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今生难忘

二零零一年复活节,我带着先生和九岁的女儿回到阔别十四年的故乡——北京。

我在上海浦东机场转机时上了一次厕所,当你方便完站起来时,水会自动冲刷这一点,我已感到祖国科技的遥遥领先,多年来在国外耳闻祖国的变化之大可见一斑。

北京的高楼林立,街道拓宽,立交桥如飘带凌空飞舞,虽不致于找不到家门,也够让人头晕目眩。

好在我家居住地东四北大街一带从东四到十条并未拆迁,遇罗克烈士家的遗址尚在。

遇罗克烈士出事和遇难时,他们一家都住在东四最热闹的隆福寺街旁边的一条小死胡同里。我和遇罗文的初恋时光也是在这儿度过的。

小弟妹常洁看我的眉毛从未修饰过,执意要送我两条眉毛,下飞机的第二天,就早早叫起我,带我到隆福寺一家美容院绣眉毛。

从我家到隆福寺一定会经过那条胡同,我对小弟妹说:“我要上趟厕所”。

我清楚地记得遇家门口有一个公共厕所,果然还在,依旧是蹲坑,只是加了隔栅,每人有了独自的一个小间。

小弟妹随我进出厕所,看见我一头扎进别人的院子,站在门洞里眺望,迟迟不肯离去,她觉得好生奇怪,拉我的袖子说:“大姐,走吧,这儿有什么好看的。”

这个原本还算整齐的四合院现在已破败不堪。遇家原本住的三间北屋红漆剥落得只剩下木头的白茬,窗外堆满了蜂窝煤和破烂儿,我的角度看不见罗克哥哥居住的小夹道,那本是遇家堆煤的小屋,他为了能安静地学习和写作向母亲要下来的,屋子里仅能竖着放下一张单人床,靠门放一张小小的桌子,谁能承想,在那惨无人道的黑暗年代闪烁着万丈光芒的新思想就在这个小桌上变成了文章。

他真象丹柯一样,高举着从自己胸膛里挖出的心,为千千万万受压迫的青年把道路照亮。

我忘记了眼前的一切,回到了三十五年前这个地方。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六十五中《北斗星》战斗组门外认识了遇罗文,第一次看到油印的反法西斯文章《出身论》,受到很大的震动。我凭直觉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反对的正是我深深痛恨的。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红八月”已使北京的天空乃至全国的天空都变成血淋淋的(芒克,原名姜世伟,在八零年送给我一本他写的油印诗集,封面是曲磊磊,即曲波之子,用手彩绘的。上面有一首诗,诗的大意是,我不怕你,你这血淋淋的天空!)。

我年轻的生命(当时我刚过完十九岁生日)先以爱的形式表达了我内心世界的政治诉求。

遇罗文个子很高,长得极象现时台湾当红小生焦恩俊。很多人误以为我爱上他是因为其外表。他的外表是打动了我,但我更爱的是他的反抗精神与英雄气质。我想,即使他是一个矮个子,相貌一般的人,凭他在当时卓而不群的表现,我一样会爱上他。我绝不是一个女登徒子。

一次我到遇罗文家看到了一个女孩子,是我们师大女附中高三的师姐金一虹。金一虹个子不高,有张娃娃脸,学习成绩优秀,但出身不好,我们在学校见过面。我去时,金一虹已在那里坐着,遇罗文正在吃饭,金一虹冲我笑笑,遇罗文慌忙介绍:“她叫金一虹,也是师大女附中的。”就是那天,我感觉遇罗文咀嚼的姿式很好看,他把嘴闭得很紧,嚼得又有力,我觉察自己感情有些异样。

从此再也没见到金一虹,前些日子,在澳洲华文报纸看到金一虹的名字,她在南京某机构任研究员。

这座院子本是遇家买的,公私合营时,追求进步的遇罗克劝母亲交公,留下三间北屋自住。四合院的其余三面都住满了街坊。三间北屋的西边还有一间北屋也住了人,东面是遇罗克住的小夹道。

走上三层石头台阶推门进去,先看到一张半新的棕色的八仙桌,桌子的里面是一张单人床,那是给小弟弟罗勉睡的,左边是一张漂亮的双人席梦思床,床上铺着彩色条纹的泡泡沙床单。小床是贴墙放着,东西走向;双人床是头靠墙,脚冲窗,南北走向。大床是伯母王秋琳女士和伯父遇崇基先生睡的。

大床的前方靠着明亮的大玻璃窗的是一张大写字台,写字台上有厚厚的玻璃板,遇罗克哥哥让我给陈毅送信的那天就是坐在这写字台前,神色凝重,他做的事情是为大家,我为他做点什么自然是义不容辞的。

我在这里,认识了遇罗文一家,甚至见到了遇罗锦的男朋友李立凡,还有他们家在南京的好友丁大哥。李立凡是个戴黑边眼镜中等个子的青年,丁大哥头发剪得短短的,走起路来相当潇洒。

有时,罗文的姥姥也过来,她是一个背稍微有些弯的善良老人,说话声音总是低低的,她从未介入过我们的任何活动。

姥姥有时也住在遇家的里屋,里屋有两张单人床,一张带白色床头的略大些。一张没有床头的靠窗与大的平行而放,是遇罗文的。两床中间有个大面缸,里面是发酵的面粉,遇伯父负责做饭,他有时就从缸里拿出些稀稀的面,对好碱,蒸包子。

家里上班的人是遇伯母和遇罗克,两个人都在工厂工作,遇罗克当时是人民机械厂的学徒工。在这以前,他当过北京郊区红星农场的工人,务农。大学拒绝收他,因为党的阶级路线不允许学校培养资产阶级的子弟,从一九六四年起,这条路线越来越强硬。

罗克哥哥亲口对我说:“他们骗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录取我,他们说我数学不及格,后来我查了分数,其实我数学得一百分。”说这话时他嘴角上浮着调皮的微笑,这微笑是他经常惯有的,不大的眼睛在白色框架的眼镜后面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可我仍能想象他高考未被录取的痛苦。对于这么一个热爱学习,视读书为生命,有着巨大的思考能力与生命潜力的人,砍掉他向上发展的机会,无疑是等于窒息了他的生机和生命。这种打击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是空前的。统治者们的理由是荒谬的,因为你的命不好,你不该生在这种家庭,你们是天生的罪人。

一九六四年,我正值考高中,我所在的女十二中班里有三个学生被通知不允许上高中,一个叫佟德印,父亲已过世,是历史反革命;一个叫李心培,还有一个殷梅黛,全部因为家庭的问题,被剥夺上高中,进而上大学的权利。她们仨人在被学校通知时全哭了,尤其是佟德印,号啕大哭,李心培一边擦眼泪一边劝佟德印,真是惨不忍闻。这种事情在六四年以后开始变得普遍,作为一个事实在后来的岁月里被接受、被习惯,继而认为应该如此。

我亲眼所见因为出身不能上高中的还有贝贝,大名叫韦奈,是我儿时的玩伴。他是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外孙。他的父亲是葡萄牙人,远在澳门,贝贝初中八十五中毕业后无法继续升学,贝贝只好赋闲在家。一次在俞阿姨家,听见俞阿姨对人说:“我给吴唅写了信,可听有人说,爱才也不能爱到外国人身上……”幸亏俞阿姨从小教贝贝学弹钢琴,总算有一技之长。贝贝在农场从事长期的务农工作后,直到文革结束多年后,被调到芭蕾舞团去当钢琴伴奏。

遇罗克生于一九四二年,比他们还幸运些,读完了高中,以上的几个人,高中都未能上。

遇罗克没有接受命运的安排,思想的抗争由此开始。

一九六四年的左倾路线只是一个荒谬的开端,与后来在文革中形成的大规模肉体消灭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嚣张的法西斯势力的普遍得势比较起来,不让上高中,上大学真算不了什么了。

许多人因之被肉体消灭,“出身不好”成为原罪的证据被扣到千千万万的人身上,无数的年轻人接受了这一说法,认为自己就是低人一等,是天生的罪人。这种灵魂被愚弄,被毒害的深远恶果远胜于肉体的迫害。

遇罗克的功续就在于,他,一个深受血统论迫害的青年,一个小小的学徒工,挺身而出,直接了当地对统治阶级的思想说不!并号召受迫害受压迫的青年站起来斗争。

这次刘心武访问澳大利亚,才知道刘心武和遇罗克是同校同届的学友,是朋友。刘心武和遇罗克一样,为已习惯用统治阶级思维方式思维的人民大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把颠倒的是非黑白又颠倒过来。

这就是思想的巨人与芸芸众生的分界。

思想的解放从遇罗克开始。

我知道有个聪明人用赶潮流的方式来填写自己的出身,这就是戎雪兰,我师大女附中高一的学妹,我们后来一起在白洋淀插队,一起在邸庄当老师,教同一个班,她教中文,我教数学。我们十个人,除我之外,还有夏柳燕(后来成为我二弟妹),潘青萍(余有泽,即诗人江河的第一任女友),史宝嘉(赵振开,即诗人北岛的第一任女友),孔令瑶(据说是孔子的第七十二代玄孙),武家范,梁XX (外号猴子),张X (我的入团联系人),戎雪兰,(还有一个忘了,也许是李宝强)被外校称为“师大女附中十大跳”。

文革初期,戎雪兰宣称自己出身“工人”,因为她爸爸从小是孤儿,擦过皮鞋。

文革后期,她称自己是归侨,因为他爸爸是四九年香港起义的导航员。

一九七二年,她为与当地村姑争上工农兵大学失利,写信给周总理,声明自己就属于照顾之列。

她没当上工农兵学员,于一九七九年高考恢复后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后到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听牟志京说当了某名牌大学的终身教授。

“九一一”前不久从网上摘下史宝嘉化名的一篇文章,除了拉到她和北岛到白洋淀来找我,北岛的诗作,也拉到戎雪兰,在文章里,史宝嘉说戎的文章对白宫都起了震憾作用,不知真假。

戎雪兰的机智确实过人,是她领导着我们去白洋淀插队的。

她知道柳燕的爸爸是王猛的战友,就让柳燕的爸爸给三十八军一号政委王猛写了一封信,我们(柳燕,我,孔令瑶,戎雪兰,潘青萍)就在白洋淀落了户,使白洋淀成为中学生除北京外活动的第二中心。这些以后再说。

我在遇家当时唯一没见过的是遇罗锦,她那时在良乡劳改。她是在去广州串联的路上被“革命群众”扭送回北京公安机关的,公安局开始不收,后来迫于群众的压力,稀里胡涂以莫须有罪名,什么“反动日记”、“叛国”等等判了两年教养。

我是在一九八零年才与她谋面的,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这次回国见到了罗文,问起罗锦,说她正与一个比她年纪小的德国人结婚。

(选自陶洛诵著《生之舞》,星辉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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