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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贱民作传,为弱者伸冤

——杨奎松《“边缘人”纪事》

长于描述“第三世界”真相的英国作家奈保尔将印度称为“受伤的文明”,其致命的伤痕就是根深蔕固的种姓制度。“贱民”是印度种姓制度中的一种分类,他们被当作“不可接触(Untouchable)”的群体,他们生而不平等,只能从事那些最卑贱的职业。而在共产党中国,虽然没有从种姓制度中生发出来的贱民阶层,却存在着另一种由“出身论”所决定的贱民群体——当年,遇罗克就是因为反对“出身论”付出了生命代价。

共产党中国有“人民”而无“公民”。所谓“人民”,就是从思想到言行上都忠于共产党政权的群体,如同昔日生活在日本占领区的拥有“良民证”的“良民”;而被划分在“人民”之外的,则是形形色色的“坏人”,他们对共产党政权三心二意乃至离心离德。中共建政后发动多次政治运动,对全体国民做了深入、细致、严密的甄别与清查。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有新的斗争目标,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会捕获新的“敌人”。日积月累下来,“国家的敌人”或中国式“贱民”,数量之庞大、情况之复杂,已达到举世无双的地步。在毛泽东时代,仅“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就超过两千万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受牵连的人口超过一亿人,占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左右。

这个群体的故事很少被人讲述——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具备写作能力的人,断断续续地讲述过自己的故事。历史学家杨奎松在废弃的档案材料中发现了这个浩瀚如海洋的世界,决心为这个群体写作一本“另类传记”。基于中国国内不自由的言论环境,他使用“边缘人”这个更中性、更婉转的说法来定义该群体——被成功改造的旧警察、身败名裂的团支书、提心吊胆的医生、疗养院里的“反革命”、自甘“堕落”的青年教师、爱讲怪话的文化教员、“搞关系”的业务员、“特嫌”缠身的技师……这八个出身、地域、职业、经历各不相同的“问题人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整肃对象,侥幸逃脱了上一次政治运动,却又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落马。他们在暴风骤雨的新时代的人生经历,是后人观察毛泽东时代“日常生活中的暴政”的最佳标本。他们宛如哭墙上的八块小小的砖石,被无边的血泪所浸透。

中国历朝历代的历史书写,都是以帝王将相的“家史”为主体,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无人关心。那么,杨奎松为什么要为这些籍籍无名的“贱民”作传呢?杨奎松的研究方向是“中共党史、国共关系史、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中苏关系史、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史等,并从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的角度研究国际冷战史”,他在这些领域作出了独树一帜的贡献。然而,他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发现,仅仅研究宏观的历史是不够的,他感叹说:“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让每一个关注历史的读者了解‘人生而平等’的道理,懂得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学会因关注他人的命运而养成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进而达到改善人类生存状况和质量的目标;如果我们的研究反而会因为基于这样或那样的立场,造成更多的仇恨、对立,甚或伤害,那我说,这种学问不要也罢。”换言之,必须保持这样的信念:历史并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否则历史有什么价值呢?而由普通人特别是被压迫者的血泪所构成的历史,才是真实的、鲜活的、有生命力的历史。

看哪,那些被“档案”毁灭的人生

历史学家高华在研究延安整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指出,档案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成为组织严密的列宁式政党的关键步骤,有了档案系统,延安才成为现实版的“动物农庄”。而中共建政之后,更是用档案制度等手段将中国变成“美丽新世界”。从最高领袖毛泽东到山野村夫,每个人都有一套完整的档案,无人漏网。文革前夕,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奉政治局之命在毛的专列上安装录音设备,以便将毛的言论事无鉅细地记录下来。无意中却录下毛与情妇们的打情骂俏,引发毛的勃然大怒,成为牵连甚广的“窃听门”事件。

档案如同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孙悟空再无法无天,唐僧一念紧箍咒,他立刻疼痛难忍,满地打滚。贵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周恩来,晚年在被推进手术室之前,居然高声呼喊“我不是叛徒”,他知道档案中的“伍豪退党声明”是一份随时可以让他步刘少奇、林彪后尘的致命材料,他必须再度向毛表达效忠。杨奎松写到的那些小人物,原本安稳的人生往往被档案中的只言片语所毁灭。比如,在政治运动中,当事人被收缴或自动上交的日记,本来是个人隐私,其中某些对现实不满的言论成为载入档案的“反动言论”,让当事人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杨奎松在废纸堆中发现的穆国轩的档案就是如此: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的穆国轩,在省城读了卫生学校,被分配到偏远县城的疗养院工作。他再三要求回省城工作未果,在日记中发了一番牢骚。结果,组织上认定这是“反动日记”,将他送到农村“劳动教养”。穆国轩对共产党的统治并不构成威胁,但共产党要“防微杜渐”,将星星之火掐灭,他便成了牺牲品。一直到二十多年之后的一九八五年,他才获得平反,相关的结论才从其档案中撤出。

这本书中的八个人物,个个都是“档案决定人生”。杨奎松指出,中国社会高度组织化,几乎没有人不被组织所掌握,尤其是供职于“单位”中的人。“组织对单位社会中人的一个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就是为每个人都建立一份由组织上掌握、本人看不到的人事或干部档案。那里面或简或详地记录着每个人出生以来的每一个阶段,甚至于重要时刻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个人的一生,档案如影随形,调动、升迁,甚至入团、入党,人生沉浮的每一步几乎都和档案里面记了些什么有关。”档案制度这种统治手段,比赤裸裸的暴力恐吓更高明,它将人分为不同的类别,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加以控制,“只要里面有一项重要记录被打了劣评,记为污点,这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免会被这样的记录所困扰。”

书中的八个人物,多数在监禁、折磨中死去,只有少数等到平反的到来。但幸存者是否从此就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呢?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走向有限度的市场经济、城市化和人口大规模流动,使得档案制度对社会的控制程度有所降低。进入互联网时代,中共为了弥补档案制度的漏洞,又开始建立一套收集公民信息的数据库系统,并对全国民众推行统一的评分制度。这套系统已启动并应用,将在二零二零年全部建成。中国的司法机构表示,已与四十四个政府部门签署协议,这些部门包括国有银行、安全部门及电信部门等,各部门共同搜集和分析民众的生活、消费等数据。这项计划化完全符合习近平的意愿——习近平希望加强对社会的管控,将中国社会带回密不透风的毛泽东时代。对此,法国《费加罗报》发表评论说:“不惜一切手段控制民众的北京政府绝不会抵御这套大型数据库的诱惑,这套新的网络系统其实是旧的档案系统的数字化。”从毛泽东时代到习近平时代,从纸本的档案到电脑中的数据,技术升级换代,统治者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变化。

但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

中共建政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上层统治者换了,社会结构基本不变;中共执政后,重构了一个“新社会”,生活在“新社会”的必须是“新人”。在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国民”两者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一个人只具有国民资格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同时成为人民中的一分子才行。否则,他难免会与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一样,不仅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权利,还要被关进监狱、被强迫劳动,更可怕的是连累家人受歧视,子女在求学、就职等诸多方面受到严格限制。

一九四九年之后,打击“旧人”与塑造“新人”的工作同步进行。所谓“旧人”,就是国民党时代的统治阶级及其亲属。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国民党上层的党政军要人,只要是卖身投靠共产党的,大都能在新政权中安稳度日,甚至受到各种优待;偏偏是国民党政权中的小公务员、军队中的基层官兵以及小地主、小业主、富农等,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成为挨整的对象——譬如我外公的家族,是当地的名医,开有自己的药铺,却被划入地主的行列,扫地出门,流浪街头,祸及三代。

所谓的“新人”,即完全吻合党国体制的“螺丝钉”,用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余敏玲在《形塑“新人”》一书中的说法就是:“中共的党性高于一切,个体完全服从集体的观念,与晚清以来若干中国知识分子提倡的集体为重观念,在本质上有些差异,那就是灭绝个性、个体。一九四九年以前,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主义主要指涉国家或社会,中共则是以党代国,并且这个党不是任何一个政党,必须是奉行马列主义、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先锋——中国共产党。因此,对中共而言,党可以代表所有的集体。而梁启超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倡的以集体为重,并没有要将个人自由和个性全盘抹杀,但是中共则特别要求个体和集体不能两全时,必须牺牲个体。一言以蔽之,就是坚持党性,惟党是从。”这一标准,不仅用以要求党员干部,而且对全体国民都有约束力——就如同原本作为中共内部监察机制的“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不经法院批准即剥夺当事人的自由与人权),如今广泛使用于非中共党人士身上。

确实有少数“旧人”成功地被塑造成“新人”。比如,国民党时代当过铁路警察的廖学昌,凭藉绘图勘测的技术,在新政权下谋得一份体面的职业,当上建设局公务所的技术员。在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中,他因历史问题被隔离反省;一九六二年,他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送交法院,处以管制的刑罚;文革中,他不可能置身事外,不断遭到批斗。到了一九七零年代中期,廖学昌已然真心相信自己“骨子里都含有资产阶级的毒素”,积极改造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摘帽”,而是“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人”。一九七八年,这位戴上“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帽子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贱民,从运送木材的车上摔下来不治身亡,得到“因公殉职”的评价,终于在死后回到“人民的怀抱”。

大部分“旧人”的遭遇比廖学昌更悲惨,他们始终未能获得掌权者的“正名”。比如,在国民党军卫生队当过看护员的李乐生,在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受到审查,企图服毒自杀而被抢救回来。之后,经过长达七年的审查、监督劳改,当局无法在他的历史问题上有所突破,就抓住他有同性恋倾向,以鸡奸和流氓的罪名判刑七年。再比如,罗国正有“海外关系”,大饥荒时期,亲人从日本汇款加以接济。由此,他一直是公安局某处的“重点调研对象”,甚至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送往农场监督劳改。直到其病亡之后,公安局某处才向上级提出报告,“撤销罗国正的重点调研对象问题”。可见,这些人永远是不被新社会和共产党信任的“旧人”。

他们说了什么“恶攻”的话?

在俄语中,“耳语者”这个词语有两重意思:一是怕人偷听而窃窃私语的人,二是暗地里向当局告密的人。苏联人要么是前者,要么是后者。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引述数百份家庭档案,以《耳语者》为名撰写了一本关于斯大林时代苏联人的私人生活的专著。在斯大林时代,有两千五百万人受害,包括遭行刑队处决的人、古拉格政治犯、流放至特殊定居区的富农、遭到强制奴役和驱逐的少数民族。而斯大林统治的持续恶果之一,是造就了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一位成长于斯大林时代的女子回忆说:“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们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名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即使是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害怕得发抖。”

《边缘人纪事》堪称一部缩小版的“耳语者”。在书中的主人公里面,有好几位是有一定独立思考能力且有强烈表达欲望的人物。在毛泽东时代,仅此两点就足以让他们成为“国家的敌人”。他们未能洞察新社会的本质,误以为还可以像旧社会那样“言者无罪”,“乱说乱动”之后,必然是“因言获罪”。在文革期间,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罪名,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简称“恶攻罪”。很多人仅仅因为发几句牢骚,被网罗入该罪名之中,多年失去自由,甚至丧失生命。

在书中这几位人物的档案中,收入了他们的“反动日记”、检讨书,以及同事、朋友乃至狱中的狱友、难友的告密材料。政府鼓励告密,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而这些告密材料记载了被告密者的若干“反动言论”:比如,罗国正说:“现在我们吃的油,还抵不上解放前桌子上抹下来的汤汤水水,现在是日无鸡畜之食,夜无鼠耗之粮。”、“大跃进我看有问题,好多工厂办了一年不到就停了,国家的钱都糟蹋了,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浪费了多少粮食啊!”、“现在的消息封锁得像铁板一样,在报上根本看不到一点真的东西,能看到的只是他们需要的和伪造的。因此,我得出了一个经验,正面的东西从反面去理解,反面的东西从正面去看。他说得越好的,实际上就是越坏的。”尚昊文说:“(共产党)企图把白变成黑的,把联合政府变成一党专政,将人民大众活动范围缩为某一集团的活动范围。”、“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人,都应当以平等的人看待,国家是一个大家庭,大家都是兄弟姊妹,有错误应该帮助,不应该杀。”迟尉荣说:“香港生活好,吃饭不要粮票,买衣服不收布票。”、“西方国家言论自由,不受限制,在美国公开骂总统都行;在中国,到处都是‘便衣’,老百姓能讲政府坏话么?”在民主国家,此类言论可以在私下表达,更可以在媒体上发表;但是,在共产党暴政的中国,这些言论往往会遭致巨大的灾祸,让自己从此被打上“反动”之烙印。

这本《“边缘人”纪事》当然不是律师起草的上诉状。文革后期曾因“反动”言论成为阶下囚的杨奎松,并没有让这本书成为自己的“出气筒”。他谨守历史学家的身份,竭力克制个人情感,尽量呈现历史与生活的真相,将最后的判断交给读者以及未来正义的法庭。这本书的情节比小说还要离奇,在这八名程度不一的共产政权的受害者身上,读者能够看到极权制度对人性的无情戕害,看到人在危机四伏中挣扎求生的本能,当然也看到在横逆的境遇中人性偶然的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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