在括号中,按照中文文法的常识,这“反共”二字,在茅于轼原话中并没有。而是王希哲按他自己的想法加上去的。这又是何等的卑鄙!而且茅于轼一人也不能代表五七年的全体“右派”人员。在中国直到今天,既无“右派党”也无任何右派组织。所以根本不存在谁是什么“领军人物”。这都是王希哲的刀笔杀人伎俩。所以王希哲在如此一番指鹿为马的胡说八道以后,便得出了王氏的“结论”:“共产党当年的反右,没有错呀,毛更没有错呀!”至此,终于充分暴露出了这个打着“民运人士”的招牌,骗得美国的政治庇护绿卡,吃着美国救济面包的王希哲,近年来憣然“悔悟”后,向党效忠的小丑嘴脸。

但一个小丑的胡言乱语岂能将历史颠倒?1957年的那一代人,是中国的知识精英,民族的脊梁。是中国追求民主宪政的先驱者。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一代人已行将凋零殆尽,但历史和后代人不会忘记他们为中华民族所作出的牺牲!

2017年4月14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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