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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韩受晶,再说戚本禹

——史实的层次

一、从“正气歌”谈起

我们这一代人从初中起就读《正气歌》,许多人反复读过,很多人并不是将其单纯作为“诗”来读,它同时也作为我们人生的“座右铭”。

文天祥的《正气歌》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它不是宋玉的《风赋》,不是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不是李白的“清平乐”,也不是苏东坡的《念奴娇》所能比肩的——也许只有屈原的《离骚》能与之并肩。

但《离骚》太长不好懂,故能普及并流行的还是《正气歌》。

《正气歌》开篇就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好一派浩然正气,垂墨丹青,它代表着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主流民意”,它铸就了中华民族魂。

接着讲了许多“正气”史例,首先讲的“在齐太史简”这个原始的经典的史例。

公元前548年,齐崔杼弑君光,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之;其弟又书,崔杼又杀之;其次弟又书,崔杼又杀之;太史兄弟以书崔杼弑而死者三人矣,其次弟仍书,崔杼知正义之终不可磨灭,乃止不杀。

在这个经典的史例中,“史实”的表述呈现了鲜明的层次性:

⒈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王死了。

⒉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王死了,是被杀死的。

⒊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王死了,是被杀死的,杀死他的人是崔杼。

这三条都是“史实”,但是前两条刻意隐瞒了有关键意义的历史真相,这就是片面的“史实”,表面上看似乎也不是“伪史”,其实仍然是不同层次意义上的“伪史”,只有第三条才符合那个时代的史识。

其实,按照现代的史学观念,即使是这第三层次的“史实”仍然是有问题的。崔杼为什么弑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齐灵公对他的妻子棠姜已经勾搭成奸,在他的家中耍流氓。

而文天祥的“齐太史简”主要赞美的是史官们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高尚品质和坚持真理、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勇敢精神。

很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在当代人中实在太少了,但是并没有绝种。

在当代著名的戚本禹写了《评李秀成自述》后,田家英说:“这样的文章打死我也不会写”。田家英的话正是体现了“在齐太史简”这样的史学精神。

二、邂逅韩爱晶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天上午(临近中午),在深圳桑达大厦505室,周泉缨偕韩爱晶来访沈如槐。[1]

沈如槐对韩爱晶一向有看法,当周、韩二人一走进客厅沈即避入房间不予接待。笔者只好出面邀坐、倒茶,与之扯闲篇。

韩爱晶对笔者说:文革中他所领导的北航没有发生武斗,甚至没有打碎一块玻璃,但是他也被判了15年。于是他抱怨说:共产党对他不公。

北航在文革中是不是没有打碎一块玻璃?不敢说;但是北航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却是大家承认的事实。

从这一层次,老韩讲的是事实。

但是,韩爱晶所领导的“红卫兵政权”在北航有没有整死过无辜的群众?肯定是有的,而且也不止一个;“北航红旗”这一造反派组织作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多少坏事?韩爱晶都没有讲。

我当时出于排解他心结的动机,对他说:可是你们北航斗了彭德怀啊!

他说:是的。

我说:彭德怀是什么人?彭德怀是共产党的开国元勋,是民间老百姓所讲的天上武曲星下凡。你们斗了彭德怀,一是得罪了共产党;二是得罪了老百姓;三是得罪了天。何罪之无?

老韩朝周泉缨看看说:老胡说得也有道理啊!

周泉缨当时没有吭气。周与我虽是同派校友,但我们不熟悉。他一见沈如槐不搭理他们,就没有了情绪。

当时我们具体的对话并没有这样层次分明,但大概意思是绝对没有错的。

沈在房间里,他听着我们的对话;周坐在窗跟前,他对此有没有记忆?不能肯定。

后来,我看到韩在某些文章中曾叙述:北航批斗彭德怀的会,他不仅参加了,而且还打了彭德怀一耳光。对此,他也表示了悔恨,道歉、认错。

韩爱晶曾说:“比如我自己就有严重责任,辜负毛主席、周总理信任与培养。我没水平!批斗会上我还打过彭德怀元帅一耳光,给造反派抹黑!给文化革命抹黑,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抹黑。”[2]

当年在桑达大厦对话时,韩爱晶并没有谈到这个史实,我也不知道有这个史实,否则我还会作出更严厉得多的批评与指责。

那么,老韩已经认错了,悔恨了,道歉了,这一段“公案”是不是就可以到此完结了呢?

没有!

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史料:北航的那次内部小型批斗会,参加者有30多人,彭德怀被打翻在地好多次,被打断筋骨两根。

老韩参加了这次会,但不是主持人。

老韩说他打了彭德怀一耳光。我们姑且就相信他只打了一耳光,没有打第二下;也姑且相信他除了一耳光外没有对彭德怀额外地施于拳脚。

这些我们都相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都可以相信。至于老韩作为“北航红旗”的一把手,他在幕后是如何策划的?我们也可以不追究。

我们就事论事,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地进行分析与判断:

你作为一把手,所有的“打手”都是你的手下人,他们对彭德怀元帅的殴打,都是在你眼皮子底下发生的,难道这不都是你默许与怂恿的吗?

所以,你要承担责任的不仅仅是你那自己的一耳光,而是整个过程的全部殴打。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尤其是在你亲自出手打了那历史性的一耳光后,你手下的那些打手们究竟是冷静了,还是更疯狂了?究竟是“韩老六”[3]都已经出手了,这事就可以结束了?还是“韩老六”都已经出手了,咱们可以接着干?

你还要回答:在你出手前,彭德怀的筋骨有没有断?毫无疑问是没有,否则也可能已经停止了。正是在你出手后,你手下的打手们才更疯狂了,所以彭德怀才被打断了两根筋骨。

韩爱晶啊,韩爱晶!你的“道歉”也好,“认错”也好,如果到不了这个深度,就全都是假检查,真掩盖,不仅是蒙混历史,也是蒙混自己。

老韩的意思是说:我是有错误的,错误就这么一点点!

老胡说:不对,你的错误远不止这一点点,你的错误比你所说的要大很多倍。

从法律上讲,老韩被判了17年就已经为他的罪错付出了代价。这件事就无需再追究了。

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别再说假话。

你说了假话,我们就有责任戳穿你的假话。

法律上你已经承担了责任,但是在道德上你并没有及格的反省。

三、再谈戚本禹

每当人们批评并揭露戚本禹在“田家英命案”中的无耻表现时,戚本禹往往装着一副无辜而被冤枉的表情谈田家英对他的恩惠及他对田家英的感恩。

比如他说: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1957年“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此案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

在作了这样的铺垫后,戚本禹就开始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他为读者设置了这样一套逻辑:你们看啊!田家英对我戚本禹是有恩之人,我戚本禹对田家英也始终是感恩不尽的,我戚本禹怎么可能会构陷田家英呢?

如果按照一般的常识与逻辑,人们也就会相信了他戚本禹,或者半信半疑。

如果有人说:这个戚本禹啊,真不是个东西,田家英对他如此有恩,可是他仍然对田家英落井下石?

那么就能为他作一些辩护:这不大可能吧?戚本禹在大家面前对田家英可从来都是口口声声怀恩的。

笔者就认识有这样一位长者,他就是这样为戚本禹辩护的。

你还可能为他作这样的辩护:即使戚有不好的行为,那也是迫不得已啊!

这样一来,戚本禹当即就会顺竿儿爬:是啊!我也是无奈啊!

然后,戚就更进一步地为自己开脱:由于我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不敢说什么话。

如此这般,就中了戚本禹的奸计了,他的“中山狼”的本质就得不到昭揭了。

其实事实是田家英对戚不仅仅是有恩,有提携,有担当,同时也有阻击。

笔者所掌握的情况有两点:

⒈他与逄先知是一前一后被田家英纳于门下的。从时间上戚在逄之前,从文化水平、工作能力也都是戚本禹略略高于逄先知,但是田家英最信用的人却是逄先知。下乡调查,田总是将逄带在身边;临时离开农村去向中央汇报,田也是带着逄,而将戚本禹扔在哪里一个人包队。这就是引起戚本禹的由嫉而生恨的原因。

就像鬼谷子的两个徒弟孙膑与庞涓,大家都是同门师兄弟,凭什么你鬼谷子将兵法传给师兄不传给我呀?

庞涓始终不会明白自己虽然聪明能干,但人品不好、野心太大,所以鬼谷子老师对这个学生是有保留的。

⒉戚本禹所写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本来就是一块敲门砖,遭到史学界的一片反对,同样也遭到了田家英的反对。而且,田家英一开始还让有关杂志不要登戚的这篇文章。

这样一来,戚本禹对田家英的“仇”就结大了。

所以,对于戚本禹而言,田家英不仅于他有恩,更重要的对他也有仇。

戚本禹报恩还是报仇呢?从他后来的作为来看,他毫不犹豫选择了报仇。

史实不仅有真假之分,也有多样性,也有层次之分,我们读史写史时必需明察秋毫,纤微毕现,千万不能给某类骗子骗了。

【注解】

[1]韩爱晶、周泉缨、沈如槐均为文革名人。韩是文革中五大学生领袖之一,造反派组织“北航红旗”一把手;周是“清华四一四”总部委员,著名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作者,沈是“清华四一四”的一把手。

[2]《清华蒯大富》P406。

[3]“韩老六”,是韩爱晶的外号。这个名字是周立坡著名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的一个恶霸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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