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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的遗产(12)

十七

我们仍然同心同德……
并将再度踏上孤独而忧伤的征途。
不倦地呼号真理——
哪怕希望扬长而去,人们毫不眷顾!
——【俄】尼古拉·普拉东诺维奇·奥加辽夫

欧洲启蒙运动的战斗口号是:Sapere ande!(勇敢地成为智者吧!)大胆地运用自己的才智!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对武器和暴力的崇拜曾使人民血流成河。苏俄、中国实行共产极权主义的国家,只能转向新的唯一的生存之道、思维之道和言说之道。通过出自人性天良和善意的持续努力,使社会逐渐认同下述寻常而益于自己的道理:使用理智和言辞来代替仇恨和暴力,给思想和精神以足够的自由与尊重,特别要容忍和善待异端,保护并鼓励批判的权利。

批判应成为“共同生存”最重要、最经常、最易于为全社会所接受的“生活方式”,高压、顺从、蒙蔽、盲动,空诺、愤懑、独揽、疏远……一切我们生活中恶性的社会循环被公正、积极、坦率、真诚的批判精神、批判意志、批判方法取代。权力等于真理、权力凌驾于真理之上的颠倒应当结束。权力首先应当成为批判的对像。从康德以来,从马克思以来,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指示着一条真理,脱离了批判的权力,无一幸免地会成为全社会最可怕的异己力量。任何政府、政党、政治理论、社会生活、人际关系,都无权拒绝广泛的批判。在这个时代,批判不再只是纯粹思辨中的扬弃,不再是少数人对世界的思维形式,更不应再是权力和利益侵占者维护私欲、实行思想镇压的工具,而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参予社会生活、体现自身价值的共同前提,批判将成为时代文明与进步的标志。

判断我们是否临近(按历史尺度计算)一个批判社会,除了我们时代的整体状况外,另一个主要依据是一批批判先驱的出现。就批判的深刻、坦率、广泛而言,刘宾雁是当代中国最值得注目的人物之一。

伟大的康德把自主原则和独立性作为批判精神的终极基础,强调从“接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履行个体生命的最高权威:自决。一切文明、道德、理想和外在关系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且只能由它来检验。

独立性在西方基督教神学中最终体现为“上帝在我心中”;在牛顿、莱布尼茨、爱因斯坦那里,体现为相信物质世界是一种秩序,在根本上与我们的精神世界可以统一;在哥白尼、伽利略那里体现为否认认识最高真理是一种能够垄断的世俗权利;在雨果、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那里,体现为对人道主义和理性力量的肯定。在刘宾雁那里,最高的独立性乃是对当代中国最重大问题的关注、思考和批判上,这些问题是:

一、从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七十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象样的说明,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示、而且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一种国家、一种制度、一种模式”;

二、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几十年来,中国人为了几个概念付出了重大代价乃至生命的牺牲,中国进行着一声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⒈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完美无缺的吗?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成不变?⒊共产党绝对永远不犯错误?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必须一刀两断?

三、中国极左问题的实质、核心是否定人,它是一种东方的、中国的、掌权的极左;

四、中国人道德、精神素质的历史性退化;

五、中国文学除了歌功颂德外,出现了“跟中国人民的革命没有任何瓜葛,同大多数中国人所关心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遗忘中国人”的现像;

六、广义、宏观意义上的人民是不会有错误的,假如党性和人民性发生了矛盾,那就是这个党本身出了问题;

七、1957年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反右派运动要写上五十年,文化大革命要写一百年;

八、在中国,有多大程度的公开,就有多大程度的民主,民主就是选择的权利;

九、当今中国有两个历史过程正在同时进行,一是自上而下、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的经济改革,另一个是从下而上成千上万的人从农民变为非农民,从人身依附或者人身半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可以说是土地改革以来第二次成为独立、自由的人。中国的历史,归根结蒂决定后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自发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民间的、社会的力量,将越来越显示其作用。

十、用一句话为概括上述几方面,就是必须跟踪一个问题,研究、追寻它,它是怎样形成的,它今天在各个不同领域内什么形式继续干扰、破坏中国的进步,使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直到今天每迈出一步还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毫无疑问,刘宾雁批判思想的内容是可以商榷的,其中有重要的遗漏,例如宪法问题、法制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外交、宗教、经济、性等,又如“人民不会出错”、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关系是否可以按“上”、“下”这个概念来划分,等等。

而从批判这一当代中国人最欠缺的精神品质出发,应当高度评价刘宾雁身上体现出来的独立性。许多人都注意到,刘宾雁很少对中国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很少征引理论术语,以至于人们常常困惑于这个事实:刘宾雁批判思维的立场是什么?武器是什么?方法是什么?刘宾雁本人究竟属于哪一种思想体系?

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回答。然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刘宾雁对若干中国大事进行批判思考,却反常地缺乏理论分析,这决不是由于他不懂得理论,没有思想。相反,刘宾雁在相当高的程度上谙熟社会科学。正因为如此,他早已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古今中外任何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加在一起也不行。因为外部世界在自由发展理论的几十年间(人们通常认为,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在西方建立主要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如罗素、爱因斯坦、克罗齐、柏格森、弗洛伊德、怀特海、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卡那普、维特根斯坦、马尔塞勒杜威、汤因比、蒂里希、拉康、马尔库塞、弗洛姆波普、海森堡、萨特等西方知识分子,他们对自己的时代一直保持着充分的批判态度,对人类的重大问题了解得十分透彻,对西方世界及人类社会的危机和发展保持着高度的道义责任感和深刻的忧虑),中国以非常特别的方式发展出非常特殊的现实,这一历史的不平衡造成了对当代中国进行批判思考的“悖论”:中国当代史的批判反思不能没有理论,但任何理论都只能歪曲对中国当代史的批判反思。

上面括号中的西方智者还可以罗列开去,其中像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人都来过中国,他们的印像和分析基本不离谱。道理很简单,旧中国是一个虽然积弊丛生但并不封闭、风雨飘摇却从不拒绝自由与人道的社会。而萨特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倾倒于毛式极权狂欢表演,至今令人恶心。另一名法国人、法兰克福派领袖列菲弗尔,尽管对斯大林主义有过批判,但对毛泽东的理解,实在乏善可陈。他认为,毛泽东一系列政治运动(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革命)“表现了艺术和政治之间的一种融合”。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性”和“丰富性”、尤其是它的“暴力节日”,“应该列于世界性的经验之中”。西方在认识新中国上,至今停留在隔靴搔痒、纸上谈兵的水平上,——探讨中国命运,本来不是西方的责任。

事实上,中国确实像一个巨大的试验室,人类历史上各种理论都在这里渗透,其中交织着两种相互排斥又相互纠缠的分裂:传统文化竭力抗拒西方文化的攻势,但是经过1919年“五•四”以来的反复较量,中国人意识到,不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广义而言,包括科学、技术、国家结构、经济制度、政党组织、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社会规则,等等),中国人就可能被开除“球籍”。于是绵延几千年的历史共同体分裂为民族生命和民族文化两部分(这一过程十分漫长,当代中国人正继续处于这种分裂之中)。第二次分裂是在第一次分裂开始而远未结束后,又在另一个领域、以另一种方式开始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定为中国国家生活的基础。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无论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巨大的差别而与西方文化有深刻的联系。只是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反对西方文化,中国人又被迫接受西方文化内部经受着的新的分裂。

总之,中国是如此一目了然,简单至极,中国又是如此复杂神秘,难以理喻。在中国,每一个命题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反题,中国充满了“悖论”,中国真是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圈”(Mcoiusstrip)。于是,对中国问题有兴趣的智者宁愿相信直觉。独立思考加上多年观察、思考以及丰富坎坷的人生经验、社会阅历,是刘宾雁的主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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