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凤凰，只在火里歌唱！
冰的篝火；火的喷泉！
我高高地竖起我自己高高的身躯，
我高高地举起我自己高高的
交谈者和继承者的天职！
——[俄]玛琳娜•茨维塔耶娃
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上出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历史进程：苏联、中国等国生活在共产主义铁幕后面的亿万男女，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命运，开始投身一场攸关人类安危祸福的自由解放运动。这是西方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和美国革命以来，另一半球上无数生灵穿越另一种中世纪黑暗，复活自己本性与尊严并转向现代文明的伟大进军。
这一次世界性的启蒙与复兴运动，继承着五百年前欧洲精神革新的伟大传统，同样波澜壮阔，艰苦卓绝，惊天地泣鬼神，却不是它异时异地的简单重复。这次同样求取人类生命目的的历史进程，面临的处境更为诡异复杂，它要实现的理想更为高远。如果共产极权社会里自由迟迟不能实现，以至人们宁愿忍受专制，放弃对神圣理想的追求，甚至觉得专制奴役只要不太严酷，也许比把一切委托给个人的自由选择，更符合天道与人情，那么，世界将永远一半光明，一半黑暗，后者固然可悲，前者未必真正幸福。——人类的伟大本性已再次得到印证：自由和幸福必须是普世性的，救赎和福音必须及于每一个人。昊天垂降于在浩瀚宇宙中孤独运行的这个高级物种以最善的恩典、最高的启示：人类命运不可分割。
从世界精神的总体时空结构看，苏联、中国出现的现代极权国家制度，其精神源头之一正是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唤起的巨大觉醒和希望里分孽出来的近代世界两大思潮：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专制统治根深蒂固的东方各国，欧洲近代文明的精华——自由、平等、独立、博爱以建基于个人权益之上的制度设计，几乎必然蜕化为某种整体主义和共同意志，演变成一项鄙俗粗野却拥有巨大历史正义的普遍权利，凝固成马基雅维里式的暴民社会和成吉思汗式的暴君统治，最后泛滥成一种新的千禧福音，声称唯有它才真正解决了“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终结了“存在和本质，对像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从而标志着人类从自私渺小堕落孤绝的“史前时代”走向“人性全面复归”和“所有人自由”的黄金时代。
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体系崩溃、冷战和西方内部的文明危机，适时而有力地促成了共产极权制度作为非西方国家道路选择和世界战略定位的某种历史宿命。事实上，整整两代人时间中，东、西方之间，专制与民主，独裁与自由，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之间的世界性逐鹿，胜负兴亡的优势并不总在后者一边。
人类在核浩劫的梦魇笼罩中，面对集体毁灭启示录般的清晰图景，颤栗觳觫，本能滋生出空前恐怖的虚无主义和末世感。它们大幅消解着千百年来被遵奉被践行的基本信条，人性和文明本身遭到倾覆性毁谤。曾经维系并改善了世界的传统价值体系几乎土崩瓦解。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全球性礼崩乐坏时代，一切关于理想、殉道和救赎的言行，所有曾经支撑和激励人们走向永恒自由和无限光明的奋斗精神，似乎都只剩下已经逝去的微茫回音，露出吉凶难卜的黯淡前景。
人类现代命运一度系于已获自由国家对文明的坚守和承诺，更深刻、更重大的转机，则始于共产主义国家中缓慢而坚定、苦难而英勇的自由进程。与曾经点燃了近代人类自由火炬的但丁、哥白尼、路德、弥尔顿、洛克、伏尔泰、康德、雨果、潘恩、杰佛逊等西方先驱遥相呼应，共产主义世界也为现代人类贡献了自己的精神英雄：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阿马利里克、麦德维杰夫、阿夫托尔哈诺夫、吉拉斯、柯拉科夫斯基、瓦文萨、哈维尔、戈尔巴乔夫……，以及中国的刘宾雁。
如果圣徒们呼唤我：
“你丢下俄罗斯，到天堂里来生活！”
我就说：“我不要天堂，
我只要我的祖国。”
——[俄]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叶赛宁
由于东正教传统、地缘关系和大批使徒、先知的奋斗，俄国经过七十四年血流成河的苦难历程，终于挣脱了共产主义的锁链和尸衣。专制主义开始在这个前欧亚帝国退潮，与苍天同色的自由正在复活饱受折磨的俄罗斯灵魂。尽管还有无数变数，自由在俄罗斯的悲壮降临，使地球上最辽阔的土地进入了历史破晓时分，自由、光明和希望已开始把俄罗斯与西方连成一片。
现在轮到中国了。世界救赎的路标明显地指向了中国。占人类四分之一的最大生命共同体，何去何从，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关切。因为历史传统和文明的独特，因为中国现代社会各种固有矛盾和外来思潮无出其右的“共时性”，因为中国专制暴政特殊的历史成因，因为若干内外偶然事变，因为自身的道德退化和精神沦丧，中国人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困厄纷至。中国始终没有来到那个历史豁口：一场现代精神洗礼造就普遍的现代觉醒和现代意识，不仅文化界精英、而且民众和统治者们都超越出专制主义的樊篱。中国仍然停留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门槛内，无数人的苦难和拯救，还须以十字架的形式由个别殉道者来背负。虽然被人们在内心赞叹、仰慕，但他们常常是在充满苦难、孤独、叹息和失望的绝境中，履行自己的使命，以悲剧的目光和孤绝的姿态，背负中国的十字架。
刘宾雁在这一历程中，起身最早，走得最远，留下了沉重而珍稀的遗产。
一
即使我们被无形的锁链
永远禁锢在异地的海岸，
我们仍应戴着锁链独自
完成神灵所描绘的循环。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耶夫
1949年以后的中国，既是中国近、现代各种历史力量错综影响、急剧变异的结果，又是世界现代历史、尤其苏俄十月革命在东亚延伸撞击的直接产物。西方最激进的社会思潮经由严寒而专制的苏俄传输并入主中国，不仅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意外，也是世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异像。
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被从两名俄国人（列宁、斯大林，其精神先驱是罗伯斯庇尔、梅特涅、魏特林、布朗基、黑格尔、马克思等欧洲激进派和涅恰耶夫、巴枯宁、特卡切夫、拉甫洛夫等俄国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暴力恐怖主义）那里引入的历史哲学和世界意识所征服，建立起一个与自身数千年传统和西方主流文明迥然不同的苏俄式社会制度和国家形态。这确实是一个新中国，新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法律制度，新的文化、风尚、道德、生活方式，新的统治和被统治者，新的命运和使命，新的苦难和罪恶。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变得如此政治化，具有如此热狂的天下关怀，成为举世罕见的意识形态物种。但关涉亿万中国人生死祸福的重大历史现像和事件，却是中国人最陌生最隔膜的国家机密，独裁者秘不示人的统治法器。中国人对自身命运和家国天下知悉干预的天赋人权，长期被褫夺。历史虚无主义对一个拥有悠久修史传统和优良历史记忆的民族的胜利，并非某种历史精神官能症（集体失忆等），而是贯穿几代中国人、藐似隐秘无言实则虑心积累精心安排的结果。
中国的特殊劫难在于，动辄数以万计的性命无端消失后，幸存者、目击者、亲历者通常要煎熬多年后，才从各种偶然机缘中窥见当年巨大惨剧之一角。而从哈佛到牛津，从白宫、艾丽舍宫到克里姆林宫，西方和苏俄政客、外交官、汉学家和中国通几乎成了中国历史的揭秘者，中国命运的预告人。
历史的严峻在于，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漫长的磨难和巨量的冤苦，体验令人窒息的无边寂寞，任何纯正的同情心和客观理性，任何外来学说、主义、正教，都难以真正洞悉中国，都不可能导引中国走上大道。严酷的历史逻辑是，如果中国人不能独立完成自我认识和审判的工作，不能正视自己的惨痛教训，不能把自己的罪恶和荒诞记录在档，不能完成必须的清算和审判，不能产生应有的忏悔和宽恕，不能对自己的危机和凶兆敲响最后的警钟，这个民族就必定要坠入完全失控彻底崩溃的深渊，并祸及全世界。中国最诡谲的反讽是，中国最亟需最可贵的“认识你自己”的任务，却是中国最敏感、最危殆、最充满风险因而最需要勇气和智慧的事业，其难度其意义并不亚于哥白尼对日心说、哥伦布对新大陆、爱因斯坦对质能互变、索尔仁尼琴对古拉格群岛的发现。
刘宾雁八十年生命的支点，六十余年文学创作的唯一母题，二十二年右派生涯的渊源和希望，八年“为人民写作”的激情，以及十八年流亡岁月的心灵旨归，都可一言以蔽之：发现1949年以后的中国。
与欧洲、俄罗斯一样，二十世纪中国的自我审问，主要由知识界发动。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王国维、鲁迅（其地位、身份、影响正日益受到置疑）不仅推动了现代启蒙和新文化运动，而且成为时代危机和社会潮流的警示者，甚至民族魄魂和国家兴亡的托命人。他们关心和研究的是重大而峻急的国族大事：列强环伺、不平等条约、国民性、民族、民生、民权、党争、割据、宪政、军队国家化、乡村建设、劳工保障、阶级对立和协调，文字改革、普及教育……。从晚清政权到民国初建到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政客、官僚、军阀、党棍们不一定接受并推行知识界的主张，但后者的言论空间和社会影响力，从来没有遭到严重的挑战。即使掌握了国家政权和军事强权的蒋中正，也对知识界尊重有加。史量才、沈钧儒、马寅初、闻一多等受到权势当局羞辱迫害的知识分子，则成为举国景仰的英髦节士。
1949年后，这一切迅速成为历史陈迹。从孔子以来，“士不可不弘毅”、“仁以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传统变得不合时宜；“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思想的自由，精神的独立”，几乎成为头等国事罪。除了流寓台、港和海外的胡适之、张君励、钱穆、唐君毅等人外，迎候新政权和滞留大陆的整个知识界，都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不仅不再拥有任何优越感和发言权，而且迅速沦为中国历史上最卑贱最悲惨的末代学人。传统中国世代传袭的精神谱系和道德范式已经无人能够遵从，家国天下诸事再也不容他们置喙。
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与那个赐予他们生命、人格、学养和尊严又使他们困惑、忧虑、割舍不去的旧中国划清界线；与他们安身立命不可离弃的书生本色、君子之道和臧否时政、抗议流弊的权利，以及清高、孤傲乃至隐居山林、行吟江湖的人生退路示目暗别。除梁漱溟、陈寅恪、熊十力极个别“最后的士大夫”敢于且能够不惮孤寂甚至不畏强暴而以身殉道外，全部知识界只剩下一种身份、一条活路，即作为旧制度旧文化的残余像征，接受改造、凌辱、围剿和死亡，以证明新政权新制度的必然、先进和神圣。郭沫若、冯友兰、老舍等人除了歌功颂德外已经不知文字尚有其他功能。胡乔木、邓力群、张春桥、姚文元一类文化鹰犬则遥承申不害、李斯、侯览、魏忠贤和托玛斯•阿奎那、加尔文、戈培尔、维辛斯基、日丹诺夫“宗教大法官”遗风，以戕害同类为能事，极尽卑劣残忍以维护专制，为虎作伥而无耻丧德，留下中国自有“文人”以来不曾有过的劣行恶状，千载之下，犹为人不齿。
经过《武训传》批判、《红楼梦》批判、《文汇报》批判和胡风批判后，毛泽东们在1957年开始对知识界大开杀戒。在全部知识界遭逢灭顶之灾，六亿中国人开始次第进入精神焚尸炉的1957年，刘宾雁站到了蒙难队伍的最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