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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教授为何不断警告“修昔底德陷阱”?

自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以来,关于美中两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在太平洋两岸再次掀起热议。这些热议在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前后达到高潮。

《华盛顿邮报》4月2日刊登一篇由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所做的文章,题目为“中美能否走出‘修昔底德陷阱’?”这篇文章谈的是他即将出版的新书:《注定一战:中美能否走出“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中的主要观点。他说,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愿意开战,原因就是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必有一战。“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来自修昔底德的名言“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由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

艾利森的文章刊于习近平与特朗普的首次会面之前,并非偶然。艾利森希望借此提醒两个大国在摩擦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不要使冲突上升为战争。事实上,早在2013年6月,刚上任不久的习近平和奥巴马在加州举行峰会时,阿利森在《纽约时报》亦刊文“和平与崛起,中国能否兼得?”文中指出,中美未来势必会发生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两个超级大国能否在不导致冲突升级至战争的情况下解决冲突?要避免战争,美中两国领导人需要付出超乎寻常的甚至一代人的努力。

从笔者的阅读来看,美中两国对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大体可分为悲观派和乐观派。在美国,悲观派多一些;在中国,乐观派则多一些。在美中关系方面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基辛格,可能也是一个悲观派。他去年年底对《大西洋评论》主编说,当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时候,会陷入军事冲突,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美中两国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有充分的认识。此外,特朗普团队中有好几位鹰派智囊都相信美中必有一战。但在中国,从最高领袖到官方媒体再到官方学者,乐观的调子则唱的较响。

笔者将用两节篇幅讨论美中双方是怎样看待“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一节,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为何不断警告“修昔底德陷阱”?第二节,面对“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为何乐观?

笔者以为,艾利森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提醒美中两国领袖,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他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理解当前美中关系的最佳视角。作为第一位把“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和中国崛起联系起来的学者,艾利森看到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对美国的威胁,这种威胁类似于当年德国对英国的威胁以及雅典对斯巴达的威胁。

第二,他认为,美中两国存在走向对抗的极端危险。他说,当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有取代一个处于统治地位国家的势头时,就应警惕:极端危险将至。在他的研究中,过去500年中,一个崛起大国挑战另一个守成大国的情况共发生过16次,其中12次都引发了战争。

第三,他不大相信中国能实现和平崛起。他说,中国人很喜欢说“中国特色”,我不知道中国能否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崛起”。但是他认为习近平和他的同事在考虑这个问题。他还说,我的目的不是鼓吹战争,而是要理解使战争变得更加可能的动机是什么。

第四,他认为,中美发生冲突可能缘起一个极其普通的事件。目前美中关系面临几大压力:台湾独立、朝鲜核弹和贸易冲突。艾利森自问自答,“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能够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解决这种结构性压力吗?能。”他的回答似乎挺乐观,但他书的标题“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却并不乐观。

第五,他认为,特朗普和习近平的强硬个性和对国家崛起的执着,有相同之处。这些相同之处如果导致两国领袖在冲突中采取硬碰硬,不妥协的对抗姿态,那么小冲突就会变成大冲突,大冲突就可能演化为战争。鉴于此,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领袖应当意识到可预计的风险,避免战略误判。

毫无疑问,避免战略误判,美中两国领袖责任重大。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似乎体认到这一点,特朗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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