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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的遗产(3)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
窥见你的瞳孔,
谁能用自己的血去粘合
两个世纪的椎骨?
世纪像捕狼的猎犬扑向我的肩头。
但我的血统不是狼!
我拒绝——存在
在非人的疯人院里。
我拒绝——生活,
和广场上的狼群一起
嗥叫——我拒绝
——【俄】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

刘宾雁的出场,使这一切发生了变化。

从童年起,父亲就把一个思想“深深植入”刘宾雁的头脑: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人类的理想。他自幼深受俄国文学熏陶,通过它对俄国人民产生了深厚的好感,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笃信”,都“助长了我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崇拜”。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立山、张闻天、张国焘、王明军中共早期领袖一样,在青少年时代的刘宾雁眼中,莫斯科就是社会主义的麦加,俄罗斯就是自己的精神祖国。与鲁迅、茅盾、耿济之、陈启珍、郁达夫、曹靖华、汝龙、成仿吾、郑超龄、田汉等左翼文人一样,刘宾雁也有一腔“盗火者”豪情。十二月党人以后一代又一代俄国精英,是他心中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群体,俄国文学表达的对人民的同情,对苦难的抗议,对专制暴政的蔑视和痛恨,那些忧郁而高贵、坚毅而富于献身精神的圣洁形像,在刘宾雁道德生命和精神世界里永远占据着初恋情人般的不朽地位。俄罗斯和苏联对于刘宾雁的影响和意义,远远超过中国自身、尤其汉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他身上唤起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极言之,在本民族本文明中,刘宾雁感受到的几乎都使他反感、失望、愤怒:专制、禁锢、压抑、狭隘、冷漠、严酷、死板、阴暗、下流、虚伪、反人性,不自然,无信仰,不懂爱情,鄙薄幸福,拒绝宽容、谅解、忏悔,敌视天才。支撑他反抗专制极权、追求自由真理的道德源泉和精神动力,主要来自俄罗斯,西方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在他的思维、风格和语言里,永远居于第二位。

苏联根据《雅尔塔协议》和与国民政府所签《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出兵中国东北,曾发生严重抢掠奸淫。刘宾雁在沈阳和哈尔滨第一次感受到“苏联老大哥”以征服者、解放者自居流露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1956年,刘宾雁最后一次踏上苏联、东欧大地,正值斯大林主义的真相开始露出冰山一角之际。他对十月革命、苏联道路的圣洁情感蒙开始上浓黑的阴影。在横贯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铁幕下,从莫斯科到华沙,从贝尔格莱德到布加勒斯特,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从索菲亚到地拉那,苏联帝国出现了第一道裂缝:处决贝利亚,开除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斯大林分子,数百万政治苦役犯从劳改地和集中营回来,波兰波兹南工人罢工,匈牙利人民起义,尤其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后发表的那份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在刘宾雁一生中,“再没有第二个事件令我这样震惊过!我读着赫鲁晓夫关于二十年前那几起大屠杀的叙述,激愤得几乎颤抖起来,我为那些无辜的革命元勋和将领的惨遭杀害,悲痛得流下眼泪,我为斯大林的暴行震骇不已。”

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称:“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年后,反右运动开始);1963年,《人民日报》再次祭起斯大林的亡灵:“斯大林的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三年后,文革爆发)。毛泽东们为斯大林开脱,辩护,歌功颂德,并发明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公开鼓吹强者、“成功者”杀人有理的“三七开”,刘宾雁“始终不以为然”。

中国广播机构报导苏共处置斯大林分子的新闻时,刘宾雁所在的《中国青年报》的党员干部“大都反对赫鲁晓夫”,同情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这种“一致性”,使刘宾雁“一惊”。他当然知道,关于斯大林及其帮凶的罪行,毛泽东们肯定比他了解得更详细;但是他不知道,对斯大林主义的揭露和清算,毛泽东们得出了与他完全不同的结论:斯大林在苏俄的所作所为(“全盘集体化”、“阶级斗争尖锐化”……),中国正要完全忠实地做一遍,斯大林没有完成的工作(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彻底清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推进世界革命,实现全球共产主义……),毛泽东们要继承下去并坚持到底。

由于时空统一性,由于“先验综合范畴”,由于人性在冥冥之中惊人的内在命运感通力,圣徒、先知和殉道者体现的高尚精神会感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素昧平生的无数善男信女,而恶人、奸佞和暴君之间,也会建立一种特殊的亲近感。秦始皇和斯大林对于毛泽东们,比起自己的祖宗和同代同胞,更如同父母和手足。善恶之间泾渭分明,如同白昼黑夜。1957年前夕,中国命运是以批判还是维护斯大林主义为主题,呈现出判然分明的历史分野。

历史无情,无数善良和平凡的人们衔冤而殁;历史也有情,牺牲者的血总会测红刽子手的手脸。历史异常顽强,一旦真相(重大苦难和罪行)浮露于世,就会在不可能彻底泯灭的人性和良知世界激起巨大的正义和愤怒。世上暴君最大的噩梦是,他们永远无法一劳永逸地灭绝所有人的天良,永远无法销毁所有罪证。1957年发生在刘宾雁身上的,便是这种永恒法则的一个显例: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等苏俄老布尔什维克的冤死会激起刘宾雁感同身受的伤痛和义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鞭尸”也会搅得毛泽东寝食难安。奴役与自由、暴力与正义、谎言与真相,不可能兼容于同一时空。

刘宾雁更不会知道,毛泽东一类极端虚荣阴险的暴君,都患有一种“鞭尸”恐惧症,他们最惧怕最忧虑的是死后鞭尸。伍子胥两千五百年前把杀父仇人楚平王的遗骸掘出,鞭之三百,留下遗言:“抉吾眼悬呈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虽然有违天道,但对于东方式的暴君,“鞭尸”不啻为一种有效的震慑手段。毛泽东与众不同的思维是,他要汲取斯大林被赫鲁晓夫“鞭尸”的教训,用中国酷吏“除恶务尽”的信条,铲除“中国赫鲁晓夫”的任何可能。

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们的导师和兄长们的罪行如此骇人听闻,牺牲如此巨大,“走俄国人的路”,还是不容质疑、颠扑不破的历史结论和普通真理吗?斯大林主义的起源、过程和危害,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现代人类的重大历史现像。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来源,斯大林主义曾给中国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但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中国的最大禁忌之一,绝大部分中国人对自身苦难的这个血腥源头仍然懵然无知。

无论如何,1957年前的刘宾雁对中共和毛泽东们依然一片赤诚,“中国共产党是以充满自信,以百年来第一个赶走外国侵略者,和二十世纪以来第一个统一了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的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人民面前的,这种自信是以全国各阶层数亿人民对它的绝对信赖与拥护为基础的。”尽管他始终没有对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史实加以澄清,没有对日本入侵和苏军出兵东北对中共夺取中国的决定性意义有所洞察(甚至直到最后,他也没有来得及对类似重大历史真相重新辨认),他也不可能了解中共三十多年间权力斗争的血腥内幕,更不可能预见到毛泽东们在中国推行的共产革命,将比斯大林主义更野蛮、更恐怖,全体人民和革命儿女们将要一步步陷入空前的浩劫,一只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残暴怪兽将要吞噬无数无辜者的生命,但是,刘宾雁在内心已经悄悄与这只尚未完全露出其狰狞面具的怪兽拉开了距离,发生在苏联的悲剧已经如同天际的乌云,在他心里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被迫沉默或低声交流并不停环顾四周是否有人窃听的人,经常为房间板壁太薄而担心的人,不自由的人,没有权利大声表示他们所思考的问题,不能自由地批评自己的政府,选举他们所希望的人,在制定国内外政策上没有表达权的人,不可能建立自由的社会主义。
——【俄】波•戈洛夫

1957年的刘宾雁虽然无法预知,这片乌云、这道阴影,将要把他与整个中国笼罩,但他的历史感和良知力已使他无意间走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异端——政治反对派和“革命良心”的行列。在半个多世纪中,欧洲和俄国的“温和”、“稳健派”们,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卢森堡到托洛茨基、布哈林、哥穆尔卡、达卡尔、贝林格(以及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在笃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反对革命万能,强调手段与目的一致性,警惕纪律、权威和暴力对革命的侵蚀;在可能条件下,注重民主、法制和人道主义,尽力把自由解放的伟大理想贯穿于整个历史进程,体现于全部社会环节和每一个人身上。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观上反对资本主义,在精神、思想和个人修养上,对西方和人类文明并无全盘否定和彻底决裂的僵硬立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就有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对人性的丰富和创造性乃至信仰世界,保持着基本的理解和尊重。“革命的良心”是崇尚暴力、流言和专制的共产革命的自我矫正剂和文明底线。它的所有成员,无一不是悲剧结局,从而构成现代人类的一个特殊群体。革命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像,在狂热牺牲和无限仇恨的洪水中,人类常情、理性和人道的本性,不可避免地要施予必需的节制和抚慰,使革命固有的正义和崇高不至于完全荡然无存,并在浩劫的荒原上给后人留下文明和人性的种子。刘宾雁在经历、道德、气质和人格结构上,是“革命的良心”在中国的天然候选人。

历史表明,正是这种源于人类本性和欧洲现代普世价值的“革命的良心”,使共产主义一度拥有几乎难以抗拒的道德力量和理想光环,无数男女为之前仆后继,不绝如缕。正是“革命的良心”焕发出的激情和献身精神,一度创造了使西方资本主义相形见绌的另一种世界性文明;也正是这份“革命的良心”导引出有史以来最大的异端审判和同类相残。数以十万、百万计的“革命的良心”被罢绌,放逐,批斗,逮捕,处决,并且殃及亲友。斯大林、毛泽东们在清洗和镇压自己的“战友和同志”时,所消耗的历史能量、国家资源之不计代价,所编造的罪名、谎言之离奇荒诞,所煽动的仇恨、杀戮之变态血腥,所遗存的苦难、死亡和祸患之深重久远,在人类历史上都无出其右。

1957年前夕,刘宾雁刚刚跨过“而立之年”,官拜“高干”,家庭美满,雄姿英发,前程远大。在令人艳羡的人生背后,命运之手已经悄然起动,把他推往危途与险境。一柄巨大的十字架正在中国大地竖起,刘宾雁注定将成为中国十字架背负大军中最艰辛最强壮最忠实的一员。

反右运动将迎来它的五十周年大祭。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刘宾雁的作品堪称经典。《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和《上海在深思》三篇报告文学曾轰动全国,刘宾雁一夜之间成为中国文坛和新闻界名人,被称为中国社会“革新者”。近五十年后,刘宾雁回顾道,这三篇报导“成为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家的主要任务是‘歌颂光明’,而不是‘暴露黑暗’以来,第一次批判共产党本身问题的作品。”巨大的反响使他“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作冲动,我觉得我能说出前人和别人没有说出的话,我觉得中国社会好像在期待我的作品,我必须用自己的笔刺破和扫荡长期笼罩在中国上空的某种烟雾,它压抑着人们的创造精神,并使人们的视野变得朦胧起来,把似是而非的东西看作真理。”

刘宾雁在1957年前的全部文学创作,集中在下述主题上: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发出告诫,警惕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出现,防止官僚主义、特权思想、“把中国的全部事情都管起来”的自大狂以及对人民地位、权利的真实确认。但他还远远没有对毛泽东本人和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任何动摇。相反,他对毛泽东寄予莫大希望,认为后者会用扩大民主(《论十大关系》)和鼓励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避免斯大林滥用权力,违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悲剧。他甚至直接致信毛泽东,引用古罗马哲人的话告诫毛泽东保护中国人的自由和民主:“为了取火,免不了生烟,聪明人灭烟而取火,傻瓜则把火与烟一起扑灭。”1957年的刘宾雁“实在是太痴了,太相信毛泽东了,因而根本不会猜疑上海和全国正热热闹闹展开的鸣放不过是他一手制定的‘引蛇出洞’的政治大阴谋,一个大陷阱正在我脚下张着大嘴!”

无论党内党外,比刘宾雁资历更深,声名更显赫,才气更逼人者何止千万,而刘宾雁成为了天字第一号右派,历史影响最广远最持久的右派。他似乎生来领有一项义务:触怒偶像,冒犯独裁者。他身材魁梧,贵族式的仪表,硕大的头颅,饱满的天庭,挺拔笔直的鼻梁,声调浑厚宏亮。更致命的,他是一只自由之鸟,对一切生命的奇迹怀有恋人般的爱慕,在其潮起潮落、大悲大壮的坎坷人生中,跳动着一颗天生内向、忧郁、极富感受性、诗人般的心灵。这种美善的诗人气质一旦朝向人世与社会,就必然冲撞现实中的黑暗、压抑、专横和虚伪。刘宾雁的噩运甚至常常起于他的姿态、气味、手势、眼光、语音……。1957年,催促他疾步于中国历史舞台中心的,当然不只是这些个人的原因。尽管还有些模糊,不彻底,没有理论体系,但刘宾雁已经无意间卷进中国命运的漩流,撞进血泪汹涌的历史大辩论中,其核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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