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习近平应该回到邓小平的外交路线上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佛罗里达会谈的许多具体成果还有待时间检验,但是“特习会”后中国政府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态度转变和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软化是一个积极的征兆。在叙利亚的问题上,习近平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站在一起对抗国际文明社会;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更加积极的合作姿态。希望习近平的美国之行能够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转折点,从近年来奉行的那种一味显示大国肌肉的“鲁莽型外交”回到邓小平的以为国家发展争取和平环境的务实主义的外交路线上来。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虽然也有一些实用主义的因素,但是总体上秉持了毛本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毛泽东将中国外交当作个人充当世界精神领袖的一个工具,积极向外输出他的激进的意识形态。他虽然也在面临苏联进攻的危急关头,明智地接受了美国伸出的橄榄枝,向美国开启了交往的大门,但是他的总体外交政策是围绕着他本人的意识形态标准、个人的好恶和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的个人野心的。这样的外交路线与当时激进的国内政治经济路线交织,不仅没有为中国带来经济发展,而且也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尊严。

邓小平复出之后,从毛泽东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他虽然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进一步退两步,拒绝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但是在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上却是秉持开放态度的。邓小平的外交路线总体来讲是以实用主义为特色的,是以争取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为目标的,是摒弃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是放弃充当国际社会的政治领袖的个人野心的。这样的务实外交方针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争取了至少四十年的时间,为中国的成长壮大赢得了大量的国际资源和广阔空间,也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声誉。

重新上台不久,邓小平就果断地抛弃了阿尔巴尼亚、越南、红色高棉等那些拒绝向文明世界开放的共产党小兄弟;疏远了北方邻居朝鲜的金家王朝;停止了对在东南亚地区制造麻烦的共产党游击队和广播电台的财政支持;与主张改革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会见。与此同时,他不顾朝鲜和阿拉伯世界的反对,与韩国、以色列等建交。在意识形态上,邓也改变了过去的立场,不向世界输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是采取在保持共产党统治的前提下逐步谨慎地开放。他还明智地减少军费、让国防开支为经济建设让路和人民生活让路。

江泽民、胡锦涛对邓小平的外交方针基本上是“萧规曹随”。虽然他们对待所谓的和平演变更加担心,但真正的目的只是维持共产党的统治而已,并没有改变邓小平制定的外交政策。习近平上台以来,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口号下加强集权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输出;一厢情愿地要与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老大哥”在国际舞台上结成联盟来对抗文明社会;在周边关系上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势;不断用“先军”政策来冲击经济建设。这些虽然带来了所谓的大国领袖的“荣耀”,但是却恶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

在现代国际社会和核武器时代,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是不会轻易遭受另一个大国的攻击的。除非中国希望现在就争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或者不顾国力去充当世界警察,否则当初邓小平提出的和平发展和“不当头”的外交方针仍然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中国需要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同时,切实推进政治改革,使中国成为政治文明、经济发达和科技强大的全面现代化文明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应该与国际社会一道,阻止和惩罚一切反人道、反文明的国家恐怖主义和极端教派恐怖主义行径。希望习近平对叙利亚和对朝鲜政策的改变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向利国利民的务实外交方针回归的一个开始。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