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从不喜欢那些被称为伟大的历史活动家、国家政权活动家、征服者，我从来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伟大，并且否定在那些卑劣的领域（如国家）出现天才的可能性。
——【俄】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别尔嘉耶夫
身为逃亡关外的山东人后裔，刘宾雁敏于世道人心；家道中落，少年辍学而寄人篱下，刘宾雁灵心善感，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叛逆精神遂成气质；刚直厚道的父亲、慈爱坚韧的母亲立下的人生矜式是他一生的恩荣；张学良治下的“自由主义”和“亡国奴”的民族忧患带给刘宾雁厌恶一切压抑和禁忌的脾性；反日地下工作锤炼了他献身祖国解放和社会进步初恋般的纯情志向；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俄罗斯文学的早期阅读和旧中国触目可及的贫穷与积弊，使刘宾雁倾向共产主义，并加入共产党。打着毛泽东们烙印的中共武装革命派在二十多年间掀起的腥风雨血，从中滋长蔓延尔后定型为中共本性和风范的暴力哲学、权术谋略、偶像崇拜和历史自大狂，都从未毒害过刘宾雁的头脑。相反，刘宾雁与从井冈山和延安沿袭的专横、不近人情和暴力倾向格格不入。“解放区”个人生活和人道主义的萎缩，某种政治神秘化和官僚特权的萌芽，都在刘宾雁心里产生第一轮惊讶和反感。他曾生平第一次目睹拷打地主，瓜分“浮财”，领教了革命者一旦掌权后的狂妄和虚伪。两次遭到隔离审察，更使他对这场革命及其胜利开始保持一丝独立、清醒的怀疑。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声嘶力竭地宣称新政权成立，绝大部分国民和知识界或无限陶醉或惊恐万状于这天翻地覆式的天下大变时，刘宾雁竟无特别的激动和意外。革命胜利之于他如同呼吸俯仰一般自然、合乎人情天道，——他已在年轻的心胸兀自预构了一个新中国：自由，平等，民主，富强……，尤其要有富于人道，尊重个人。留待未来的，是践履并兑现革命许下的全部庄严承诺。1986年9月2日，在接受《深圳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刘宾雁回记说：“千千万万的人，包括我个人在内，都是在自由和幸福的感召下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的，很多人就牺牲在这个口号上。在日本统治时期，我们在天津唱的一首歌是《毛泽东之歌》，第一句是‘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这歌最后一句是‘建设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同属一个革命营垒，同是共产党人，刘宾雁与毛泽东们其实属于截然不同的类型。至少在1957年，他们对新中国拥有迥然各异的感情和认识。在刘宾雁心中，新中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真实、完全、永远地属于全体人民，国家和人民第一次成为一个历史共同体。毛泽东们要复杂得多。民族、人民与国家合三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这个新天下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那“最高纲领”、实现“最高理想”的工具。
1949年的全面军事胜利，其后三年对旧中国残余势力（士绅、地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社会基础以及所有民间自治团体）的全国性镇压，以及同期开始对农村和农民的土地掠夺，1956年对全体资产所有者的超法律超经济劫持等国内“成就”，与朝鲜战争、斯大林去世、国民党对台湾的固守以及赫鲁晓夫局部非斯大林化等域外事变一起，共同促进了毛泽东们崭新的建国理念和世界战略：把中国建设成斯大林曾经建立而远非完善的现代极权主义大国，最终取代斯大林和苏俄，把毛式中国革命推广到全世界。
欲达此目的，必须坚持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共产党的绝对统治；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必须坚持虽然产自西方、却是唯一能表明其历史合法性的世界性思想体系和国家制度——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
欲达此目的，必须建立起高度垄断、半军事化的统制经济；必须优先发展军事工业、核工业、重工业；必须扫荡与传统中国和西方文明有关的一切历史遗存、像征、符号、内心记忆；必须建立起一个领袖至上，顺从权威，崇拜偶像，泯灭了任何私欲、私利、私念、私心的现代兵营—奴隶社会；监狱、告密、控制、惩罚、恐怖必须上升为社会制度并进入日常生活；一切个人财产、利益、欲望、私生活都必须悉数剥夺；一切个人意志、自由、权利、思想都必须严加防范；一切犹豫、怀疑、动摇和反叛都必须无情镇压。
从最高的历史善意和最客观的中国处境出发，毛泽东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并不只是一群丧尽天良的狂人疯子不可理喻的怪诞表演。在最极端的意义上，它们确实源自一百多年来迭遭侵凌、历经挫折、有数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人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特殊感受和特殊要求。正如希特勒一度代表了德国民族的挫败感和这个民族因受刺激受伤害而激发的巨大精力一样，毛泽东们几乎同样难于抵御地接受了二十世纪弥漫全球的社会极权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暴政而非自由，独裁而非民主，战争而非和平地获取个人、政党、民族和国家在地球上的最大份额，由此而诱使和强制中国人为这一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业”而共同奋斗（在亚洲，惟日本曾梦想建立一个由天皇领导、大和民族统治的“黄种人罗马帝国”，蒙古鞑靼军事专制铁蹄横扫欧亚后又一轮血腥“黄祸”）。
在毛泽东们眼中，既然能够用暴力（只能用暴力！）打下一个中国，也能够用暴力（只能用暴力！）打下一个世界。中国如此之大，他们据此舞台，就一定要上演一场空前绝后的历史活剧。它的序幕是：砸碎旧世界，中国和全世界的；它的高潮是：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中国和全世界的；它的不二道具是：暴力、专制、谎言，中国和全世界的；它的死敌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中国和全世界的；它的终场是：赤色世界升起一轮红太阳。
这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真实含意。用西方最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之“精”，“射”中国革命之“卵”，从而一举改造中国与世界，这就是毛泽东们对中国命运的特殊领悟。
毫无疑问，毛泽东们极其真诚而坚定地相信，这才是中国革命的真正理想，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凡是效忠于这种理想和使命的，就是历史进步的“选民”，合符最高的历史道德；凡是反对它们的，就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叛逆和罪犯，而必须给予最严厉的打击，无情地消灭。
毛泽东们特有的豪迈、气魄、乐观、坚韧，他们特有的历史观、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一以贯之、万变不离其宗的思想、方针、战略、政策，盖源于这一理想和使命。他们是代表历史和人民来履行古今中外一切大独裁者、征服者都未曾实现的伟大梦想。这是秦始皇、成吉思汗、拿破仑、希特勒未尽的事业，比他们更伟大，更光荣，更正确。
不明乎此，便无法理解，从1949到1976年间毛泽东们的所言所行，何以那般血腥残暴无法无天而无所节制无所忏悔。“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危迫，“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亢奋，“扫除一切害人虫”、“环球同此凉热”的凶恶狂妄，都不仅仅是一名妄想狂浪漫诗人的恐怖谵符。
不明乎此，便无法理解，何以在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饥馑，哀鸿遍野的惨憟年代，毛泽东们仍然不计工本地向古巴、阿尔巴尼亚、柬埔寨、北朝鲜等邪恶政权输出民脂民膏、武器和毛式革命；何以不顾人民死活和国际核裁军呼声，以举国之力研制原子弹、氢弹以及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直到今天，“两弹一星”的“元勋”还是中国亿万人民仰慕不已的“民族英雄”。萨哈罗夫式的良知和智慧，至今不能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何以在全体中国人奴隶式地匍匐爬行了几十年后，还需再来一次登峰造极的现代造神——奴化运动，直到其全部邪恶和狂妄恣意喷发完毕而天怒人怨后，才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而颓然坠地。
不明乎此，便无法理解，毛泽东们何故如敬考妣似地祭重秦始皇而如视寇雠似地贬斥孔夫子；何故在军事占领和经济垄断外，还以其毕生的精力改造、统一全体中国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灵魂；何故在百废待兴、亟需知识界鼎力参予的一九五七年，蓄谋发动一场对知识界的政治围剿和精神凌迟。
三
要想实现这个胆大妄为的原则（人可以为所欲为）和“自己亲手”建造巴比伦塔的理想，正如《国际歌》所唱的那样，就必须压制一切现实的自由，必须否定人的存在的一切精神本原和基础。社会主义是人类伟大造反行动的最终结果，同时也是它完全筋疲力尽的结果——撇家失业、世代漂泊的浪子精神完全空虚的结果。
——【俄】谢苗•路德维果维奇•弗兰克
1957年，从旧中国过来的社会名流和学界领袖们虽然没有像刘宾雁那样，实地感受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后果，直接经历揭露斯大林主义罪恶的政治地震，但从二十年代初直到四十年代末，俄国革命的暴力纪录和斯大林主义的真相，一直是中国独立新闻界和知识界可以公开报导和讨论的话题，他们对中共和毛泽东的认识也更深入、更全面；绝非一片天真、迂阔，不谙时世，对毛泽东和中共的专制传统并非全然无知。但他们“不敢忘天下”的本性实在难以违抗，中国社会演变的实际情形与他们预期的目标已出现严重的背反，当局的“鸣放”呼吁和“双百”方针，实在教他们难于想象竟是一个噩梦般的“阳谋”。他们发表了至今切用于中国的高见和谠论，表现了纯正的士大夫本色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是孔孟、尤其民国以来知识界在中国土地上最后一次躬行直道、关怀天下的悲壮试法。
事实上，在毛泽东们看来，1957年大右派们的言论之所以必须予以彻底禁绝（从来没有得到严肃的讨论），就是因为它们纯粹属于旧中国被推翻阶级的挣扎和反扑，本来就在取缔之列。章伯钧所提“政治设计院”，罗隆基所提“相互监督、长期共存何以实施”，章乃器所提“马克思议绝不‘神’化一个人或一个阶级，也绝不‘魔’化一个人或一个阶级”，林希翎所提“人民不是阿斗”，陈新桂所提“无产阶级专政是三个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储安平所提“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陈铭枢所提“取消学校党委制”，葛佩琦所提“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不要共产党领导，人民也不会卖国”……，在毛泽东们眼中，这些言论不是荒诞不经，不识时务，而是反动至极，必须把它们与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彻底隔绝。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葛佩琦曾经用更为严厉的措辞喝斥国民党、蒋中正，批评美国和苏俄，作为旧中国国是派和清流派的著名代表而名扬四海。1957年，他们完全错制了形势，误读了毛泽东们的动机，高估了毛泽东们的“雅量”。他们不到半年时间的“鸣放”，换来的是二十二年的屈辱和整个知识界几代人的沉默（他们即使缄默如石，竭尽归顺效忠，也断无任何其他结局）。毛泽东为反右运动作出的定性结论，虽然肯定不为他们理解和接受，却真实地道出了新中国统治者与旧中国统治者全然不同的国家观、世界观，道出了毛泽东们异常明晰、确切的预谋：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和国际上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毛泽东：《1957年夏季的形势》
历史潮流变了，社会制度变了，国家性质变了，民族使命变了。无辜、正直、满腹经纶的老右派们确实难以理喻、甚至难于与闻，究竟是什么原因和力量、什么样的“历史的铁扫帚”把他们如此绝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1957年的较量，无论是阴谋还是阳谋，抑或阴阳两谋俱用，无论多么无耻卑鄙，毛泽东们是大获全胜了。毛泽东告诫他的同僚：“我们应当看得远一点，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应当承认，1957年中国知识界的惨败、毛泽东们的完胜，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真正来临。旧中国最负盛望的知识界名流、权威的遽然消失，为新中国新理想新使命扫开了最后一个障碍。1940年夏，巴黎陷落，法国投降，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时，竟兴奋得跳起舞来。1957年秋，当全体右派被开始“批判”、“围剿”、“劳改”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每周一次数舞会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
1957年反右运动是毛泽东们无与伦比的政治首创，奠定了毛式共产党中国最富独创性的特征：个人独裁＋一党专制＋军事－经济垄断—＋大规模、长时间群众性政治动＋意识形态至上。没有最后两项，再强悍再庞大的物质与制度力量，都可能毁于一旦。
1957年，旧中国知识界滑铁卢式的败出，标志着孔孟以来两千年多年士大夫关怀天下传统的终结，毛泽东们似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逻辑和愿望，把中国引向他们安排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