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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能臣:桑弘羊之死

在写过几篇关于汉武帝时代颁行的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的文章后,不断有网友问:你读过《盐铁论》吗?你知道桑弘羊之问吗?没有这些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我们拿什么来“爱国”?于是,我不得不写作这篇《桑弘羊之死》。在帝制时代的中国,没有国家的概念,或者说:朕即国家,天下即朕。所谓“爱国”,爱的即是皇帝和朝廷。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满足皇帝和朝廷一切欲望所需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今天的我们早已经明白,国家不等同于皇帝,不等同于某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如果我们把“朕即国家,天下即朕”中的“朕”换作“人民”,那么“人民即国家,天下即人民”;如果我们对个体生命本身抱有最基本的尊重和怜悯,再来看困扰中国两千多年的“桑弘羊之问”,会发现,这原本是个伪命题。

公元前81年,即汉昭帝始元六年2月,汉王朝召开了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会议——盐铁会议。《汉书·昭帝纪》这样记录:“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

中国历史上的盐铁专营始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这一年,汉武帝下令将全国各地的煮盐、冶铁全部收归政府管理,收入用以补充赋税。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又在全国推行均输、平准法。所谓均输,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统购统销;平准,则相当于物价管制。均输和平准法的实行,在汉王朝建立起了一个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国营商业网络。

汉武帝为政的54年,是一个对外战争异常频繁的时代,史载有用兵的年份就有三十多年。规模浩大的对外战争将汉初七十年所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消耗一空。为了继续打仗,汉武帝必须想方设法将民间的财富收归己有。于是,在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聚敛之臣”,桑弘羊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

在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时,桑弘羊即参与了政策的制定;颁布平准均输法时,桑弘羊已是大农丞(财政部长助理);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被汉武帝擢升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财政部长),从此,掌管汉王朝的财政长达23年。

昭帝时期,霍光辅政,召开盐铁会议。这是一次关于国计民生的大辩论,就应不应该继续施行汉武帝时代的盐铁专营,桑弘羊可谓舌战群儒。

儒生们的观点很明确,盐铁专营、平准均输乃是与民争利,直接导致民间经济的萧条;而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和经营也存在弊端,偷工减料导致产品质量低劣,以致生产出来的农具“割草不痛”,根本没法用于生产;统购统销的结果却是官商垄断,形成权贵经济,本应价低时收购,价高时抛出,结果官商为牟私利,往往反其道行之……

面对儒生们的咄咄逼人,桑弘羊最后抛出了一个困扰中国的千古难题,即所谓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来?国家的财政收入又从哪里得?

今天再看《盐铁论》,我们不禁叹息,面对桑弘羊的千古之问,统治了中国思想两千多年的儒家居然一筹莫展,除了满口的“仁义道德”,根本拿不出任何具体的可以真正解决问题的经济措施。

就连颇有民本思想,对民间商业热情褒扬的司马迁在《平准书》中也不得不承认,盐铁专营、平准均输之后的汉王朝“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真的是完全不用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而国库又得到了充实,皇帝又有大把的钱可以用于开疆拓土、耀武扬威了吗?

汉武帝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彻底打破了自汉初以来,建立在相对宽松自由基础上的经济繁荣局面,整个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商者少,物贵”。更兼颁布《告缗令》,强行向全国的有产者征收财产税,导致整个中产阶层被悉数消灭。

所以,汉武帝执政后半段的汉王朝,是一个除了权贵阶层之外,整个社会共同贫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极其孱弱,完全无法抵御任何自然灾害的出现。从公元前115年开始,到汉武帝去世,由于水灾、旱灾、蝗灾的轮番袭击,《汉书》中人民因为各种灾害而大量死亡,甚至“人相食”的记录,不绝如缕。

再回到桑弘羊困扰中国的千古之问上。其实,我们不妨先问另一个问题:汉武帝执政后半段,导致这一系列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出台的前提——北击匈奴的连年战争,是否都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否都是有必要的?

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领5万精骑出击匈奴,取得重大胜利,使得匈奴十余年再无南下之力。这一年,汉武帝38岁。以后,直到70岁去世,他从未停止对匈奴的大规模进攻。但这些战争,汉军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大败而归,从未尝胜迹。导致匈奴单于在公元前89年甚至给汉武帝写了一封极其傲慢的信,开列了一份昂贵的清单,以承诺恢复和汉王朝的和亲关系。

如果是共赴国难,以举国之力支持国家抵御外敌固然无可厚非。但公元前119年之后的汉王朝显然不是这样,它更像是一部将全体国民、整个国家强行捆绑,却毫无制动机制的战车。

盐铁会议之后的第二年,桑弘羊便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霍光以谋反的罪名诛杀。

桑弘羊虽然死了,但他的经济政策却顽强地活了下去。盐铁会议之后,盐铁官营并未取消,仅仅废黜了酒的官营。汉元帝时,曾罢盐铁官,但仅仅三年就恢复。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其实比桑弘羊之问更需要我们解答的问题,也许是:在打造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之后,我们拿什么来约束这台机器的驾驭者——皇帝,让他所作所为真正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而非出于一己之欲而为所欲为?

这个问题,儒家给不出答案,两千年的帝制中国也终究没能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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