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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百姓与“九一三”

我是从朋友那里得知“九一三”事件的。

记得那天晚上,我的朋友鲁某某(他也是我当时所在的唐山五中的老师)慌慌张张地来到我的宿舍,气喘吁吁地说:“出事了,出事了。”

我说:“什么事你这么着急?”

他说:“林彪叛逃了,跑到蒙古摔死了。”

“嘘!”我把食指压在嘴唇上,“别让隔壁听见。”

隔壁的崔老师和我住的房间其实是由一个教室隔开的,中间只有一层薄薄的苇帘,不隔音。

他于是压低声音说:“我听美国之音,说林彪叛逃摔死了,但干扰太厉害,听不大清楚。”

我说:“这事可非同小可,不可乱说。如果是真的,一定会传达,这样的事情是瞒不过去的。”

他用手指指上面(我知道他是指毛),说:“这回他可完了。副统帅、接班人!哈哈!”

以后的几天,我注意观察周围的人,没有发现有什么异样,我也不敢和任何人讲这件事。随后的国庆庆典,我注意到林彪没有出席。可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本来他身体就不好嘛。到了10月中旬,情况有了变化。一是我注意到有些党员干部表情有些异样,另外就是林彪的画像被悄悄撤掉了(后来我知道林彪叛逃事件在10月上、中旬已经传达到17级以上干部)。我想,也许事情是真的吧,说不定在党员中间已经传达什么了。至于一般群众,我记得是在事件发生两个多月之后,天已经很冷了,学校党支部才向群众传达“林贼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的事。其实这是当时的惯例,中央有什么事情,都是一级一级地往下传达:先是高级干部,然后是中、下级干部,再后是全体党员,最后是群众。有时在党员、群众之间还有一层“群众中的积极分子”。

这事一公开,犹如晴天霹雳,大家都十分吃惊。怎么“永远健康”的“副统帅”会背叛“四个伟大”的“红太阳”呢?他是万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接班人哪!是“红太阳”最最亲密的战友啊!如果他都能背叛毛,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可以说,群众是完全被打懵了。

又过些天,大概是在1971年底或1972年初,陆续传达了三批标题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材料。传达时不准记录,读完材料后立即收回,搞得很紧张(附带说一句,材料中把1970年揪出的陈伯达也搅到一起)。我还记得当时传达了林彪的所谓“571工程纪要”,说“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是林彪儿子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秉承林彪旨意写的,其中居然称毛泽东为“B52”,称他为造成中国灾难的“罪魁祸首”。这些话简直比1957年右派和当时的“现行反革命”的言论还要“反动”不知有多少倍,而且文件还说林彪一伙还有暗杀毛的计划,等等。这时我觉得我自己也被打懵了。我对“571工程纪要”在很长时间里根本就不相信,甚至怀疑是中央伪造的。看看周围的群众,绝大多数人也都是感到“不可思议”,至于表面上的“义愤填膺”不过是装装而已。

文件传达以后,接着是收缴林彪语录、像章,和一切有林彪讲话、文章或照片的学习材料。“林副主席”已改称“林贼”,总理周恩来成了第二把手,江青的实际地位也大为提高。而我们的党史上又多了一次“路线斗争”。

而且事情过去了很久,林彪的阴魂还不散。直到1973年,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把林彪和孔夫子又连在一起,说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主张“克己复礼”等等。后来,又莫名其妙地批起古典小说《水浒》,说什么宋江是投降派,“架空晁盖”,真是把群众搞得糊里糊涂,也不知这是影射林彪还是影射周恩来。于是,写大字报时就不可能再有自己的观点,只能是抄抄报纸。

以上是我从一个小百姓角度对“九一三”事件的回忆。记忆得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也八九不离十,因为这事对我们的刺激太大了。至于高层的事,我们当然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想、不敢知道。

下面我想再谈一点“九一三”事件对我们底层百姓生活的影响。由于我不是文革的研究者,在文革期间又只生活在唐山的小知识分子中间,我的观点和看法必然有很大的局限性。

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九一三”是文革的分水岭。之前,群众中,或部分群众中还有“革命的狂热”,无论是批“牛鬼蛇神”,还是批“走资派”,甚至后来的“一打三反”,他们都积极地投入;但此后,文革的狂热没有了,怀疑文革的人越来越多。从我的朋友圈子里看,他们普遍有上当的感觉。有人重新审视批判刘少奇和造反,也有人完全不问世事,只经营个人的“安乐窝”。

二、对于毛泽东,相当多的人已由崇拜转为怀疑,特别是《571工程纪要》的传达之后。

三、社会上小道消息越来越多,很多人热衷于搜集、传播小道消息。群众中三三两两,私下议论,而议论江青的最多。

四、被解放的干部已有腐化堕落的苗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成了当时的名言。下乡知识青年普遍有被欺骗、愚弄之感,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回城,这就要给掌握他们命运的干部送礼,有的女青年甚至不惜牺牲肉体和贞节。可以说,这时权贵阶层的雏形已经逐渐形成,这也是现代干部贪污腐败的一个源头。

五、由于常年“搞革命”,强调“先生产,后生活”,百姓的物质生活日趋贫困、拮据。工资十几、二十年不涨,物价却悄悄地小幅上升。特别是人口出生不加限制,有不少家庭只有三十几元工资,却要养活五六口人。这种现象也造成了住房的极度困难。在我当时生活的唐山市南部,常常有人“见缝插针,搭建小屋”,弄得家家没有院子,没有能顺畅走路的过道。这也是造成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人员死伤过多的一个原因。

六、一些良知未泯的人,特别是知识青年在反思,著名的“李一哲大字报”就出现在这之后。有些青年则热衷于小说手抄本的传抄,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革文学”、“地下文学”的流行(这些手抄本不都是《少女之心》一类的色情文字,也有不少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像后来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等)。

七、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人民生活日益困苦,造就了一批铤而走险的人,也造成了当局对百姓镇压的加剧。

上述这些事情,标志着文革不得人心以及文革实际上的失败。也为毛之后迅速请除掉江青一伙奠定了群众基础。

201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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