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棍，大号张金耀，张氏四兄弟中的老大。张家在庙梁村6户人家中占其4，土生土长，世代祖居，是方圆几十里公认的大户人家。1969年2月9日，队长老祁带人把我们从40多里外的公社接回来时，天已快亮了。活了16年第一次徒步走这么远的路，又是雪后夜行，翻山越岭，到达目的地后的狼狈可想而知。来不及脱衣脱鞋，瘫倒就睡的土炕，就是老棍窑里的；下午醒来吃的第一碗面条，也是老棍婆姨擀的。那年，已当了爷爷的老棍才40多岁，身材高大，脸色红润，虽然也是一身藏青色的土布棉衣，因为比别人的整齐干净些，倒也算得上仪表堂堂的一条汉子。
说他是条汉子，是与村里其他的“外强人”（陕北方言，意谓男丁）比较起来，感觉他多了些豪强气质，说话不啰嗦，办事也还大度。遇上队里偶尔平分被饿狼咬死的羊或“踼崖”（踼，音tàng；崖，音ái，陕北方言，从悬崖滚落。）摔死的牛，对常年不沾荤腥的村民们来说，这可是“惟此惟大”的事，全村所有的人和狗都围在庖丁四周，眼巴巴地死盯着那堆血淋淋的肉。重量有秤管着，可部位就难说了。此时，只有老棍的话最具权威，使多数人大致满意，各得其所。如果说分肉是件大事，那么夏秋两季分口粮，可就是要命的事了。口粮口粮，那可是全家大小人口赖以生存的金豆子。写此文前曾把这话说给刚上大一的女儿听，她说这是新天方夜谭。
广袤的黄土高原连绵千里，塬上人家“务育”（陕北方言，概指侍弄、整治）庄稼从不知什么叫灌溉，天水不来，麦秸当柴。所以，打场的时候人们异常兴奋，分粮的关口大家特别紧张，大人娃娃婆姨女子齐刷刷地一个不落，比“早请示晚汇报”自觉整齐、认真严肃多了，二三十双贪婪的眼珠里射出支支利箭，靶子就是那掌斗人的手。矩形的斗被木锨装得满满冒尖，盛不下的粮食像洒落的珍珠滑落下来。掌斗的人蹲在斗前，左手扶斗，稳稳地伸出右手，齐着木斗的上沿迅速果断地一抹，一次神圣的分配便完成了。掌斗人的手如果稍有起伏，就是七八两的出入。别瞧不上这七八两，到了来年春上，兴许就是全家老少那根勉强还能与阳界丝连着的生命线。每次蹲在斗前负责这一“抹”的人，非老棍莫属。
老棍在庙梁的地位如此特殊，这般重要，他头上却没有任何党政帽子，可是队长老祁却无论是秋种夏收还是卖羊买驴，事无巨细，总要先凑到他跟前嘀咕一阵儿，然后才向大家宣告。
又是一年雪花时，生产队长要换届了。每户的户主加上我们3个知青，9个“受苦人”（陕北方言，谓农民）拥坐在我们窑里的火炕上，5支旱烟锅发出的辣红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忽明忽暗，彼伏此起。9个人的身体互相挨挤着，9个人的体温互相传递着，9个人身上的跳蚤互相串联着。老祁当仁不让首先发话，说今年没干好，让各家饿肚子了，欠公社的化肥钱总也还不上，心里愧得慌，要大伙儿另举贤明。有人就提村里唯一外出闯荡过的肖建臣，说他在西宁当过司机跑运输，见过大世面。老肖当即坚拒，说见世面不如北京来的学生娃，让朔南干吧，这样再交公粮或到公社、县上开个什么会时，能说出个道道来。朔南哪敢挑这个头，误了农时全村几十号人喝西北风去？又有人笑着推出高山峁老高的上门女婿李世杰，说他心细、稳重。
高山峁是属于庙梁生产队的一个居民点，在庙梁南面，相隔四五里路，只住着老高一户5口人。肖建臣家也是单独住在庙梁东南方向几里之外的肖家圪垌。肖、高两家各自独占一个山头，与庙梁形成犄角之势。
李世杰是外来户，人颇老实，烟酒不沾，老丈人又不在眼前无法商量，于是也千推万辞，死不敢应。就这样你推我让，几乎每个与会者都以各种特长被推举出来成为候选人。在大家面红耳赤地相互谦让声中，老棍干咳了几声，又把烟袋锅倒过来，在光滑的榆木炕沿上轻轻磕了几下，倒出烟灰，然后挺了挺身子，说：“时辰不早了，明儿个还要去后沟修水利，老祁你就再对付一年吧。”说罢出溜下炕，往外走。走了两步，一手扶着门框，一手弯腰去提鞋，扭过脸来说：“让学生娃也省省灯油，老肖、世杰，你俩还要走夜路哩。”于是，直接选举庙梁村最高行政领导人的代表大会，就这样结束了。与会代表打着哈欠，伸伸懒腰，鱼贯而出，留下满窑的辛辣烟气和对来年好光景的祈望。
来的时间长了，逐渐与村民厮混熟了，初始阶段的相敬如宾开始演变为更随意的散漫相处。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有一天在地头儿吃罢晌午饭，我们与老棍摔起跤来。十六七岁的半大小子哪里是正当虎狼之年的老棍的对手，三个人逐一败下阵来。在送饭的婆姨和其他人的齐声喝彩中，老棍颇为得意地边拍打着身上的尘土边道出了一件他的“当年勇”来：“我刚娶才子妈那阵儿，常偷着到‘大崾崄’（崾崄，陕北方言，指分水岭）去耍钱，我大（陕北方言，指父亲。音达）不叫去。有天下半夜，我扛着一桩麦子翻墙跳出去……”
陕北人搬运粮食时用牛或羊的毛织就的口袋盛，一袋叫一桩，直径约尺许，立起来过腰高，可盛三四斗麦子。一斗麦子收成好时约重三十七八斤。
望着得胜的老棍倨傲的样子，年少气盛的我们心不服口更不服。老棍见状嚣张地叫板：
“咋？不服？你们个‘碎娃’（陕北方言，意为小孩）两个一起上也不顶毬事儿！”
是可忍，孰不可忍！
邻村的知青小明和林峰像挣脱了笼头的骜马冲了上去，与老棍扭作一团。那天，同属一个生产大队的吴家瑶科村的村民，干活的地块恰巧在近旁，在那儿插队的三个知青也是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吃晌午饭时，六个老同学自然凑在一起互通有无。霎时，刚刚落定的尘埃重被扬起，围观的几十个人发出的呐喊声撞到对面的山梁上又反弹回来，再与观众发出的第二次声波交汇在一起，如此反复激荡，搅得寂静的山野一片喧闹。缠抱成一团的三个人，无所谓跤法，也不懂什么摔抱别绊，抓住哪儿算哪儿，只是一味地用蛮力。我围着角斗士们跳着叫着，不时地大声提醒伙伴注意我认为的即将到来的危险或可乘之机。喊着嚷着，身不由己，我也加入其中，扑到老棍身上。好一个老棍，两腿像两根铁柱死命插进松软的土里，腰弯似弓，青筋暴凸的两只大手盲目地捞住我们身体的随便哪里狠劲地乱摇，被从腰部向上翻起的棉袄蒙住了的头，左冲右突地撞击着，急促的喘息伴随着粗野的叫骂透过棉袄听来更显沉重。我们三人改变了战术，两个人各拖着他的一条腿向左右拼命拽，我从后面抱住他的腰用力向后拉。一场肉搏这才结束。
我们和老棍还真打过一架，也是在某一次的地头儿“歇歇儿”（陕北方言，短暂休息）时，说“打架”其实不准确，实际上是我们三个知青把老棍揍了一顿。老棍挨打的缘由，是他在众人的胡“谝”（陕北方言，闲聊意）时突然冒出一句：“人心不足蛇吞象——老毛占了大陆还想抢台湾。”朔南一听不干了，我和海一跟上，口诛不足以平心愤，拳脚相加之后再把他掀翻在地，死死按住，喝问他以后还敢不敢再放毒了？印象中，老棍那天没有认真抵抗，可能是顿悟言语有失，自觉理亏。原本三三两两散坐将息着的老乡们，被这幕骤然加之的闹剧吓得目瞪口呆：你们怎么敢打才子他大！老棍的独子才子，一个敦实健硕的后生，只是在我们放开了老棍之后才恍然跑过去扶起他爹，边拍打老棍身上的泥土，边惊恐地颤声问道：“大，伤着不？”此时，安居在北京城里中南海内的毛泽东肯定不知道，在两三千里地以外，养育了他十三年的那块皇天后土上，有三个傻小子正在“誓死捍卫”着他哩！老棍的这次被打，实在冤枉，写到这里，我的心头还在阵阵泛酸。如若果有黄泉在，他日苟以重逢时，我定当向老棍赔个不是。在那之前和之后的荒诞岁月里，我加诸其他“棍”们之身的荒唐事，恐怕不能简单地归责于领路人，也不可以“大环境使然”一推六二五。细究起来，首过在己，谁让你慧根不定，又有眼无珠？误进庙门，拜错了菩萨，怪得谁来？
后来老棍还曾向我透露过他年轻时的又一件“当年勇”。一次他在外村惹了祸，被一群人追打着逃回家来，事主堵着他家的院门大骂。骂人的被好言劝走后，惹祸的少不了挨他大一顿臭揍——被吊在磨房窑里两天一夜，一握粗的小镢把儿打坏了两根。
年轻时的顽劣，人到中年，仍不收敛，他的外号“老棍”即由此而来。这个外号是林峰他们给起的，原本是三个字——老淫棍，后嫌“淫”字不雅，叫不出口，于是略去中间的那个字。事情的缘起是——
到村里不久，我们就发现老棍总往我们的邻居、羊倌儿大金牙赵金祥家跑，偶因雨雪不出工的白天和几乎每一个晚上都是。大金牙在这种时候则肯定坐在老棍的三弟袁子仁（张家四兄弟，一、二姓张，三、四姓袁）家炕上，与子仁婆姨谝得正美。那时，老三袁子仁正在县里坐牢，罪名是“破坏军婚”，他把东邻皮头村的一个军属给“日”了，后又长期通奸。陕北农家畸形的伦理观念，使初来乍到又不谙世事的我们大为惊讶——肩负着教育我们的国家重任的贫下中农，咋是这个相？如此公开，并且坦然，是不是仍在西北边民血管中流淌着的突厥人的血液使然呢？有待社会学家考证。
初夏的一天，在后沟锄玉米。歇歇儿的时候，我们打死了一条二尺来长的草蛇。瞧着这意外的收获，想象着从未吃过的蛇肉会是什么样的美味，我和伙伴们热烈地议论着，喜不自禁。看着我们这次小小的捕猎时大呼小叫地忘情投入与得手后的激动，村民们大都漠然视之，也有人不以为然。老棍慢腾腾地走到正说得热闹的我们当中，眯着眼仔细端详那战利品，扭转身走开时悠悠地甩下一句“学生娃，这也吃得？作孽哩，大小是条性命，伤它作甚？”老棍和我们一样，缺粮少盐没油水，可是对我们什么都敢往肚里填颇有微词。他的生态平衡意识超前了我20年。
老棍的民生观也与我们相左，在对待饥民的态度上，我和我的伙伴们当年左得可怕，比黄世仁还黄，比南霸天更霸。
下乡后的第一个初春，从上头（泛指延长县北面的绥德、榆林）下来的讨饭队伍秩序井然地三天两头走过。这些携家带口的上头人，身背几件民族乐器、戏装和些许被褥，虽然个个面黄肌瘦，但衣着与庙梁村民相差无几，有的人甚至头发还要平顺些，外衣还要洁净些，显然是在离家前和行进中，为了保持起码的尊严整理过。以我们在此之前受到的教育，当然地认为讨饭是历代政权反动统治下伴生的社会丑恶现象，而现在这些人有的竟然还拿着盖有“中共××党支部”红戳的介绍信，并且吹吹打打、说说唱唱。我们甚为愤怒，鄙夷他们是吃不了苦的软骨头，把个人的磨难放大了再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抹黑，当然不许他们进村，又粗暴地撵他们走。殊不知，凄婉悲切的唢呐声，抒发着向苍天的控诉和求告；撩人心悸的酸曲，实则是穷苦人无奈的哀求和乞怜。同为受苦人，相煎何太急！但我们当时的确不懂这样一个极浅显的道理：人是要吃饭的！此时的老棍，嘴里咬着烟袋锅儿，默不作声地看着，听着，然后调头回家，拿出一老碗“酷累”（陕北一种掺着野菜、榆钱蒸熟的荞麦面食）或一半升糜子，默默地递过去，又默默地背着手走开。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场景，在离开陕北以后，多次闪回到脑际。所谓刻骨铭心，指的就是这种情景吧。
又一个天高云淡的收获季节，我满载着硕果，与海一再次远走他乡。老棍和乡亲们含泪执手相送，长亭接短亭，一程又一程。在塞给我的本色粗布口袋中除了洋苹、大枣和花馍，还有老棍婆姨给他做的一双鞋，“你的脚和我的差不多，路上穿……”说这话时的老棍，两只眼眶中一滴泪也没有，充盈着的是怜惜与期许。
20年后，为了安葬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李秋雨，我重返庙梁，闻讯而至的老少爷们儿中，鹤立鸡群的老棍腰已塌了，背也驼了，拄着一根花椒木手杖。记忆中的凛凛风采和狡黠世故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两只浊浑的眼。
又过了7年，因拍摄电视剧《回家》，我领着剧组再访庙梁，老棍已死了两年了。村里的人无不羡慕地说，70多的人了，高寿，高寿！喜丧，喜丧！
2000年1月初稿
2009年9月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