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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幼仪:在尘埃中绽放的花朵

在中国,女人是一文不值的。她出生以后,得听父亲的话;结婚以后,得服从丈夫;守寡以后,又得顺着儿子。

——张幼仪

一九一三年,时任浙江都督府秘书的张公权(嘉璈),被一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的中学生作文所吸引,询问之下,得知文章作者是海宁县硖石镇富商徐申如的独子徐志摩。爱才心切的张嘉璈当晚给徐申如写信,提议将自己的二妹张幼仪许配给徐家公子。徐申如虽是江浙富豪,但在重文抑商的中国传统社会里,能够与书香世家的张家结亲,自然是求之不得的荣耀。徐申如在回信中恭敬地表示:“我徐申如有幸以张嘉璈之妹为媳。”

这段故事有点像主考官李端棻将堂妹许配给考生梁启超。一八八九年,十六岁的梁启超赴广州参加乡试,正考官为内阁学士李端棻,副主考为翰林院修撰王仁堪。试后,梁启超中第八名举人。王仁堪深感人才难得,想将梁招赘入婿,未及开口,李端棻却请王仁堪作媒,要将其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于是,王仁堪派人到新会将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接来广州,梁宝瑛答应了这门亲事。婚后,梁启超与李蕙仙举案齐眉,育有梁思顺、梁思成、梁思庄等三个子女。

然而,张公权促成的妹妹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婚姻却是一场噩梦。一九零零年,张幼仪出生于江苏宝山,是家中第二个女孩。三岁那年,母亲曾给她缠足,到了第四天早晨,再也忍受不了妹妹尖叫声的二哥张君劢出面阻止。就这样,她成了张家第一个天足女子。但是,在徐志摩眼里,仅仅拥有天足,并不等同于新女性,多年后,张幼仪回忆说:“对于我丈夫来说,我两只脚可以说是缠过的,因为他认为我思想守旧,又没有读过什么书。”其实,在那个时代,她已经是少数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结婚之前,年方十五岁的张幼仪正在江苏都督程德全创办的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只是为了完婚,才不得不中止学业。

那个时代的婚姻,大都由父母或兄长包办。尤其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即便接受过新式教育,也要顺从家长安排。胡适与江冬秀凑合着过了一辈子,两人的“幸福指数”大概都很低;鲁迅抛弃了作为“母亲的礼物”的朱安,与许广平结婚,朱安却成了更无辜的牺牲品。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五日,徐、张双方的家长为张幼仪和徐志摩操办了一场隆重的旧式婚礼。洞房花烛夜,张幼仪想要告诉徐志摩,她感谢命运的安排,现在她是徐家的人了,她愿意好好地侍奉他们。但张幼仪所受的传统教育不允许她先开口。十八岁的徐志摩紧张地望着她,一句话也没有说。二人之间的夫妻生活,是在沉默中开始的。

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的传奇恋爱故事,倾倒后世无数追梦的少男少年,谁又不愿永远生活在“人间四月天”呢?张幼仪却是躲在阴影中、不被众人知晓的女子。她幸运地摆脱了缠足这种肉体的摧残,却未能脱离中国儒家专制文化的束缚——要改变“精神上的小脚”难于上青天。直到后半生,她才如同一朵花,在尘埃中傲然绽放。

徐志摩的朋友叶公超说过,徐志摩是一个唱歌的人。叶公超说,徐志摩也写小说,他的小说和他的诗、散文一样,都脱离不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徐志摩这个人一开口就在歌唱。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说话的人,一种是唱歌的人;说话的人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其结果都是在说话。唱歌的人,一开口就会有美妙的声音,志摩就是这种人。”[1]如果说徐志摩是唱歌的人,张幼仪就是说话的人。徐志摩的歌唱和张幼仪的言语,从未发生过共鸣。

没有爱情的婚姻有多痛苦?

一九一八年,张幼仪生了儿子阿欢(徐积锴),徐家长子长孙的诞生,标志着徐志摩为家族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同年八月,徐志摩前往美国,进入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学习。从结婚到出国留学,他和张幼仪结婚将近三年,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不到四个月,用张幼仪的话说,“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我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一九二零年,徐志摩前往英国继续学业。次年春天,张幼仪赴英探亲。船靠岸时,接船的人密密麻麻,张幼仪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丈夫:“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的,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徐志摩的热情、豪爽,全都是留给朋友的,一点也不给他不爱的妻子。

张幼仪本以为出国后可以重拾因结婚生子而中断的学业,没想到却被迫充当家庭主妇,买东西、洗衣服、打扫房间、准备一日三餐。挥霍无度的徐志摩,只从父亲寄来的支票中拿出很少一部分,交给她维持家用。徐志摩对张幼仪的态度恶劣而粗暴,对刚到英国不懂英文也不懂英国礼仪的张幼仪毫不体贴。那时,他们在剑桥郊外的沙士顿居住,张幼仪常常以泪洗面,她后来回忆说:“经过沙士顿那段可怕的日子,我领悟到自己可以自力更生,而不能回徐家。我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要依靠任何人,而要靠自己的两只脚站起来。”

很快,张幼仪又怀孕了,徐志摩常常不回家,也不关心张幼仪和她腹中胎儿。七弟张景秋建议说,姐弟俩可以一同前往德国留学,二十年代初的德国物价很便宜。一九二二年,张幼仪与张景秋来到柏林,她刚生下二儿子彼得,徐志摩就托人送来离婚协议书。

在张幼仪的一再坚持下,徐志摩答应前来德国见面并商谈离婚事宜。那一天,在场的还有徐志摩的同学金岳霖、吴经熊等人。徐志摩冷酷地说:“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音要回国了,我非现在离婚不可。”直到此刻,张幼仪才知道徐志摩爱的是林徽音。

张幼仪内心不愿意离婚,但她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反抗者,她冷静地回答说:“若你认为离婚是正确的事,我就签字。”她在徐志摩已经签名的离婚协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徐志摩如释重负,欢天喜地地向张幼仪道谢,这才提出要去看看刚出生的孩子。他在医院育婴房的玻璃窗外看得入神,但始终没问张幼仪要怎么养这个孩子,要怎么活下去——他的心早已随林徽音父女飞回了中国。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八日,徐志摩在《新浙江》上刊登《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我们已经自动挣脱了黑暗的地狱,已经解散烦恼的绳结……欢欢喜喜地同时解除婚约……”欢喜的是徐志摩本人,他从来没有关心过张幼仪是什么感受。

离婚后,张幼仪心境悲苦,但她并未就此消沉。她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一生恪守中国传统道德,晚年曾对侄孙女张邦梅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一个人。”张幼仪并非徐志摩所鄙视的那种“土包子”,更不是男人的附属品。张家的文化素养优于徐家,在英国和德国的生活与求学经历,让张幼仪向西方女性学习,磨练出独立、自由、坚韧的品质。

张幼仪发现,中国的幼儿教育相当落后,便申请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希望回国后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幼教专业的同学大部分是女生,是比张幼仪年轻好几岁的少女。虽然是一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离婚少妇,但张幼仪东方女子的外表仍显得很年轻。她坦率地将自己离婚并独自抚养儿子的背景告诉同学,那些单纯的德国女孩对她十分同情和敬佩。学校里每天下午都有咖啡时间,同学们邀请她一起喝咖啡和聊天,顺便帮助她提高德语水平,更帮助她减轻“断肠人在天涯”的哀愁。[2]

此时,追求者亦来到张幼仪身边。那是一位不亚于徐志摩的才华横溢的青年男士:正在德国留学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罗家伦。罗家伦常来张幼仪家中拜访,陪同呀呀学语的小彼得玩耍。有一天,罗家伦与张幼仪坐着喝茶,彼得在铺在地板上的一块毯子上玩耍,罗家伦问:“你打不打算再结婚?”张幼仪没敢把罗家伦这句语气温柔的话听进耳朵里,她看着茶杯轻声说:“不,我没这个打算。”那时,张幼仪的四哥张公权写信告诉她,为了留住张家的颜面,她在未来五年内,都不能教别人看到她和某一个男人同进同出,要不然别人会以为徐志摩和她离婚是因为她不守妇道。后来,罗家伦就从张幼仪的生活中消失了。再后来,罗家伦恢复了与曾经的女友张维桢的通信,继续他们的爱情长跑。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两人在在上海举行婚礼、结为夫妻。多年后,罗家伦的后人在其遗物中发现了一张罗家伦给张幼仪的没有寄出的明信片。

就在张幼仪展开新一阶段生活的同时,徐志摩的求爱却被“一生最崇拜”的林徽音断然拒绝。林徽音选择不如徐志摩风流潇洒、却比徐志摩沉稳朴实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作相伴一生的丈夫,这是林徽音的聪慧之处。林徽音知道,像徐志摩这样“生活在云端”的人,可以成为朋友,却不适宜做丈夫。[3]徐志摩企图在人世间一种寻求完美的爱、完美的善和完美的生命,而不愿被家庭模式所束缚。当徐志摩爱的对象真的成了他的妻子,也就意味着他的爱走到了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果然,徐志摩对林徽音的爱并非持久且永恒(至少比不上暗恋林徽音而终身未婚的金岳霖),他很快便将炽热的爱转移到别人身上——新的目标是作为有夫之妇的陆小曼。跟徐志摩一样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好似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的郁达夫评论说:“当一个坦白美丽如陆小曼的女人,遇到一个热情诚恳如徐志摩的男人,自然会迸出热烈的火花来。他们怎顾得了礼教伦常?又怎顾得了宗教家规?当这件事情成为北平社交闲话的笑柄时,我对小曼的勇敢和志摩的真诚,寄予无上的钦佩。”郁达夫跟王映霞之间不也是如此吗?郁达夫对徐志摩当然有惺惺相惜之感。但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毫不留情地批评说:“万不容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欲弟之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扑风。”一九二六年,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上,作为证婚人的梁启超对两人大加斥责,在场人士无不面面相觑。

徐志摩的朋友、画家刘海粟曾如此回忆与徐志摩的一番谈话:

那天随适之、志摩等第一次去陆家,就已经觉察到志摩和小曼眼神不对,似乎心神不宁的样子。那时,他们已经难舍难分了。

那天晚上,志摩又到我的房间里来,我感觉到他想和我谈什么,又似乎有难言之隐,忙问:“你有什么心事?”“怎么?你看出来了?”

我单刀直入地问:“老实讲,和小曼相爱多久了?”

“你怎么知道?”

“你们的眼睛告诉我的。”

“我和她认识才两年多,现在已经不能自拔了。”

“你和幼仪之间的关系呢?”我问。

“我和幼仪也是强撮合的,这一点,她哥哥歆海最清楚。”

的确,张歆海和志摩始终融洽无间,他是能理解和体谅志摩与小曼的。因此,他一直秉公而论,不加讳言。志摩也一直感激他。[4]

徐志摩将自己视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对于张幼仪来说,他是冷酷自私的加害者。他们的这段婚姻确实是“强撮合”的,但张幼仪为徐志摩生了两个孩子,张幼仪就不仅是他的妻子,而且是他孩子的母亲。徐志摩固然有不爱张幼仪的理由,但不能不尽父亲的职责。徐志摩做到了吗?他的第二个孩子彼得在柏林夭折,他不闻不问,只是对着孩子的骨灰盒掉下几滴眼泪而已。长子阿欢由张幼仪与徐志摩的父母抚育,徐志摩与儿子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就在跟陆小曼结婚后两个月,徐志摩给张幼仪写信,用油腔滑调的口吻说:“你们那一小家庭,虽是新组织,听来很是热闹而且有精神,我们避难人听了十分羡慕。”[5]所谓“新组织”的“小家庭”,是张幼仪依附兄长暂时寄居的地方——要等到二十七年之后,张幼仪才自己成家。徐志摩之毫无愧疚、全无心肝,可见一斑。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徐志摩搭乘的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坠毁,留下的是一具面目模糊的尸体。当时,其合法妻子陆小曼因长期吸食鸦片,在此沉重打击之下更是精神恍惚,连去认领尸体的工作都不愿承担。于是,张幼仪毅然出面,冷静果断地处理有关事务:先让八弟禹九带领十三岁的阿欢前往济南认领徐志摩的遗体,然后周密安排一切后事。在公祭仪式上,陆小曼突发奇想,要把徐志摩的衣服和棺材都换成西式的,却遭到张幼仪的坚决拒绝。

民国第一位女性银行家

一九二七年初,张幼仪的母亲去世,张幼仪带着阿欢回上海奔丧并留在上海。上海是中国最西化的城市,当时的观察家感叹说,上海的生活“如同万花筒一般”。[6]张幼仪先在东吴大学任德语教师,然后又创办幼稚园和小学,她已是一名自力更生的新女性。这一点,两年以后跟张幼仪再次会面的徐志摩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徐志摩在写给陆小曼的情书中,破天荒表达了对张幼仪的敬重之情:“C(张幼仪)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这两年来进步不少,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将来准备丢几个炸弹,惊惊中国鼠胆的社会,你们看着吧!”

对于精神世界足够强大的人来说,厄运是自强的催化剂。张幼仪说:“我一直把我这一生看成两个阶段:‘德国前’和‘德国后’。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以后,我一无所惧。”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对张幼仪的评价最为中肯:“她沉默地、坚强地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任,对儿子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尊重。”这位被自己的男人看不上的女人、这位不曾被丈夫爱过的“弃妇”,在身处绝境时毅然转身,成为受人尊崇的女强人。

当张幼仪正在考虑是否继续东吴大学教授第二个学期的课程时,有几位上海储蓄女子银行的股东前来拜访她。她们希望张幼仪到这家银行做事,因为她在西方受过教育,更重要的是她的四哥张公权是中国银行总经理,又是《银行周报》这份讨论中国政治与经济问题的刊物的创办人,是二十年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银行家之一。[7]此前,张幼仪并没有在银行业工作过,但她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她答应出任上海女子储蓄银行的副总经理,但不做总经理,“我心想,如果我哥哥是一家银行的总经理,我是另一家银行的总经理,那成什么样子”。[8]

张幼仪在银行界崭露头角,当然离不开她的四哥张公权的帮助。一九二零年代,作为现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群体,银行家取代了过去“票号”老板的地位。张公权是中国最早的银行家之一,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庆应大学,专攻货币银行及政治经济。一九一三年,张公权进入刚刚由大清银行改组而成中国银行,任上海分行副经理。一九一六年,护国军起,袁世凯政府命令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停止兑现存款。张公权认为,如果遵命而行,中国银行将声誉扫地,故抗命不从。不久,袁世凯忧愤而死,张公权不仅没有受到中央政府的处分,反倒名声大噪。[9]

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蒋介石派人与张公权接洽,希望获得贷款支持。张公权在孙传芳的严密监督之下,冒险汇去三十万元。一九二七年一、二月间,又先后借给国民革命军一百二十万元。[10]蒋介石为笼络张公权,无所不用其极。当一九二七年初张公权的母亲去世时,刚刚占领江南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突然出现在张家灵堂,进门之后居然倒头就拜,仿佛死去的是自己的母亲。蒋介石正是通过这一攻心战术,感动了张公权,在其财政最困难的时候得到张公权的大力帮助。[11]

然而,张公权很快发现,对金融家的态度,南京政府并不比北京政府更友好。蒋介石并不想建立一套现代金融体制,在蒋介石眼中,银行只是他私人随意提款的“钱袋子”。张公权帮助南京政府建立了中央银行,但他哀叹说:“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财政,前途悲观在此。”一九二八年九月,张公权与蒋介石就政府年度财政预算问题发生公开争执,蒋介石怒气冲天,竟以将其投入监狱相威胁。[12]

不过,幸亏还有上海租界,张公权和银行家们可以在租界里继续其事业。后来,张公权和张君劢(嘉森)兄弟都曾在国民政府担任过高官,但他们从未与蒋介石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国民党的统治在中国大陆崩溃之后,张公权不愿去台湾,先赴澳洲大学讲学,又应邀到美国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讲学,出版有《通货膨胀的螺旋:一九三九至一九五零年在中国的经验》等著作,阐述中国通货膨胀的历史背景,国民政府管理通货膨胀的努力及其失败之因。台湾方面将此书列为禁书。

张公权掌管中国银行多年,参与制订中央财政政策,却两袖清风、耿介清白。担当国事,艰苦精勤、任劳任怨;事不可为,则断然求去,无求于人。他晚年无力在美国购房,最后还是靠友人陈光甫、李铭的资助才得以安家。一九七九年夏,同样旅居美国的近代史家郭廷以为张公权之撰写一生大事记。当年九月,郭廷以就因病去世,接着由郭廷以的学生姚崧龄撰写该书。一九七九年,张公权以九十一岁高龄在斯坦福大学医院去世。[13]张氏兄弟包括张幼仪以及他们庞大的家族,都没有去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当然更不会留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他们远走欧美各国,总算免于遭受威权或极权政治的迫害。

也许,作为哥哥的张公权对自己当年“错点鸳鸯谱”导致妹妹婚姻失败而深感内疚,故而要在帮助妹妹事在事业上开出一片新天地来。一九二七年,在张公权的支持下,张幼仪虽然只是出任副总经理,实际上却是上海女子储蓄银行真正的掌舵人。这是一家现代中国独一无二的银行,它主要为女性服务,这说明在上海已经出现了一个需要金融服务的职业女性阶层。这家银行是一九一零年由一群女性创办的,往来客户也多是女性,地点在市中心的南京东路上,很受老少妇女欢迎。张幼仪出任副总裁时,正是这家银行濒临破产边缘之际,她担任的是“救火队队长”的角色。她当机立断,说服债务人不要上法庭,因为银行已经穷得连请律师的钱也没有了。[14]在四哥的帮助下,银行度过难关,起死回生,并逐渐赢得了上海妇女界的信赖。

为了帮助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吸纳更多资金,张幼仪开发出“储金礼券”的业务。上海市民在亲朋好友有红白喜事时,喜欢赠送礼品。这些礼品一般由家庭主妇准备,这种礼券正好满足她们的需求。她们只需去银行购买礼券,而不必挖空心思斟酌购买什么礼物。礼券比礼物更实用——收到礼券的人可自行购买自己喜欢的商品。

抗战伊始,上海妇女开展一场“献金运动”,女子银行积极参与,在活动的第一天,就收到金银首饰和器皿等两百多件,一时在上海传为佳话。[15]正如西方观察家所说,“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标志应该是女性的新地位”[16],张幼仪等新女性的出现,使得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张幼仪每天上午九点正准时到银行办公室上班,她的办公桌摆在最后面,整个银行的状况一览无遗。她的分秒不差的守时习惯,是在留德国期间养成的。每天下午五点,银行下班后,她请一位国文老师来办公室帮助补习一小时国文。她从十五岁起就中断了正规教育,希望通过这样的学习让自己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古典文学经典。

云裳时装:云想衣裳花想容

六点钟之后,张幼仪再到同样位于南京东路的云裳时装公司处理相关业务。这是中国女性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时装公司,由她的八弟张禹九、上海名媛唐瑛、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等合资创建。或许因为父亲是公司的大股东,徐志摩自以为是老板之一,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在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说:“我新办两家店铺;新月书店老兄想必听过,还有一家云裳时装公司,专为小姐、娘儿们出主意的,老兄不笑话吗?”其言语之轻浮油滑让人生厌。

当年,在刚刚嫁入徐家时,张幼仪从仆人口中得知,徐志摩第一次看到她的照片,就嘴角向下一撇,充满鄙夷地说了一句:“乡下土包子!”徐志摩或许不曾想到,多年以后,被他蔑视的前妻居然成为时装公司的老板。

一九二零年代的上海,不仅是中国的工业、金融和文化出版中心,也是引领亚洲时尚的时装之都。“上海的服饰多种多样,上海人的穿着在中国最为时髦,静安寺路、虹口市场、公共花园和骑手俱乐部广场上的时装秀非常有名,丝绸花样繁多巧夺天工。”[17]云裳这家时装店集成衣店和服装订做于一身,在店里陈列一些衣服样品,再配合女士们的品位和身材加以修改。服装上面装饰别致的珠子、扣子,还有花结,都别具匠心,顾客可以得意地向别人夸耀说:“我这衣裳是在‘云裳’做的。”徐志摩的朋友、名画家李碧波常来店里晃悠,灵感一来,还动手做一些设计,为时装增添雅致的风味。[18]

“云裳”的名字是张幼仪的八弟张禹九取的,典故来自于李白《清平调》中形容杨贵妃的句子“云想衣裳花想容”。云裳也善于做广告,在《申报》上刊登广告说,这是一家“空前之美术服装公司”,“采取世界最流行的装束,参照中国人衣着习惯;材料尽量采用国货,以外货为辅;定价力求低廉,以期普及”;“要穿最漂亮的衣服,到云裳去;要配最有意识的衣服,到云裳去;要想最精美的打扮,到云裳去;要个性最分明的式样,到云裳去。”

一九二七年八月间,上海女界发起慰劳北伐前线兵士的游艺大会,压轴的正是云裳策划的“最时髦的‘时装表演’”。时装秀由唐瑛亲自领衔出演,一登场即大撒云裳的广告卡片,随从模特也“把各人手中的卡片好像雪花一样的向台前飞着,大做云裳公司的免费广告”。《申报》报道说,八位模特“都是穿了极美丽极奇突的服装,看得我(记者)眼花缭乱”。

很多名人都是云裳的常客。作家梁实秋回忆说:“云裳开幕不久,我就偕内人前去订制外衣一件,张小姐(张幼仪)引我们参观她的公司,规模虽不大,却颇具匠心。江小鹣是负责策划的一个人。张禹九(八爷)常去走去,却不是负责人。禹九的一位哥哥(记不得是老五还是老七)是颇擅服装衣饰的一个奇人,好像是参加公司的一些业务。”

作为云裳时装公司总经理,张幼仪每天下午到店里巡视,负责查看订单,与裁缝师傅讨论设计图案,盯紧所有事务。而自诩为老板的徐志摩,从来不打理店里的事务,与其说是老板,不如说是顾客——他常常来店里订做衣服,如果要去旅行,就会找张幼仪订做衬衫或长裤。有一次,张幼仪帮徐志摩做了一条领带,徐志摩特别喜欢,回来后却说,不小心将领带搞丢了,张幼仪又吩咐裁缝师傅按照原来的样式给他新做一条。

张幼仪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害羞、内向、沉默的少女,在社交场合,她常常是中心人物。她在自己家中接待二哥、四哥和他们的朋友吃饭,她的家比两个哥哥的家更有吸引力。二哥张君劢是法学家、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后来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与之往来的大都是学术界的名流;四哥张公权的朋友则更多是银行界和实业界的巨头,对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张幼仪对这两个圈子的朋友都热情接待。有一次,二哥问她:“怎么从来没有听你埋怨那些前来拜访我的人啊?”张幼仪回答说:“和别人聊天是你的工作,要是大家老不来找你,就表示你事情做得不好。”[19]这位曾在深闺中暗自哭泣的少妇,如今变成了上海上层社会名闻遐迩的沙龙女主人。

单身的张幼仪进入了事业的顶峰。虽然她没有“绝代佳人”林徽音、陆小曼的美貌,但她作为职业妇女的才华、学识与气质亦自成一道亮丽风景。同样是《新月》杂志撰稿人、有“安福四大才子”之称的罗隆基在三十年代也爱上了张幼仪。罗隆基与徐志摩一样是“天真自私汉”的典型。那时,他已是有妇之夫,为了追求张幼仪,特意与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组成“再生社”,以为由此“近水楼台先得月”,有很多机会到张幼仪家中作客。偏偏张幼仪对其冷眼以对。

罗隆基到处打听张幼仪喜欢穿什么衣服、喜欢什么鲜花、喜欢什么咖啡,然后精心挑选礼物送去,却被张幼仪原封不地动退回。为了早日离婚,罗隆基不惜对妻子实施家暴。[20]消息传到张幼仪耳中,她只是摇头而已。此时的张幼仪早已不是当初天真烂漫的少女,她对人性有了深刻的洞察。她发现,罗隆基与徐志摩一样,都是浪漫而自私的才子,爱情之于这类人来说,宛如越喝越渴的海水。

追张幼仪不果,罗隆基又跟有夫之妇、新闻界才女浦熙修勾搭上。之后,贪慕虚荣的罗隆基加入中共政权,一度享受部长级高干的优待,却在反右运动中成为大右派,被批斗至死。若是张幼仪嫁给罗隆基,必将成为其殉葬品。经过了痛苦的心理煎熬,张幼仪有了保护自己的智慧,她知道在选择作为丈夫的男人时,比才华更重要的是品德。

张幼仪很有经商理财的头脑,她在大风大浪的股市里赚了不少钱,在自己家附近给徐志摩的父母建了一所新房。战争期间,她囤积军服染料,直到价格上涨一百倍才果断出手。她还买卖过风险更高的棉花和黄金,同样获利甚丰。连二哥张君劢也佩服她的理财手段,在一九三四年成立国家社会党之后,邀请她担任会计,守住钱袋子。

张幼仪跟陆小曼只见过一面,那是胡适安排的一场家宴。吃饭时,张幼仪发现,陆小曼真的长得很美,有一头柔柔的秀发,一对大大的媚眼。当着众人的面,陆称徐为“摩”或“摩摩”,徐称陆为“曼”或“眉”。张幼仪略带酸楚地说:“我不是有魅力的女人,不像别的女人那样,我做人严肃,因为我是苦过来的。”

徐志摩的坠机惨死和陆小曼在中国生不如死的晚年,让张幼仪不再有失败感,而有一种“闲看花开花落”的隔离感。对于徐志摩的放纵风流,她淡淡地评论道:“文人就是这个德性。”她也不承认林徽音和陆小曼对徐志摩的感情达到爱的程度。对于林徽音,她评论说:“如果她林徽音爱徐志摩,为什么在他离婚后,还任他晃来晃去?那叫做爱吗?”对于陆小曼,她评论说:“人们说陆小曼爱他,可我看了她在他死后的作为(拒绝认领遗体)后,我不认为那叫爱,爱代表善尽责任,履行义务。”结论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在他一辈子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张幼仪的确说得起这句硬话——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就是在她的精心策划下,由梁实秋主编而成的。

迟到的幸福与宁静的晚景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共产党的隆隆炮声中,张幼仪离开居住二十二年的上海,移居香港。她和哥哥们比当时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更清醒地知道中共的统治意味着什么,所以选择离开这个即将由恶魔当道的世界。

张幼仪不是政治中人,从未公开谴责过中共,但她对中共不抱有任何幻想:中共不会允许私人银行存在,也不会允许时装公司继续开业。正如张爱玲所说,虽然没有研究过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但她看到共产党人清一色的毛式服装和秧歌,就无法忍受,如果要她穿如此千人一面的丑陋的衣服,她宁可死去。多年以后,逃离中国的作家廖亦武也宣称,他与共产党的对立,首先是审美品位上的对立。

张幼仪对共产党的深刻认识,或许也受到徐志摩文章的影响。一九二五年,徐志摩访问苏联,在莫斯科红场看到的景象是,“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与黑暗”。徐志摩拜会了托尔斯泰的女儿,更确定了他对苏联的怀疑:“她说现代书铺子里托尔斯泰的书差不多买不着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班作者的书都快灭迹了;我问她现在莫斯科还有什么重要的文学家,她说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21]徐志摩指出,莫斯科相信天堂是可以实现的,但现世界与天堂之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去,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这血海。后来,徐志摩进一步质疑北伐为何是在苏俄的控制之下,“为什么自己革命自己做不了军师,还得要外国的主义来策划流血?”他发现,列宁这个“外国的野鬼”已经钻进了孙文的棺材里面。[22]

一九二五年,徐志摩回国之后,接任孙伏园的《晨报副刊》编辑之职,“赤白仇友”之争因此兴起。[23]徐志摩在评论文章中指出:“中国对苏俄问题乃至共产主义与中国,和国内共产党一类问题,到今天为止,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大大疽。”[24]在他看来,中俄邦交的问题,其实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后来,报馆遭到左派暴力分子纵火焚毁。徐志摩挺身应战,宣称他不会被吓到。而与之论战的对手中,有一名即位此后中共的元帅陈毅。英年早逝的徐志摩没有看到后来共产党的得势,却早在二十年代中期就发现了苏俄这个人间天堂背后的血污与谎言。

在香港,张幼仪终于收获了她迟到的爱情。爱人不是来自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文化圈,追求她的男子是楼下的邻居、朴实无华的医生苏纪之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苏纪之向张幼仪求婚,张幼仪分别向二哥、四哥征求意见——她虽然在英国和德国生活与求学多年,在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上海生活了多年,但在骨子里儒家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观念仍然挥之不去。父母已过世了,这个四十九岁的中年女子,却还要向哥哥们就自己的归属征求意见,这就是“精神上的小脚”的残留吧。儒家文化对中国女性长达两千多年的精神戕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去除的。明朝大儒刘宗周如此描述母亲的言谈举止:“居恒自操女红,外辄扃户静坐,坐或终日不移席,动止雍容,一中规、一中矩,步趋而裳襞不动,謦咳之声未尝厅除。”这是儒家理解的标准女性应有风范。[25]张幼仪的一生,始终未能完全从中脱茧而出。

四哥张嘉璈始终没有回复,或者他觉得那是妹妹的自由,自己不能横加干涉。而一直告诫妹妹要遵从自己内心感受的二哥张君劢,一会儿发来电报说“好”,一会儿又改变主意说“不好”。在反复踌躇之后,这位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来信表态:“此名教事,兄安敢妄赞一词?妹慧人,希自决。”张君劢的拘谨与守旧,恐怕连他的老师梁启超都会不以为然吧。

在这种情况下,张幼仪只好给远在美国的儿子阿欢写信:“母拟出嫁,儿意云何?”她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是个寡妇,理应听我儿子的话。”徐积锴是一名土木工程师,他的回信不仅富于辞采,而且情真意切,令人动容:“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劬劳之恩,昊天罔极。今幸粗有树立,且能自赡。诸孙长成,全出母训。……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相对于困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儒学名教的二哥张君劢,阿欢表现出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价值观,他在美国生活,已经融入美国社会,并接受美国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一九五三年,五十三岁的张幼仪和苏纪之在东京举行婚礼,之后两人共同生活了二十年,那应当是张幼仪一生中最幸福的二十年,尽管她在上海的事业已不复存在,她重新成为一名普通、平凡的家庭妇女。

一九七二年,苏纪之因肠癌去世,张幼仪搬到美国,住在儿子家附近。一生中最后的十六年,安宁而平和。张家庞大的家族常常在海外相聚,张幼仪的八弟张吁九的孙女张邦梅帮助张幼仪整理了口述自传,成为家族中对姑婆的一生最了解的后代。张邦梅还记载了晚年的张幼仪与自己的爷爷张禹九这对姐弟之间就对徐志摩的看法的微妙矛盾。张禹九一生都很崇拜徐志摩,对徐志摩的欣赏超过了对自己的姐姐的同情。张禹九在临终之前还特别叮嘱张邦梅在研究和写作之时要“对徐志摩仁慈一点”,而且要求在他的丧礼中朗诵一首徐志摩的诗。张幼仪和张禹九都曾来张邦梅家做客,张邦梅观察到有趣的细节:“姑婆待在我们家的时候想来都很自在,可是一有爷爷在场,就显得步自然又拘小节,说起话来带着尖锐而且比平常用力的嗓音,好像担心爷爷会质疑她或讥笑她的权威似的,而爷爷的确有把她的意见看得微不足道的倾向。”而这种隐藏的冲突乃是处事风格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徐志摩人格与张幼仪人格的冲突的延续:“爷爷平时那种调皮捣蛋又爱说笑的态度(张家每个人都说这点最像徐志摩的个性),似乎被幼仪那正经八百的态度给压了下去。”[26]

一九八八年,张幼仪以八十八岁高龄逝世于纽约,安葬在市郊墓园,墓碑上刻着“苏张幼仪”四个字。她的一生,有痛苦,有挫败,有爱,有成功,经历过死荫的幽谷,然后就是花香满径。

【注释】

[1]汤晏:《叶公超的两个世界》,(台北:卫城出版,2015年),页84。
[2]朱云乔:《张幼仪传》,(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页165。
[3]林徽音和梁思成的朋友、美国学者费慰梅认为,林徽并未爱过徐志摩,林视徐为老师和大哥的角色:“在多年以后听她讲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济慈、拜伦、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沃尔芙,以及其他人。在我看来,在他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导人英国的诗歌和戏剧的世界。”参阅(美)费慰梅《中国建筑之魂》,(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 0 0 3 年)。
[4]刘海粟:《存天阁谈艺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页201。
[5]陈从周:《徐志摩:年谱与评述》,(上海:上海书店,2008年),页71。
[6](美)约翰·斯图亚特·汤姆森(John Stuart Thomson):《北洋之始》,(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页251。
[7]张邦梅、张幼仪:《小脚与西服》,(台北:智库出版,1996年),页204。
[8]张邦梅、张幼仪:《小脚与西服》,页204。
[9]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名人传》(第一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页405-406。
[10]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页73。
[11]十二叔:《民国陈光甫:一个领先时代的银行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235-236。
[12](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60。
[1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名人传》(第一册),页414-415。
[14]张邦梅、张幼仪:《小脚与西服》,页204。
[15]朱云乔:《张幼仪传》,页203。
[16](美)约翰·斯图亚特·汤姆森(John Stuart Thomson):《北洋之始》,页337。
[17](美)约翰·斯图亚特·汤姆森(John Stuart Thomson):《北洋之始》,页253。
[18]张邦梅、张幼仪:《小脚与西服》,页206。
[19]张邦梅、张幼仪:《小脚与西服》,页206
[20]朱云乔:《张幼仪传》,页220-221。
[21]徐志摩:《欧游漫录》,见《徐志摩全集》第三卷,(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页269。
[22]徐志摩:《欧游漫录》,见《徐志摩全集》第三卷,页288。
[23]周言:《王国维与民国政治》,(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页182。
[24]徐志摩:《又从苏俄回来讲到副刊》,见《徐志摩全集》第三卷,页337。
[25]赵园:《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页6。
[26]张邦梅、张幼仪:《小脚与西服》,页201。

(选择余杰著《1927:民国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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