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一部苏联小说中，批斗会被含蓄地称之为“往中间站”。凡是被某种权威认定犯有罪过的人，就让他站到一伙人的中间去，接受批评、审问、辱骂，却没有辩护的权利。
1957年我经历的第一幕反右派就是如此。1957年的夏天，在内蒙古卫生防疫站的办公大楼里，我看到一个男人汗如雨下地站在一个凳子上，周围一圈数十人在高声地责骂他。大家都挥动拳头，声嘶力竭地叫喊，看来这一手就是向苏联老大哥学来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叔叔叫许华楼。此后不久他就病倒了，数日起不了床，好几天躺在宿舍里，水米不进。但是没人理睬他，反而用大字报糊满了他的门窗，还在门外高呼打倒他的口号。
据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党要开门整风，组织上鼓励大家给党提意见。大家都不肯提，但书记非要逼着大家提，并再三表态，绝不抓辫子、打棍子。于是许叔叔只好勉强提了一条：“书记老说他是大老粗，以大老粗自居。但大老粗也应该好好学知识、学文化，尽快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仅此一句，他就被打成右派分子。罪名是“对共产党充满刻骨的仇恨，反对外行领导内行。”许叔叔百口莫辩。
后来许叔叔被开除了公职，每天蓬头垢面，拉着排子车拾荒及给人拉货，过着盲流一般的生活。
防疫站还有一个叫张德义的大夫，也被打成右派。他的罪名是“反对苏联老大哥”“破坏中苏友好关系”。事情起因是这样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盛行“组织疗法”。“组织疗法”是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医学研究院费拉托夫院士所发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确证。”它的方法非常简单，“只要取下动植物的组织，加以冷藏或暗藏，再加以消毒，即可用于移植”或者“用动植物的组织，经过一定的手续，制成液体，用以注射”。而张德义认为“组织疗法”是伪科学，经不起推敲、纯属是胡闹，因而被打成了右派。
还有一位刚从医科大学毕业的医师，有一天也被批斗。因为有人揭发：他说主席没腿！在组织批判时，他死活不承认，辩解说：“其实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卫生厅的工会主席，一天外出，他的老婆非要搭他的顺车去医院。他骂老婆说：你又不是没腿！”于是此事才不了了之。
据说，当时抓右派是有指标的。卫生厅给防疫站规定了3名右派指标，而且必须完成任务。但防疫站是一个只有80余名职工的单位，为了这已抓出的2名右派，站领导已竭尽所能，但上级的任务又一定要完成。所以，站里不得不举行会议，命令全站职工检举揭发，必须要在本次会议中再抓出一名右派，否则会议不能结束。
会议从早上8点开到下午5点多，期间职工不能离开会场，就连上厕所也不行。与会职工个个又累又饿，俗话说人有三急，终于，有一人实在憋不住了，跑去上厕所。不幸的是，他撒尿回来后，就成了右派。这名职工为自己辩解时，党委书记义正词严地说：“你的意志软弱，政治立场不坚定。连一泡尿都憋不住，如何抵御敌人的糖衣炮弹。你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中山西路小学，有一位教图画的男老师，姓刘。不过二十三四岁，也被划成了右派。刘老师家在南方的一座大城市，分配到塞外工作大概令他很不高兴，平时就懒懒散散的，不修边幅。但他上课还是蛮受欢迎，最让学生服气的，是他会用粉笔三两下就将任何一位同学画在黑板上。惟妙惟肖又略带夸张，常常引得满堂大笑。那天，学校开大会批判刘老师，先是老师们一个个上台去揭发他的“反动言论”和“资产阶级思想”。后来班主任杨老师又让我们班上的同学上去发言，秩序就乱了。开始是十几个学生围着刘老师乱嚷，杨老师对几个班委说：“他不是在课堂上说你们的红领巾是黑的吗？你们上去揭发呀！”一个班委愣了愣，迟迟疑疑地说：“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不守纪律的学生是给红领巾抹黑。”杨老师立刻就拉下了脸，他们有些害怕，就推推搡搡地上台去了。
那年，我的大爷也被打成了右派。大爷是山西大学政法系的高材生，是学法律的，民国时就有律师执业资格，解放后自然无人敢用他。后来费尽周折，终于在三轮车社当上了一名会计。反右开始后，社里的一名老红军，因为给党提意见被批判。大爷对他非常同情，帮他解释、给他说好话。结果到后来，人家没事了，却把他打成了右派。那位老干部遗憾地对大爷说：“老韩呀，我的事用你管吗？你真是的！我走长征过草地，几辈子都是贫下中农，谁能把我咋地呀？”
我在电建公司时，土建工地小型机械班就有两名相处较好的右派同事。他们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在校期间被打成右派，毕业后发配至内蒙古监督劳动改造，每天在工地做着肮脏、疲累的苦工。这俩人聪慧过人，却谨言慎行，见人唯唯诺诺。一顶“右派”帽子吓破了他们的胆子，压弯了他们的脊梁。
其中一位老同事讲述自己的“右派”经历时说，当时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找他谈话：“你虽然不是党员，但可以说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们一直把你当自己人看待。现在党遇到困难了，党的困难就是你的困难。教授中的右派名额还差一个，就把你补上吧。”这位同事觉得党委书记很真诚，自己深受感动，没想到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年。
类似的指标，苏联时代也有。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章写道：“那几年抓人的真正规律是数字的给定性，分级摊派、统一分配。每一个市、区，每一个部队都接到控制数字，并且必须如期完成。”不约而同的故事，惟有相同制度下，才会发生在相隔万里的不同地点。
另一个右派的妻子在呼市电厂工作，一次，他从包头回呼探亲，到家已是深夜，开门发现妻子和车间的支部书记睡在一起。他怒不可遏，但是妻子却上前抱住他，给那个书记解围：“你快跑，别怕，他是个右派分子！”我想，当时这位哥们听到妻子的这句话一定会五内俱焚、撕心裂肺。后来，这位哥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到五十便寿终正寝。
“右派”既倒，无人再敢以言犯上。大跃进、文革遂一路畅通，黑暗的接力棒，次第传递。然得志一时，世所不齿。张爱玲说：“三十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雨夜闻人哭，山川带血腥，这个故事的确还没完。
反右那年，我才8岁。面对那样一场声势浩大、影响甚巨的政治斗争，实在不可能了解什么。但那场斗争，也确实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的险恶、沉重与不公，并深刻地留在了一个儿童的记忆里。
2010-0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