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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

——《天堂三部曲》代编后记

很偶然地认识了老骥先生。

两年前曾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重庆南温泉,想寻觅旧时的记忆。但是,因为大规模开发,连我住过几十年的老家具体坐落位置都无法确认了。过去的老邻居、老同学都因拆迁搬走了,真是“无处话衷肠”啊!

对南泉的记忆,除了爬山、下河玩耍的童年(当然还有饥荒年代刻骨铭心的饥饿),就是“文革”时期目睹的种种杀戮和血腥。印象最深是“李合年事件”:

“文革”武斗期间,南泉“八·一五”派红卫兵乘卡车到綦江武装部抢枪,途中遭遇埋伏,地雷炸死六人,重伤两人。李合年是“黑五类”之一(据说曾是国民党军官),被逼令去重庆十中后门坡边为死者修墓。他挑着空箩兜经过老银行附近时,遇到一辆卡车开来,敞开的货箱上躺着另一个因为玩枪走火刚被同伴打死的红卫兵。李合年只是抬头往车上望了一眼,突然车上跳下几个人就把他五花大绑拖到还在修的红卫兵墓前,宣布罪状后就在河滩上枪毙了。我和几个小伙伴在现场看得目瞪口呆。后来才知道,因为李合年碰见拉尸体的卡车迎面而来,但并不知道车上的情况,只是照例对车上的红卫兵逢迎地笑了笑,于是酿成“仇视文化大革命,仇视红卫兵,对革命小将之死,还在嘲笑”的罪名,惹来杀身之祸。

这引起了我的深思: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为什么视人命如草芥?被害的李合年究竟是什么身份,那些红卫兵究竟出于什么心理可以光天化日草菅人命?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我想解开这些疑问,也想进一步了解南泉的历史和风景名胜背后的故事,包括民国的南泉、49年后的南泉。我曾去南泉镇修志办想了解相关的历史资料,但接待人员不冷不热的态度让我意识到,这种“真相”是上不了“正史”的,只能靠自己去探寻了。感谢神奇的互联网,查到了过去南泉一些历史、景点的由来,但是大都是所谓趣闻、轶事,直到看到署名“老骥”的文章——《1949—留在少年心中的史实碎片》(后来改名为《血痂》)。看到这篇长文,开始震惊,继而悲愤,多次喉梗。让我真切触摸到了多年来掩盖在公开出版物冰冷文字后面的残酷与血腥。

那段朝代更迭的历史,亲历见证者众多,但是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清洗、摧残,很多人已经不敢说、不愿说或者不能说了。即使愿意说的,也少有心志清醒,表达准确的人了,所以我对作者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从文章内容中推算,“老骥”现已年近八旬,是我的长辈,也多了一份亲切,就很想了解这位故乡人,很想面聆受教。但怎么联系上呢?通过近半年的多方寻访,最后几乎是用“人肉”的方式知道了老骥先生的真实身份并取得了联系。先是电邮往来,知道他后来还写了一部《乱世天堂——我的右派人生》,2001年由台湾允晨出版社出版后,引起极大反响,台北图书馆送法兰克富及纽约参加国际书展后,澳大利亚等国家图书馆作为永久藏书,也是慕尼黑大学的汉学系给学生推荐的参考读物。当他在大陆网站仅仅贴了书中的几篇片断时,除了大量肯定和称道的评论外,也引来将作者“抽筋剥皮”的恶毒咒骂。感谢老骥信任,不吝将《乱世天堂》电子版传给我,细读之时,又是一番心灵冲击和震撼。因为自己过去曾做过杂志编辑,出于对这部作品的珍视,在写下感受之后,便将原繁体版转成简体,并订正了文中的笔误和印刷错误。与老骥先生多次邮件往来后,深感投契,于是相约面谈,专程赴蓉拜望。虽初次谋面,却一见如故,竟如忘年交。因获知先生患脑溢血痊愈不久,本打算仅作礼节性拜访,但骥老热切挽留,让老伴张阿姨做饭招待,竟从上午到下午长谈六七个小时而意犹未尽。骥老谈到,本来国内出版社已有意出版《乱世天堂》,他所写的《乱世天堂》第二部(后定名《盛世》)已脱稿,也很希望这两部作品在故事发生地——中国大陆出版,但因政治气候突变,据说上面发话“不能前后三十年相互否定”而作罢。我建议将《血痂》、《乱世天堂》以及《盛世》合在一起作为“三部曲”,这样整部心灵史就完整了。骥老欣然同意,取名《天堂三部曲》。恐有生之年不能看到该书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因此将希望寄托于后辈,在《天堂三部曲》扉页的题词是:“谨将此书留给孙女橙橙和孙儿登登,祝福他们在自由的天空下远离恐惧……”他慎重托付,请我作为《天堂三部曲》的责任编辑,还写下委托书,俟机会成熟,由我代理出版事宜。虽然我知道责任编辑是出版社指定的初审人员,但想到可以让书稿更规范一点有利于出版,于是怀着有些悲壮的心情接受了骥老的重托。

经过近半年的反复修订,全书终于编定。回顾编读的过程,心潮难平,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虽然看过《血痂》已有心理准备,但仍多次掩面啜泣无法卒读。现将印象最深的一些感受记录如次:

一、关于《血痂》

在待审稿中,最后专列一章评论毛和毛时代,我认为稍显偏激,并建议,结论性的话语不必太多,留待读者自己做出判断。以美国陪审团制度为例,陪审团是由若干普通公民组成,由他们来裁定嫌犯是否被起诉、是否有罪,由法官负责适用刑律。有民族歧视的人不能充当陪审员可以理解,但是有法律背景的专业人士反而不能充当陪审员曾让我很困惑。后来我明白了,控辩双方向陪审团呈示的证据只凭普通人基本的逻辑、经验和道德良知即可做出判断,有专业知识背景反而有可能影响正常的判断,也就是说相信常识的力量。《血痂》就相当于向广大公众陪审员提交被告有罪的证据,相信有常识、有良知的人,都会做出判断。在提出呈堂证供过程中,当然也不排除感情色彩,有呐喊、有疾呼、有痛斥,但是事实和证据本身才最具说服力。我对作者“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悲愤心情感同身受,但文中有些敏感性的称呼似无必要,还容易引起歧义。骥老接受了我的意见,他修订后的文字更加精炼集中了。

《血痂》以第一人称叙述,以亲历者的身份,突出了现场感、纪实性,也便于作者直抒胸臆而更真切感人。因为作者文字功底强,描述恰到好处,抒发感情犀利浓烈,使文中展现的场景和事件,既是极具感染力的文学作品,也可作为史家研究的真实史实。这让我认识了改朝换代前后的另一个南温泉,这也是整个中国那个时代的缩影。文中正面描写了蒋介石、宋美龄、林森等军政高官的风貌,政大学生玛丽与张以延乱世恋情的凄美,唐式遵将军对学生的宽仁,以及他们殉情殉国的悲壮,尤为令人血脉偾张的是南泉三百名抗日敢死队的誓死出征。他们不是那种被宣传扭曲的嗜血成性的恶魔和“反动派”,而是有血有肉真性情的人。但是,作者的笔触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民国溃败前的贿选乱象、壮丁惨像、杨妹怪像、以及在歌乐山最后的疯狂杀戮等等。这有助于认识一个既不粉饰,也无扭曲的真实民国。

而对刚刚建立的新政权来说,对即使持合作态度的前朝士绅如许敬舆、“利己不损人”的牟国富等不惜以人身消灭的手段镇压,是为了政权的巩固和对财富的剥夺,有其相应的行为逻辑,令人震惊的是那些满怀对新生活的憧憬、像飞蛾扑火一样不惜以热血和生命去抗争、以无畏的精神投入推翻蒋家王朝斗争中的莘莘学子,在新政权刚刚建立后,竟作为“反动党团分子”无情镇压,使作者不得不痛心地诘问:“革命”为何还要吃掉自己的儿子?

我想试着梳理出其内在的行为逻辑。

当年是在共产国际的撮合下促成了国共合作,在苏俄军事、经济上的大力援助下共同北伐夺取全国政权。但苏俄并不视国民党为嫡系,也没有批准国民党加入国产国际的申请,国共之间摩擦不断,孙中山死后,矛盾持续升级。为防蒋介石大权独揽,在国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策划下,召开了蒋缺席的中央会议,开除了蒋的所有党政职务,而蒋却依托军权发动了“4·12”清党,与共产党决裂。蒋从联共到反共,“根源不仅仅是对工农运动的不同态度,主要还是不满共产党人暗中挑动民众,制造倒蒋风潮,危及其已经执掌的权力”(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2006)。“清党”以国民党杀共产党开始,继以国民党杀国民党,被杀得最多的是国民党左派,尤其是基层工作人员,基本被扫荡一空,为今后的溃败埋下了伏笔。

而共产党在1928年井冈山发起的“洗党”运动,1930年在赣南的“肃AB团”运动,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和“抢救失足者”运动,都有大批中共党员遭到逮捕,各种残酷逼供、人身伤害数不胜数,这些运动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使其个人权威达到极高地位,也成为日后反右、文革的预演。

可以看到,国共两党其实都承袭了苏俄传输来的阶级斗争、暴烈革命的基因。都只是苏俄残酷“肃反”的中国版,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政权的巩固和意识形态的正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个人威权与独裁的确立。具讽刺意义的是,国共双方都是打着“革命”的旗号,以镇压“反革命”之名来肃清政敌。

1949年,毛泽东在康生提出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的报告上批示道:“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傅国涌:《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之后,为中共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而潜伏于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地下党员,几乎所有人都处境悲惨。比如滇西地下党领导人黄平,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往会泽铅锌矿监督劳动;担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的中共地下党员葛佩琦,为抗战胜利后共军占领东北立下汗马功劳,57年却被“伟大领袖”钦定为右派,批斗毒打,抄家审讯,判处无期徒刑;更令人震惊的是为中共的生存发展、为共和国诞生建树了丰功伟绩的“中共第一红色特务”潘汉年,也被毛钦定为“内奸”,秘密被捕后,预审期长达9年,最后判处无期徒刑。

对党国的忠臣尚且如此,那么“海盗社”呢?《血痂》第二章中提到:“就拿‘海盗社’的全体头儿和骨干来说吧,他们的父兄至少也是师级以上的高官”。虽然这些被“共产理想”鼓起双翼的热血青年要“大义灭亲”革他们老子的命,但是在共产党看来,他们的血统是不纯正的,哪里会承认他们是“革命的儿子”呢?把他们当作“反动流氓组织”镇压,才是“革命”的目的!

对于中共来说,不仅承袭了苏俄建立政权后就开始镇压叛降者、同盟者、开国元勋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做法,而且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建立政权后便“狡兔死、走狗烹”的传统。而共产主义,只不过是用来动员群众,统一思想的武器。马克思主义经过列、斯、毛的发展,到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就走到了尽头。毛泽东无论怎样推动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完全割掉“资本主义尾巴”,而波尔布特和他的游击队在毛思想指引和中国大规模援助下,用机关枪顶着柬埔寨人的后背,一步到位地把这个国家推向了共产主义“乌托邦”。毛在中国发起的每一个运动,都有柬埔寨版本,只是这些新版本更极致。在波尔布特统治期间,有二百万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毛泽东听说波尔布特消灭了货币、商品交换、城市甚至家庭,连称“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联合国准备设立国际法庭来审判波尔布特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中国怕扯出中柬关系,便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强硬反对国际公审。后来波尔布特被红色高棉内部公审,宣布其“背叛民族”、“杀害同志”,判终身监禁,像一条被遗弃的丧家犬,最后在泥尘中踯躅直到病死。

问题在哪儿呢?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着严密的逻辑理论和强大的道义力量,能够产生极大的社会动员力。而且,在一个矛盾重重,战乱不断的社会里,阶级斗争学说比主张和平宽容的自由主义更富有说服力。“‘乌托邦’不可怕,可怕的是强制。过去的灾难并不是因为‘乌托邦’太多了,而是因为强制太多了”(秦辉:《自由、乌托邦与强制——写在〈共产党宣言〉150周年》,《共同的底线》,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当“主义”与权力、暴力结合,强制所有人为实现乌托邦而“改造”,带来的是在俄、中、柬、朝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看到的专制暴政悲剧。徐志摩当年参观苏俄回国后曾写道:“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徐志摩全集》第三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我开始理解老骥先生为什么要把《天堂》第一部取名为《血痂》了:因为“血海”干涸后,留下的是厚厚的、掩盖不了的“血痂”!

二、关于《乱世天堂》

老骥先生给我的待审稿已经在台湾允晨版《乱世天堂》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增删,因此,最后修订时仅仅订正了一些文字上的笔误和错漏。《乱世天堂》原来的副标题是“我的右派人生”,纳入《天堂三部曲》后,他拟将副标题改为“五七‘贱民’心灵史”。在那场“反右运动”中,一个前朝的掘墓者、新政权的拥护者、刚满21岁的青年,竟然因为说了两句逆耳的忠言,就被打成本系统最年轻的“右派”,而且还是“反党小集团头目”,从此被抛入社会的深渊,成了最底层的“贱民”,成为他人生噩梦的开始。

为什么发起“反右”运动呢?钱理群先生指出:“在发动整风运动时,他(指毛)试图利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打击党内官僚集团与他心目中的反对派;而当他主观上认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有可能联合起来威胁他的专政体制时,就反转过来,与党内官僚集团联合,将上百万公民打成右派,宣布他们是‘反革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在反右派运动大获全胜之后,他又乘其余威,反转过来,警告党内那些曾经提出‘反冒进’的当权者,威胁说他们已经离‘右派’不远,从而使其彻底臣服”(《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2007年)。

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到1980年,除96人外,其余全部摘去右派帽子(数据来源:百度百科)。但这个数字被大大低估。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3,178,473人;列为中右1,437,562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这些都是所谓戴了“帽子”、有“分子”头衔的,还有很多没有“戴帽”却遭受开除、劳改等迫害的不是“分子”的“分子”,就无从统计了(丁抒:《阳谋——“反右”前后(修订本)》,《九十年代》杂志社,1993)。

书中“陆小骥”右派身份被“万人批斗大会”批斗确认后,送交“下放干部工程队”监督劳动改造,开始了“贱民”生涯。这里再补充一些当年的背景资料。

取得了“反右”斗争的胜利,全党全国没有谁敢对抗毛泽东的意志了,于是在1958年发起“大跃进”运动,数亿人民被动员起来,投入到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的创世纪狂热中。1958年4月起,“人民公社运动”全面展开,“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以及干部特殊化风)泛滥成灾。“吃饭不花钱”的公共食堂,提前吃掉了公共积蓄,在锅碗瓢盆门锁箱扣等所有铁制品都投入“大炼钢铁”的洪炉时,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无人收割。由于农民土地、农具、耕牛等生产工具被充公,农业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粮食产量无法保证,层层压力下开始浮夸虚报“放卫星”。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至1958年9月,小麦亩产最高8,586斤(青海赛什克农场),稻谷亩产最高130,435斤(广西环江县)。而实际亩产量麦不过两三百斤,稻不过七八百斤,但是上级按虚报的产量征收粮食,高征购下接着发起反右倾、反瞒产私分运动,出动搜粮队搜走农民最后的口粮,对交不出粮食的农民砸、打、吊,致残致死。

各行各业大放“卫星”之时,《乱世天堂》中的陆小骥亲历了紫坪铺电站靠人海战术一哄而上,在“杀头”标语的恐吓下,也没有阻止将肥田粉当水泥的闹剧,最后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坝毁人亡。

毛泽东的好大喜功造成了“大跃进”的世纪闹剧和随之而来饿殍遍地。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辨析一下:

一、1959至1961年是否为官媒所称“三年连续特大自然灾害”?实际上,据《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登记资料表》记载,这三年都属正常年景,更不用说因四川都江堰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发挥的防洪、灌溉功能,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所以,把全国性大饥荒的成因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是无稽之谈。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指出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党媒也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了。

二、大饥荒是否“苏联逼债”造成?实际上我国因朝鲜战争欠苏联的三十亿元债务已在三年困难时期前就大部还清,苏联也并没有逼债,而且还主动提出粮食援助被拒绝。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是怎样支援的呢?除军事装备外,把刚刚建成未投产的邯郸第三棉纺厂拆了装车直接运北朝鲜;援助越南200多亿元;援助阿尔巴尼亚100亿元,还用宝贵的外汇为阿尔巴尼亚买意大利的化肥厂设备,而阿尔巴尼亚却把援助的化肥弃之野外日晒雨淋,用我国援助的优质水泥和钢材做路灯杆和大量建领袖纪念碑(注:另外还建了50万个永久性碉堡,平均每4人一个)。据官方统计,在最困难的时候,中国还对外出口了680万吨粮食,因为“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高晓松:《谁是白眼狼?》,《晓松奇谈》20160520期)。

三、1958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到底死了多少人?对此,官方一直讳莫如深。有人认为仅仅是饥荒,根本没有饿死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在2013年5月《红旗文稿》杂志上称,所谓大饥荒造成3000万或者更多人死亡,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某教授论证那三年只是“营养性死亡”250万人(孙经先:《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第492期)。

而事实上,大饥荒时期不但大量饿死人,而且出现“人相食”的惨状。不同公开出版物披露非正常死亡人数从1000万到7000万不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说是仅死亡1000多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据2005年开始解密后来又限制扩散的《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披露,因饥饿死亡的原始数据是3755万,和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推算至少饿死3600万非常接近;荷兰学者、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的几年里,藉中国开放大量党史文献的机会,彻底研究了大跃进时期中国经历的浩劫,写成《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书中指出,根据公安部门同期整理的报告以及“大跃进”最后几个月中国共产党汇编的内部报告显示,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至少有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而饿死人最多的五个省,除了毛泽东的责任外,其省委第一书记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导致所在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死亡率。这五个省是:四川(李井泉)、安徽(曾希圣)、河南(吴芝圃)、山东(舒同)、甘肃(张仲良)。

这些事实铁证如山,不仅有大量亲历者的记述(口述),有学者出版的专著(如杨继绳《墓碑》、杨显惠《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张大发《金桥路漫》等),有地方县志的记载(如《通渭县志》(1990年版)第三编中的记录:“1959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更有党政存档资料(虽然很多属绝密至今未解密)和法院判决书等。比如《澧县刘家远杀子食子案》,《河南信阳地委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路宪文罪行判决书》(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63)豫法刑一字第15号)。《处分决定》中指出,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在反右倾和反瞒产斗争中,违法乱纪非常严重,全区被打致死群众达六万七千余人,被打致残三万四千余人。采取了报少不报多的隐瞒死人数字。仅1959年便死人23万,其中浮肿病死八万人。河南省三年饿死300万人,信阳便占105万人,酿成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因为不少人冒死上报,终被当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成立专案组调查,最后路宪文被法院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更令人痛心的是,信阳饿死这么多人,国库存粮却有11亿斤。

再来说四川省。老骥先生在《乱世天堂》中有相当篇幅探究四川大饥荒时期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后来在第三部《盛世》中又有专节讨论,得出的结论是非正常死亡940万人。这里做一点补充:据国家人口统计资料,1960年和1961年全国人口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而四川1958年至1961年连续4年净减人口622万(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1962年,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向中央报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1000多万。中央办公厅派到四川省调查的《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萧风,在《四川情况》中写道:“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编制时,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减少17%左右”。重庆向中央汇报情况的人被查出后,首要三人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其中“萧”指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萧泽宽,“李”指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何三畏:《廖伯康:我的大跃进3小时等于20年》,《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5月18日)。

此外,各地还发生了很多“人相食”的案件。“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我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刘少奇后来曾手持一份报告对毛主席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那份报告,指的就是安徽饿死人的报告。”(米鹤都:《中监委组长据调查饥荒期间安徽饿死300多万人》,《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9月25日)

有人认为,既然大饥荒饿死了人,那就应该拿出证据,比如公安机关的死亡登记簿、原始人口统计资料等等,否则就是谣言。我倒希望李慎明之流来起诉认为大饥荒饿死几千万的“造谣者”,因为如果公开审判,可以提起反诉,要求“举证倒置”,促使相关部门公开证据,更有利于揭露历史真相。我想问那些拿死人的数字做文章的人,难道饿死人数少点,“红太阳”及手下就没有责任了?不过,我认为即使出示当年的死亡登记簿,也不会找到任何有人饿死的记录,因为没有谁敢在“死亡原因”栏填上“饿死”,通常会填“病死”。《乱世天堂》中的陆小骥不仅进过专门收治肿病的医院,也参加过抬尸队,帮助安葬附近农村饿死的农民,他还因为吃了米糠、麦麸和胡豆壳无法排便,栽倒在雪地,是黑狗“一点雪”的温暖才捡回一条命。如果他死去,是否应该算“饱死”?后来在鬼跳岩抬木头因为吃不饱饭身体虚弱,一头栽下壕沟休克。如果当时死去,那算怎么死?那些“人食人”案件中的被食者又算怎样死?所以相对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饥饿性非正常死亡。

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经历过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他认为:“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祸才会饿死人。”“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贫穷和饥荒〉》,商务印书馆,2004)。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不得不退居二线,让刘、邓主持搞经济调整,国家才有了起色。《乱世天堂》中“槐树坪的月亮”一节,就描写了1965年的四川农村刚刚吃上饱饭的温馨场面。可是到了1966年,不甘权力旁落的“伟大领袖”就发起文革,发动群众来夺回权力,刘、邓后来的命运就是人所共知的了。当“文革”被放出“潘多拉”盒后,就横行肆虐,席卷华夏大地,带来史无前例的浩劫和灾难。

出于历史的经验、自保的本能和对形势的担忧,陆小骥没有贸然投入到这场火热的“革命”当中去。这让他处于旁观的视角,以冷静的眼光观察着如走马灯眼花缭乱的各色人物表演。《乱世天堂》以编年史般对事件的准确描述,对整个文革进程,特别是四川地区的各派争斗过程,像俯瞰的全景镜头一样有一个清晰的梳理和交代,同时也有对当事人心态、言行,有特写镜头般的描写刻画和大量有血有肉的细节,这就使作品具备了史料与文学的双重价值。虽然我不主张“以文代史”,却非常欣赏《乱世天堂》中的“史中有文”。

我也经历过文革,参加过游行、贴大字报等各种活动。由于当时心智幼稚,在全方位、持续性的强刺激下,在洪流的裹挟下,基本上无法保持客观的态度,现在回想起来,头脑里就只剩一些不连贯的记忆碎片了。而不少相关文革的研究文章、回忆录,要么偏重宏大叙事,要么旁枝末节,见树不见林。让我惊讶和钦佩的是,老骥先生精准的文笔,如摄像机的镜头一样,记录并还原了当时的真实画面。特别是那些“大场景”,比如温江中共地委大礼堂的“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演出晚会”、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彭、罗、陆、杨”批斗会,成都黄田坝万人钢钎大战,泸州大桥两派对垒硝烟中的悲情故事等等。

《乱世天堂》至少有三个方面让我印象深刻:

第一、颠覆了通常对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以及“老革命”、“走资派”等等刻板印象。前者不仅仅是现在很多文学、影视作品中那种穿绿军装、扎军用皮带,凶神恶煞的楞头青,他们中间如陶桦、相素桃以及一大批出于对很多“当权派”、“老革命”恶行的反感,而成了“造反派”。而“走资派们”实际上也曾不遗余力的迫害过他人然后被迫害。即使是在各类运动中打入“另册”的“黑五类”,他们之中出于自保或者利益关系,也互相自掐陷害,如《乱世天堂》中的章之燧、萧文等等。

《今日名流》主编童志刚认为:这场浩劫的最大特点,是事实上几乎所有有“参与能力”的人都参与其中,并热情高涨地、义无反顾地为它添砖加瓦、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在绝对一致的表相下面,每个人的参与理由与现实心态又是那么的复杂和不同,……“在文革中没有谁是‘干净’的”(《今日名流》杂志社“透视文革”座谈会,1997)。

作家胡发云则认为:当时一些教授、作家、右派及“胡风分子”等,在文革的某一阶段,都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参与者,是一种蠢蠢欲动的、使出浑身解数的姿态。而刚刚粉碎“四人帮”,将“文革”作一种脸谱化的定位时,他们非常快地抓住“文革”初期受迫害的形象,以致固定下来,一直演绎到“文革”结束。说“文革”的发动、推进是权力之争,我以为不准确。它应是意识形态之争、利益之争(同上)。

第二,《乱世天堂》刻画(不是塑造)了一大批鲜活真实的人物群像。这些人物群像,使本书脱离了那种主题先行的宏大叙事或者顾影自怜的伤痕文学的窠臼。

一个作家最高的成就是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等等。但是那毕竟是通过形象思维创作出来的虚构人物,而《乱世天堂》中的那些人物,个个真实鲜明,呼之欲出。比如书中的“我”(陆小骥)、许传经博士、孙锦教授、罗永金处长、“双面间谍”程康、“疯子”徐有志等、女性形象如林玉芳、安丽、廖芳、淑声姑妈等;助纣为虐、或为自保而出卖良心的翟福明书记、胖子王亮胎、李显贵、“滚龙王”、许宝以及露面不多的金健副厅长等,甚至惊鸿一现的洪元春、苏丕瑛、白智清,都成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些人和事耐人寻味,引人深思,正如老骥先生在“自序”中所说“真实就是力量”。

第三、《乱世天堂》中性爱的描写,更深刻地揭露了毛时代对人性的戕害。

生存和繁衍是人类的本性,延续自身生命和延续种族生命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尊重生命才是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作为社会的“贱民”,文中的陆小骥曾经历好几次死里逃生,有因为饥寒交迫,有因为超负荷劳动,这种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困境在其他作品中有不少反映,但是直面、深刻描写那个特殊年代“黑五类”的性爱、情感的作品并不多。《乱世天堂》中描写陆小骥的几次“畸恋”,就是在情爱高潮时也自觉不自觉地被意识形态所控制,被可能祸及后代的恐惧所笼罩,再加被根正苗红的“红五类”不无炫耀地斥之以“(恋爱)资格论”、“(鸡巴)白长论”的无耻说法,这种将“阶级敌人”置之死地,还要断子绝孙的作法之恶毒丑恶,灭绝人性,令人发指。

前面说过,我在看完《血痂》时曾对骥老提过建议,尽量不针对毛个人进行抨击。但是看了《乱世天堂》,我禁不住要和书中的主人公一起痛骂暴君、独裁者及其帮凶!有人辩解道,他一生没有私敌,意思是他做的那么多血腥的事情都是为公、为实现那个无比光明的“乌托邦”理想。我想问,那些被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开国元勋、成千上万被打成“反党集团”和各种“分子”含冤而死的人,他们都是“公敌”?

有人还说,毛的品性和才艺如何如何,我要说,真实的波尔布特也并不是“青面獠牙”的“混世魔王”。大多数与波尔布特接触过的人都真诚地表示,他是一个面目慈善、言语轻柔、腼腆憨厚的人。他有着农民质朴的面孔和心灵,满腔的爱国热情,还有坚强的意志。他一直在为心中“建设新柬埔寨”的理想日夜奋斗。他执着地相信自己找到了国家富强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就是飘荡在全球的“红色幽灵”。从这个意义上说,波尔布特不论“私德”和“公德”都超越了列、斯、毛。但是他却是一个灭绝人性、货真价实的杀人狂魔!

有学者提出,文革应前溯至延安整风,也不只结束于1976年,而是延续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因为从这时起才正式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党治国方针。半个多世纪以来,数亿人被各次运动折腾,千百万人被迫害被践踏直至丧命,谁对此负责?

书中转述彭真的评价:“老毛犯的错误可拿车皮装!”岂止犯错,那是犯罪!毛不负责,难道让马、恩、列、斯、美帝、苏修、王、张、江、姚负责?

历经多次出生入死,仍挺直脊梁控诉独裁专制的血腥,揭露暴政专制下人性的丑恶,也满腔热情地歌颂阴霾黑雾中人性的光辉。不得不深感“老骥不幸史家幸”,苍天有眼,文脉未断。《乱世天堂》不论从史料价值还是文学价值,都不亚于获诺贝尔奖的《古拉格群岛》。有史学家认为是“无价之宝”,我认为是很中肯的评价。

三、关于《盛世》

看到《天堂三部曲》的第三部《盛世》,确实又惊喜又意外。

说惊喜是因为前两部的主要人物的整个命运和最后结局在这一部中都有交代。陆小骥摘掉“帽子”,在新时期振奋精神,努力工作,成了水电专家,在工作实践和专业研究上都取得了瞩目的成果。其他人物的命运,包括六亲不认企图置陆小骥于死地的淑声姑妈后来穷困潦倒,几个当年与陆小骥有感情纠葛的妙龄女子,或泯然村妇或皈依古寺或嫁做人妇,都令人谓叹、感慨。

有些意外的是,老骥先生在《盛世》中袒露了自己在担任了一定职务后在权力、金钱诱惑下的真实心迹。我注意到一个情节:私企金龙公司董事长秦福先本来是地主出身,从底层泥瓦匠干起,艰苦创业过程中曾一再被人欺凌,同时又在嚼噬着别人。最后官商勾结,如“逡巡在极权制度与自由经济之间的蛇蝎,与吞噬国有资产的大蟒相比,乃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实在太厉害了——权力寻租活动始终给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与空间。二者交媾的怪物在通吃中国。”而陆小骥在为秦福先提供水电设计被长期拖欠设计费,于是把一个费省效宏、利国利民的“金点子”烂在心里。

文革时期“政治互害”模式盛行,产生了大量的社会悲剧,但是改开后三十年以来,虽然打掉周薄郭徐令以及一大批贪腐分子,而社会道德却底线一破再破,出现信仰危机,食品安全、空气污染,形成了“经济互害”模式。

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和探讨的问题:滥用公权力会产生腐败,而私权不受控制也会贻害无穷。如何对治呢?

老骥的答案是:真正的宪法、真正的选票、真正的公民权利。

进一步说,就是一方面通过法律、制度安排,严格限制公权力的滥用,因为宪政的实质就是“限政”,就是政府首先守法。另一方面,因为私权的边界是不得妨碍他人权利的行使,所以政府必须依法倡导、维护社会规则、契约精神,惩罚失信、违法行为,同时接受法律、行政、舆论的监督,避免政府公权力的缺位和失职。

如果说《血痂》和《乱世天堂》从非虚构作品的构成来说,是立足于“第一现场”直接如摄像机般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那么《盛世》的前半部很多章节就是处于“第二现场”,即转述其他亲历者的遭遇(如俞恩梅教授、吕素兰高级工程师等),而《盛世》的后半部几乎就是政论风格了,也许算是“第三现场”了,即根据媒体转述的事件作评论,如“邓玉娇事件”、“杨改兰灭门案”。我曾跟老骥先生讨论过,这种表述方式感觉和前面的风格不太统一,特别是还插入了几张网络媒体上的照片,觉得跟作者本人没有直接关系,建议删去。但老骥先生说这几个事件特别触动他,当时读到的时候简直老泪纵横,他说必须用这种宏大叙事的方式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懑。我明白他的悲悯情怀,一个在血水泡过、碱水浸过、九死一生的老人,他心目中容不得那些肮脏的东西。同时也想,这些材料在当时有轰动效应,但是随着舆论热点的转移,可能也被人渐渐淡忘,用这种方式将之固化,“立此存照”,也是有意义的。

四、结语

巴金曾说:“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我想,不仅是记住,还要反思。而朱学勤提出:“任何反思如果没有真相,这个反思就没有前提。”否则还会有为文革唱赞歌、招阴魂的沉渣泛起。

记得那天到成都拜访骥老后,临别告辞,从他住的单位宿舍(没有电梯的老房子)走下五楼到了一个停车场,正在回想从哪个路口出去,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见五十米外的楼上有一个人在朝我挥手,我一眼看出是骥老,赶紧朝他也挥挥手,刚想叫一声“保重”,可是突然心头一梗,眼窝一热,不敢再回头,一路掩面低头走出大门。

从血海中泅回岸边的老骥,给人们描述了他看到的“乱世天堂”,让后世的人永远警醒铭记专制的罪恶,也留下了对中国重建宪政的警示和思考。历史不能遗忘,也不容篡改。《乱世天堂》“自序”的题目是“失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俄罗斯的普京也说过类似的话:“一个不能正视自身历史和深重苦难的民族,是不会有未来的”。凡是有良心的亲历者都应该记录下自己所见到的真相,以事实揭露谎言。老骥先生的《天堂三部曲》,对我继续探寻南泉的历史真相(包括“李合年”事件)是极大的激励,想到骥老在信中所说的话:“我坚信后人会珍惜咱们笔端留下的东西,即使变成化石!”不禁感慨万端,写成几句结语:

老骥不幸史家幸,历历泪血纸上汇。
但使笔端彰傲骨,不容青史尽成灰。
(注:“不容青史尽成灰”为于右任句)

谨以为记。

2017-2-3

《黄花岗》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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