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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的遗产(16)

二十二

祖国是每一个人神圣的秘密,就像他的降生一样。他借助这种神秘莫测、不可捉摸的联系,通过母亲的怀抱而与自己的祖先结合在一起,并被纳入整个人类之树,他通过祖国而与大地母亲和上帝创造的万物联系起来。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布尔加科夫

刘宾雁与这一切都似乎很遥远。

同样的十八年,祖国始终没有出现他日夜企望的“有利于人民的演变”,浩瀚的太平洋把他与祖国从地理空间和内心距离上永远地隔开了。由于他“未采取和中共正面对抗的立场,又认为中国仍有希望”,同样流亡到美国的一位“著名激进派评论家”公开指责刘宾雁“随时准备接受招安,正待价而沽”,决定在纽约召开“刘宾雁现像讨论会”,声称与他划清界线。“六•四”流亡者之间的“内斗”使刘宾雁“深感不安”,致使他违背初衷,“先后卷入三个团体的是非问题……不时感到在没有自由时未曾体味过的孤独和悲哀。在这块自由土地上,流亡者中正当的论争无法展开,是非颠倒,真伪混淆,正不压邪,形形色色的小人和野心家如鱼得水、正直者只能沉默和退场,竟一如在专制之下!”

在刘宾雁去世后,他当年的一名追随者立即公开声称“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不仅指责他反西方、反自由,而且揭发他在国内的作品充满主观情绪和个人好恶,其实是仗恃共产党特权的产物。这名作者显然对刘宾雁积怨已深,他那些烂污手法,让了解刘宾雁的正直良善之士难以卒读。刘宾雁曾是这名犹大的恩师,遭人出卖、背叛,已数次在刘宾雁生活中出现。天上有知,他大概会以其特有的宽厚,轻轻一笑。

所有的独裁者和专制政权都需要歌功颂德,奴隶时代的精神遗产就是阿谀奉承。除了对上帝和自然的感恩赞叹外,自由民主社会都容忍和鼓励独立判断。作为“最不坏的制度”,现代西方国家的重要精神性格,就是保护异端,把人的任何秉性,包括偏执、极端、绝对,批判和抗议的自由,以及最神圣、最隐秘、最高尚、最怪诞、最荒唐的倾向和爱好,上升和降低为常识。一切都可以质疑、否弃、表达。在热核武器和恐怖主义可能毁灭人类、航天器已飞向宇宙深处的今天,就连残存的专制主义者都不愿公然挑战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普世价值了。

从世界秩序的某种静态平衡看,极权国家追求自由的奋斗,绝不仅仅是享有西方社会人人不言自明且早已成为基本制度和日常生活方式的现代文明,而是以自己的苦难和教训充实、丰富它们。而从现代世界史看,发生在苏俄、东欧和中国的悲剧,西方作为相关的一方,负有特殊的责任。更直白地说,西方维持了半个世纪的普遍自由、富裕与社会进步,与共产国家中坚持人道、宽容、批判,反抗专制、独裁,反对穷兵黩武和激进民族主义一类对西方构成巨大威胁的英勇奋斗,不可分割。

因为地球上只有西方实现了自由,共产国家里向往自由的人们,只能把西方的价值和成就作为借鉴和榜样,但他们决不是简单地要使自己变成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为了实现自己同样神圣传大的本性。只有浅薄和别有所图的人,才在自由的国度里吹嘘自由。

索尔仁尼琴在美国流寓了十八年,享受着这个国家的自由和安宁,却从不颂扬这个自由人类的福国。他承认“美国帮助欧洲和亚洲”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以“世界上最大方、最慷慨的国家”而闻名,同时认为西方的“种种时髦理论”不能够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危机,也决定不了俄国的前途。他在哈佛大学抨击美国的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谴责西方的物质成就妨碍了精神的自由发展,称美国不能作为改造俄国的理想。他特别强调,“我们经受了精神上的历炼,这种历炼比西方的经验要宝贵得多。艰难和令人窒息的压抑生活培养了更坚强、更深刻、更有趣味的性格,这是安逸的西方难以企及的。”

刘宾雁在美国度过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企图从西方近百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成就的高度上重新认识中国”,在中国空间和精神上的彼岸,他“得到了天空、既远离污浊又享有自由,从而以另一种方式深化了对中国的理解”。他与索尔仁尼琴一样,很少恭维西方。也许在他心里,如同保持着节约的美德一样(那是他那一代从贫穷和艰难中过来的中国人的基本品格之一),他也不滥用自由。事实上,刘宾雁天然地保持着西方从苏格拉底以来的批判立场,对美国社会的危机,外交政策和世界战略不断发表批评和告诫。

不能说刘宾雁由此从“中国的良心”变成了“世界的良心”,至少可以说,他始终坚守着“个人的良心”。

刘宾雁虽然把自己早早放到中国沉重的历史天秤上,但他始终不是“政治中人”,他甚至没有明晰完整的意识形态。天真、单纯、富于同情心和人道精神,足以支撑他面对混沌、龌龊、污秽不堪而扑朔迷离的中国政治旋涡。在任何意义上,惋惜或指责刘宾雁至死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至死还在“寻找共产党”,至死不愿否定革命云云,都是被功利和劣等政治俘获而与刘宾雁相距何以道里计的好事者们,在这位精神巨人身后,搅起的浮泛泡沫。

八十年流亡生涯,刘宾雁“先后在四家大学讲学,三个研究团体工作。演讲一百余场。1989—90年出过三本书。自是以后便把主要精力用于编辑刊物,《中国焦点》(英文月刊,出刊七年),《大路》(中文月刊,面向国内,出刊两年)。为‘由亚洲广播电台’经常作评论”。刘宾雁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不是没有个人雄心,他也有自负和高傲的时候。但是中国社会这个巨大无比的“存在”和“命运”,更能满足他天性中那种宏伟壮丽的史诗倾向。他那些藐视平白通俗的文字和话语背后,跳动着豪杰、哲学家、斗士和诗人的“英雄铭”和“欢乐颂”。

刘宾雁不是一个卖弄哲理和名言的人,但他那些发自内心、泥土般朴拙的表白,胜过无数豪言壮语:“在生活中有一点小小发现,说出两句前人没有说过的话,也未尝没有一点乐趣。但更重要的也许是:你抵制不了一个人的遭遇、一个事件或一种现像本身的诱惑,你想搁笔去写小说,也不能自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丰富了,人民实在太可爱了,叫你欲罢不能。”

两千多年前,一个生命降在污秽的圈栏里,他一生被权势者耻笑、迫害,最终被钉上十字架。就在那个时刻,尘世的罪孽和苦难被担当了,一道大爱之光掠过天空。四百六十年前,马丁•路德不再在风吹残叶中战栗,不再求告圣亚拿,相反,他能站在暴风雨中面对雷鸣电闪,坦然地说:这是我的立场,我不得不如此。

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刘宾雁“始终密切追踪国内和世界的演变,重点放在社会和人。回顾既往,深觉把中国、社会和人都看得过于简单和浮浅了。”一名以中国、以人民为念的作家,在自己的土地上早已抵御了创作不朽作品的诱惑,他就很难在自由而陌生的他乡异国重新开始文学性的创作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说了应该说的话,做了应该做的事”。——而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履行的责任,没有达到的人生境界。

局限、遗憾都被他带走了。像所有人一样,刘宾雁给这个世界,他的祖国、人民、家人和每一个记得住他的人,留下了只有他才能创造并且乐于与人们分享的遗产。

几乎成为一条铁则,古今中外所有圣贤和先知,道德和精神王国中的杰出人物,都是伟大的叛逆者,历届宗教裁判所和劳改集中营里置身黑暗面向光明的异端。一切人间的现时恶运和精神酷刑都会首先降落在他们头上,都是他们献身人类苦难与希望的明证。悲剧之所以诞生并且永远催人泪下,就是因为他们在茫茫大荒和漫漫长夜中,自愿为没有墓碑的死者举行祭礼,不让暴君和恶人“太舒服了”;因为他们虽然忧端无限,壮怀激烈,却随时准备俯就和抚慰每一个孤苦无告的灵魂,为每一个婴儿的啼哭欣喜莫名。

刘宾雁是中国又一名忠诚而傲岸、坚贞而英勇的精神先驱,在这“白昼与黑夜”殊死较量的最后关头,在这历史即将破晓之际,把“良心”像圣餐一样慷慨祭献的殉道者;他是我们这个洪水时代中的晃荡方舟上,一名不曾挪动脚步的水手;中国十字架上一只永远守望的历史候鸟,永远高翔于中国苦难与救赎天空的大雁。

刘宾雁“不是孔子的信徒”,对中国文化传统没有系统、精深的思考。中国圣贤气像和君子风骨,从来反对偶像崇拜和教条至上。孔子“述《六经》,犹殷勤”于西周圣贤箕子,后柳宗元赞叹道:“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中国历代仁人志士的遗风,明显钟注在刘宾雁一生中:“成仁取义”、“士志于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然而,刘宾雁确实不是道德本体式的中国圣人,不是恪守道统的东方士大夫,他在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上,更接近俄罗斯十九世纪以来的精神贵族、殉道者以及欧洲历史上的人道主义者、异端和理想主义者。

由于斯大林俄国和毛泽东中国对于二十世纪人类命运的特殊影响,由于先后洞悉和体验了这两个暴力帝国的起源和影响,刘宾雁的精神和生命本身,具有特殊的世界性,并进入了人类共同书写的启示:生命是为更高的目的而出现的,人类不会因为仇恨和受苦、而是为了救赎和爱而存在。在中国这样一个比俄国历史包袱更沉重、仇恨和暴力更可能演变为真正《启示录》式的浩劫的国家,刘宾雁的奋斗对于世界的意义,也许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完全被世界认识到。

梅烈日科夫斯基写完《但丁传》时感叹说,基督教的希望只在“道成肉身”。他称《神曲》作者一生“非为静观,而以行动”,对世界具有“全新”的意义。在此之前,基督教一直通过静观内省把真理启示于大地,惟有但丁“第一次在世界历史的行动中把它显示出来了。”但丁以其伟大的“心跳”——和平、面包、自由——取代战争、饥饿和奴役,这是但丁以后世界的新的“三位一体”。七百年后,但丁的“心跳”被刘宾雁听到了。

让我们再次引述与刘宾雁在同一片自由天空下呼吸过同样洁净的自由空气的爱因斯坦的名言,为他送行:

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和辉煌壮观的戏剧。在这无穷无尽的生命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或终结了,都无关宏旨。死去的我们将在保留于我们身后的事物中,获得不朽。

后记

宾雁走后,一直没有回过神来。曾为他设下百日灵堂,来者无不焚香祭拜,我也常孤立于他遗像前,心中始终一片空茫。

写这些文字,重庆连续数日“红火大太阳”,成为全球气候恶化的一个显例,三峡工程祸贻当代、患及千秋的一个明证。

楼下巨大工地上,几十个民工头顶烈日,为他们离开后才会耸然而立、永远与他们无干的大楼挖掘地基。我在十一楼临窗而坐,像中学生一样引用俄罗斯的先哲和诗人,为宾雁送行。我相信他和他们在一起,我怀着嫉妒的心情,看着他们用我所不懂的语言交谈。

很难把楼下的场景跟手中的稿纸连系起来,而那曾经是宾雁多年间的专长。诚如郑义先生言,即使没有那些文学成就,刘宾雁本人也是一个奇迹。

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接下来的几句话,好像是专为刘宾雁写的:

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得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脱的少见的严肃性。居里夫人的品格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决无为宾雁论定之意。铺排这么些宏句大词,本不宜用在他身上。写时又发现,宾雁其实是浪漫华美的中国人,他自带一种大尺度,一派大气像,不尽是东方的,很接近俄国,源头极远,也很近。

几乎在写完最后一行的同时,窗外云雾纵横,一场豪雨垂天倾泻,酷暑倏忽消逝,天地顿成清凉世界,宣告又一个秋季来临。一袭天际线凌空巡行,晦茫幽昧间光影眩耀,其中可有他的目光、他的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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