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是王小波（1952——1997）忌日。对于这位“文坛外高手”的评价，时隔20年依然众说纷纭，仿佛泥土落在棺盖上。
思想界称他是自由主义的先锋旗手；传媒业引其为自力更生的鼻祖；他自己则说原本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害怕跳进话语的“一池冷水”——直至四十岁，生命最后五年的厚积薄发终于有了冗长的回声。这一点倒极像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在《时代的喧嚣》中，他这样写道：“我和许多同时代人都背负着天生口齿不清的重负。我们学会的不是张口说话，而是呐呐低语，因此，仅仅是倾听了越来越高的世纪的喧嚣、在被世纪的浪峰的泡沫染白了之后，我们才获得了语言。”
王小波的数理背景、留美经历和体制外身份都让他成为当代作家中的“异类”。写作对他而言与其说是为了谋生，不如说是追求智慧，“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这是一种兴趣”。他说，“我做这件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爱的事业”；“我个人认为，做爱做的事才是‘有’，做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做的事则是‘无’。……我一生决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事业中去，王小波认为是值得的，因为“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
与“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朦胧诗人”，或者“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的写者相似，王小波也有过下乡插队、回城务工，恢复高考后再上大学，继而出国深造的复杂经历，他的精神历程、生活跨度都远超常人。从革命的巅峰坠入现实的谷底，再从社会的边缘探求理想的彼岸，正是大梦初醒时的忧闷以及忧闷的升华给了他寻找出路的决心，由此才真正地理解并喜爱文学。因为文学的成熟与人的成熟相辅相成，“没有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语人生”（托马斯·卡莱尔语）。以爱国、爱美、爱神为主要特征的浪漫主义随着早醒者所经历的梦想幻灭、信仰坍塌的精神崩溃过程趋于沉落，现代文明转而进入到一个批判之存在性敞开的时代。
王小波从写作的一开始就是站在存在主义的起跑线上，手擎一盏名为“现代心智”（modern mind）的明灯驱散眼前的阴翳，“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始终是他小说“真正的主题”，并与二战之后欧美文学的主潮有了世界性的呼应。文理兼修、学贯中西的学院派教育也使得王小波对于自己的思维能力和智力水平相当自信，在同时期的国内同行面前掩饰不了内心的优越感。例如：他认为徐迟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很是“浪漫”，“一个人写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这样浪漫”；阿城写的知青下棋的小说“也很浪漫”，“因为没事干而下棋，性质和手淫差不太多。我绝不肯把这样无聊的事写进小说里。”
心高气傲的王小波不会奉同辈人为师承，他的启蒙者都是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罗素那样级别的大师——因为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从学科的轴线上来看，这一思想家群落分布于数学、物理学、逻辑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从时间的轴线上来看，它囊括了上至远古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下至当代的马尔库塞、维特根斯坦、福柯。归根结底，王小波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自居，“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而思维又是通过语言来传递，通过作品来构建，“不幸的是，大家总不把小说家看成知识分子”。中国没有感性的天才如杜拉斯，也没有犀利的解析如昆德拉，其根源不在道德上，“真正的原因是贫乏”。王小波认为，作家想要写出不同流俗之作，就要让自己的头脑“在感性和理性两方面再丰富些”。
此外，就文学理念而言，王小波认同程度最高的作家是卡尔维诺。在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中，王小波写道：“卡尔维诺从中年开始，一直在探讨小说艺术的无限可能。小说和计算机科学一样，确实有无限的可能。”之所以如此乐观，是因为他相信，文学寻求轻松的生存功能，“是对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卡尔维诺主张以想象的艺术世界的“轻”来抗衡实在的日常世界的“重”、以自由的艺术形式的“轻”来化解严酷的现实世界的“重”、以超验的虚幻世界的“轻”来隐喻经验的日常世界的“重”。这恰恰也正是王小波小说的魅力所在，似乎总能在沉重压抑的氛围之中变幻出轻柔欢快的情节设计。例如他在一个禁欲的社会里写性，在一个黑色的背景里表现幽默。当马尔库塞说：“在今天，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也就是为政治而战。”王小波用“倒挂的阴茎”书写了他生命的诗篇。
今天，距离他逝世二十周年的今天，身后的巨大荣誉，依然是所有误解的总和。有人取其重，说他是“严肃作家”；有人取其轻，说他是“撩妹高手”，但“沉重与轻柔”，是一对“相像的姐妹”，正如曼德尔施塔姆诗中所言，“时间被犁过，玫瑰是泥土。缓缓的/漩涡中，沉重而轻柔的玫瑰；玫瑰的重与轻编成双重花环。”此刻，这“双重花环”被供奉在王小波的墓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